作者:张真宜
整理架上藏书,一张已略发黄的全国通用粮票跳入眼帘。我的思绪被牵回到也许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票证时代。有人粗略统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购物票证多逾百种。当时有人感叹:“除了买书店中的红宝书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了。”
定人定量发票证。有了票证也不见得就能买到物品,因票证上的定额经常多于商店中货物的存量。这时就只好看票兴叹了。
当然免票供给的东西也有一些,但往往未出现在商店摆卖之前就从“后门”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捷足先登者才能买得到,这就使排长龙购物成了当时城市中一道并不靓丽的风景线。
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曾经碰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有次上街,看到一家商店门口人们在排队,他想,有免票供应东西的机会,不要错过,买回去再说,就跟着排起队来。好不容易轮到他时,才看到商店门口几个不大醒目的字:本货只供应女同志。这时他才注意到排长龙的都是女同志,只好红着脸走开了。
当时,我在天津工作,天津是直辖市,免票供应的东西多一些。1967年的春节将至,听说南方有肉票也很难买到猪肉。我买了几斤咸猪肉和粉肠(都是免票),装钉在一严密的木箱子里,寄回老家。当家里接到木箱打开时,粉肠已全坏掉了。从此,我每次回家,往返都是尽量多带些南北紧缺的物品。有人说我成了“运输工具”,我无可奈何地苦笑。有次“运输工具”出了问题。战友们在我探家之前,凑了些肥皂票、油票、香烟票给我。我买了这些东西和其他一些物品,装了满满两提包,高高兴兴地乘上南下的列车,没想到在广州站出站口被人一挤,提包掉地,一瓶香油破碎,把提包里的物品都浸透了。到家时,香烟是不能抽了,衣服用开水泡,用肥皂多次洗,但几年后穿这些衣服时,还可闻到香油味。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弄到一张证,为相隔200多公里外的妻子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打算晚上乘长途汽车送去,但磨破嘴皮,车站就是不让自行车随车走,办托运手续也不行,说要随车走就要化整为零,拆散包装好。夜已深,车将开,拆散包装已来不及。一气之下,我骑上自行车,沿着津保公路,披星戴月,直奔白洋淀。累了就在路旁歇一会儿,困得没办法推着车走一走,在路边小店买窝窝头和大碗茶充饥解渴。15个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其时是1968年,津保一带武斗正激烈。过后思之,仍心有余悸。
1978年底我转业到广东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因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元气大伤,面临崩溃边缘,市场供应仍很紧张,票证时代远未结束。我到某学校作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中午在该校饭堂吃饭,该校从付给的10元课酬中,扣除2元餐费外,还要我缴4两粮票。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改革的曙光已略见端倪,一些极“左”的口号,如“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已被停止,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开始松动。我所在单位利用地处郊区的有利条件,养猪、养鱼,种植甘蔗、番薯等。员工们利用节假日和早晚时间,开荒种菜、养鸡。在市场萧条、各种副食品仍需凭票供应的情况下,人们过着部分食品自给自足的生活,享受着地道的本地鸡和没有污染的蔬菜,已觉得不错了。我家的业余种养,除了满足自己需求外,还经常送些给住在市里的老乡。
斗转星移,短暂的票证时代早已结束,面对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促销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不愿意也不允许历史重演。也许,这就是保留这张已经发黄的粮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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