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1）
从印度文明的堕落看朱熹理学
一次单位组织的在武夷山的疗养，使我走近了朱熹。这几日享受着山间清纯的空气，在绿木和流水间留连。
忽一日走到一个花圃，不免大发雅兴，寻觅我所珍爱的兰花，只是索然而归。不料归途上却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所在，平坦的草坪，或立或臥的翁仲，我意识到这里必定有古迹可寻，抬头看去，正是一个宏伟的所在。于是我走进了武夷精舍，感受了朱熹理学的熏陶。
近代中国人对朱熹有许多的误解，我亦不能免俗，这次接触产生了一种质疑，而真正促使我思考朱熹理学，又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
和近代读书人一样，我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祖国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中国的发展倍受他人的刁难，先有"银河"号事件，再有台湾海峽双航母事件，后有南斯拉夫炸馆事件。。。。
当有了电脑，闲暇之际不免将一种愤慨流露于指间，于是有了《统一之战，我们准备好了吗？》、《舰阵出洋》等文章出手，算是名噪一时了。当然，因为兴趣所在，也常常在文化中寻觅中国衰弱的原因。是偶然，也是必然，我进入了印度文明，而且从印度文明的堕落出发，又继续探索蒙元治下，中华文明得以传续的原因，我再一次走近了朱熹。
以下的文章摘自壶公评论：《在喜马拉雅山南麓》：
在《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及其文明》一节中我写到：
"唐僧从长安出发，如果西游，取回来的应该是《古兰经》。其实名为玄奘的大和尚去的是天竺。公元7世纪，他跨过通天河，爬过横断山脉，进入西南的丝绸之路，消失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茂密的丛林中。
佛教自唐后尤盛，与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三教。儒为经世之学，道为循世之理，佛则以济世渡人。于是佛、儒、道并立于世，佛为民所期，竟然得而冠之。其实三者互为融合，中国的佛早巳不是印度的佛了。实际上印度的主流文化并不是佛，玄奘大和尚去的时候，正值代表民众利益的佛向主管神权的婆罗门教挑战。玄奘也算有识之士，为中国文化取来的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精华。"
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对的唐僧取经的路径了解有误，唐僧是从现在的阿富汗进入印度的，这一点在我后来写《悲怆巴米扬》时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唐僧就去过巴米扬城，瞻仰过巴米扬大佛。
我写到："印度民族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来自中亚、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可怕之处是彻底改变了印度的原始文明。雅利安人建立并实行了3000年之久的种姓制度，使印度土著成了几千年的奴隶，至今难以脱身。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
"种姓"这个词包含了印地语中的两个概念："瓦尔那"（肤色）和"阇提"（出身）。两个概念实际上是种姓制度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瓦尔那"制度的形成：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自称"雅利安瓦尔那"，而将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原住民称为"达萨瓦尔那"。在四大种姓中，主管神权的婆罗门、主管政权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为仆役的首陀罗则是被征服的土著（达罗毗荼人），贱民的产生则稍晚于此。到公元前7世纪，瓦尔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统治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基本确立。
"阇提"制度的形成：公元前6世纪，以瓦尔那制度为基础的婆罗门教，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强力挑战。统治印度的希腊人阿育王鼓吹佛教。此后的贵霜帝国和南印一些小国的统治者也崇奉佛教。但是，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瓦尔那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首陀罗和贱民仍然是受压迫的。当瓦尔那制度有所松动时，另一种更严密的种姓体系--"阇提"制度建立起来了。阇提是从瓦尔那的基础上产生的，阇提制度力图将社会分工通过血缘、姻亲等关系固定下来，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必须从事同一种职业，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人们又把自己关进了阇提制度的囚笼里，受到更严厉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与瓦尔那相比，阇提摆脱了种族的理念，社会意义很强，所以它和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更有生命力。"
我写到："印度教种姓制度坚如磐石，维系着印度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点：
1、种姓制度和宗教密不可分：瓦尔那作为吠陀教、婆罗门教的基础教义，在宗教意义上确定了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瓦尔那制度相当稳固，主要是因为它和宗教紧密结合。不仅在肉体上统治被压迫者，更从精神上摧毁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
2、外族的占领和统治：在雅利安人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或大部。种姓制度像一副枷锁，限制着印度政治经济的统一，使印度人在外敌面前无法形成凝聚力；种姓制度让这个民族驯服于侵略者，如果没有种姓制度，政府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也无法收税。于是种姓制度就作为被征服者的文明得到征服者的尊重和维护。"
我问到："印度人民能否摧毁种姓制度以寻求自身的解放？"
这个答案在旁观者的我们看来是凄惨的，一个文明失落的民族难以自拔。
我写到："现代的印度宪法已经明确废止了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还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的思想深处，是印度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印度社会存在的基础。一个跪惯了的民族难以站立。亡国是什么滋味？对于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来说，国家就是牢狱。印度3000年的历史就是如此，种姓制度就是牢狱。"
我不免自问，我们中国人又怎么啦？这一时刻我为我们伟大的文明自豪：
我写到："和中国相比较，中华文明始终是一个强势文明，而印度文明只是一个被征服者的文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一些例子中看出：
公元1271，中国北方的蒙古族进入中原。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开始并不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他们甚至把大量的农田变为牧场。元朝廷把境内的子民分为四等，第一是蒙古人，第二是色目人（中亚人），第三是汉人（北方人），第四是南人（南方人）。把职业的等级分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汉人实为亡国奴。这种等级的区分和种姓制度又有什么区别？
"但是汉族在文化上却从来不曾丧失尊严，它的自信和优势从不动摇。蒙古人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汉民族，其帝国也只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不久忽必烈也接受了汉化政策。但，这还不能改变元帝国的命运，它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到百年即寿终正寝。"
我写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儒教，在南宋国难频仍的时期产生了程朱理学。后人看到程朱理学的严峻，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正是这个严峻的学说整合了民众，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复兴。
印度没有这样文明。这就决定了它只有接受屈辱和奴役。文明的差别也因此决定了：面对19世纪的西方的侵略，印度成为殖民地，而中国却支撑住了自己的国体。毫无疑问，这个根本性的原因也必然决定中、印两国未来的走向。"
从此后，我对朱熹理学有了一个探讨的热情，逐渐地有了一种敬仰，现在，打算作为《心路――读岳阳楼记》的第二部分记录进我的文稿。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2）
重发序：
这一篇文章写于04年，是爱国情怀的表达，所以儒学界朋友以为写得粗糙，以我今天的角度看，也确实如此。但是，文章所表达的爱国激情却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赞同，特别是从香火传承－－也就是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对朱熹理学的肯定是一种新的观点。所以有许多网友转这个帖，甚至出现在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的网站上，最近在百度吧上又有两个全文转帖。对于朱熹理学的讨论，是我的“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所要阐述的重点，所以再录于此。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谈一点我对程朱理学的理解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说起中华民族的栋梁钱伟长，无人不晓。他的身后站着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人物――他的叔叔、引路人，著名的教育家、史学
朱熹其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字元晦，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婺源县城人。淳熙（1181）八年十二月，朱熹不畏权奸，连续上书十次弹劾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终于罢免了唐仲友。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
朱熹继承北宋二程的思想，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两本书――《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为他奠定儒学一代宗师的地位。
《孟子集注》为儒家的第二圣人－－孟子，确立了地位。主张“民重君轻” 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孟子》共七篇，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使之身价倍增，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是一部经典注本。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朱熹所处的时代――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任何一个理念的产生和它所处的时代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朝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朝代。真正推崇儒家的是宋朝。推论其原因：残唐、五代割据的局面到宋终于归于统一。赵匡胤（927――976，在位17年）在《咏初日》诗中写到：“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在这种欢快的心情之下，宋的统治者选择了儒教作为治国之策。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儒教的地位之高。儒教是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社会在思想、方法上必然的选择，儒教也为宋带来空前的繁荣。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巅峰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
政治上，必须加强集权，削除藩镇。没有稳定，一事不成，宋太祖深明此理。建隆二年七月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酒酣耳热之际，说道：“我是靠你们出力，到了这个地位，感念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为难了，我彻夜难眠，不敢安枕。”石守信等人惊问其故，宋太祖说“这很明白，皇位谁不想要？”石守信等人听了大吃一惊，忙顿首曰：“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你们部下却想要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等纷纷上表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千古佳话。它本身就说明了战乱之后，人心思定的大众心态。也体现了赵匡胤不同于列朝杀功臣的仁慈之心。
宋朝政治清明，没有历史上的外戚、太监、权臣、
到了宋朝中叶（1023――1100年），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统治阶层又发起了两次较大的改革。即范中淹――欧阳修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即出自范中淹笔下，可见当时政治之清明。
政治清明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朝廷废除了苛捐杂税，鼓励农耕，结束了“五代”时期的“田园荒尽”的惨状。诗人滕白在《观稻》一诗中唱到：“稻穗登场谷滿车，家家鸡犬更桑麻。”一派富足的景象。工商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即使偏安江南的南宋，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小天下。
宋朝在文化、艺术和科技等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流传至今的有影响力的许多风俗习惯，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宋朝。与之前、之后的朝代相比，宋人相当重视技术发展。从太祖赵匡胤始，
宋的繁荣正是以承续前期儒学而形成的道学或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柳开《应责》），说明了这种承续性。所谓理学，就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是在两次变法之后走上独尊的道路，它是各种儒家学派争论后的胜利者，是经历实践考验后，唯一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理学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产物。
理学在反腐败和爱国主义的氛围中升华，为宋及其后的社会传续着中华文明。
对于封建制度来说，大治必然导致大乱的反命题也是成立的――至少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在大治和大乱之间，有一个政权腐败的时期。北宋后叶、南宋的部份时期正是在战乱和腐败的状态下度过。
宋的败亡：宋的统治者犯二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军事上的软弱和外交上的失误。
宋朝的军事力量太弱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宋朝的特点就是重文轻武。其后，统一中国的宋太宗赵光义，未能打败契丹收复燕云十六州。宋的继承人遵循了赵匡胤开明和宽容的政策，宋真宗在宋军射杀辽军统帅后，却签下了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澶渊之盟”。
外交的失误是宋亡国的第二个原因：是面对强大的契丹帝国，北宋的统治者勾结女真人打契丹。结果契丹是灭亡了，北宋也被女真人消灭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南宋，蒙古攻打金，南宋又助蒙古，金亡后宋也灭亡了。
宋亡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体制的盛衰使然。北宋末，昏君徽宗赵佶上台。徽宗能绘画，尤喜好花石。继位后大兴土木，迷信道教，不理朝政。他的下场是与子宋钦宗被金俘获。另一个昏君赵构立南宋，苟安江南。他任用、宠信奸佞小人，尤其是奸臣秦桧。为议和杀害了岳飞。其后，宋孝宗（赵眘）继位。此时金国内部政变，无力南侵。南宋则习于偏安，无心北代。
当政者昏庸，政治腐败，山河破碎。北宋末、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爱国情怀随着时局的演变愈来愈激切。靖康之变后，知识者发出的悲愤之声成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文学的主基调，也是汉、唐文学没有的现象。朱熹、岳飞、辛弃疾和陆游都是那个时期的爱国知识者。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室无人。
―――《金错刀行》陆游。
由于陆游诗中“言恢复者十之五六”（清－赵翼语）受到投降派的打击，朱熹极为愤慨，写下“恐不合作此好诗，罸令不得作好官也。”。朱熹批判没有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们的苟且偷生、逃避现实。他写到“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称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语类》卷109）”。一代爱国者在忧患中互相激励。
陆游的诗作感情激昂，气慨宏伟，至今读之，仍如闻黄钟大吕。辛弃疾、陆游的诗詞交相辉映，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岳飞的爱国形象卓然史册，正是宋代爱国仕人张扬的结果。如果说辛弃疾、陆游、岳飞是果，其因就是理学。后人诟病岳飞是“愚忠”，是程朱理学的牺牲品。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南宋维持了150年，不象后唐藩镇割据，不象“五代”祸乱丛生，不象南明分崩离析，就是因为程朱理学处在新生状态，为国家凝聚了不散的人心，岳飞的“愚忠”只是一个典型。程朱理学的＂禁锢性＂其实就是社会成员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力量，有什么可值得置疑的？有论者以为，理学压抑人性，约束思想。此话不对。理学最盛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是中国最具有学术自由时期之一。把封建统治者的对社会禁锢的责任推到理学头上，可算是和尚不善，怨及袈袈了。
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这个“衰微”的责任在于宋之后列朝列代的封建专制越演越烈。元朝是喇嘛教与理学并列；清朝表面上尊儒，实际上对儒者的打击也算是无孔不入；即使是汉人的皇帝朱元璋，以朱熹为同宗而自豪，但是他对理学推崇的孟子的民主观念却异常反感，声称：如果孟子活在现在，就把他捉来杀了。元、明、清三朝推行的是被阉割的理学，被阉割的部分就是“民重君轻”的理念。
这其间，理学维系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即使在北方少数民族不承认甚至扼杀儒教的时候，理学仍然顽强地在民间存在，并最终促使统治者的承认。如果没有理学，中国的文化很可能被喇嘛教或萨滿教所复盖，印度的种姓制度完全可以在中国再现。
在真正的被阉割者――宦官集团横行的时候，潜心理学的士子们保持着他们高傲的情操和热切的爱国情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个对联被成为*人的邓拓收在他的《燕山夜话》里，在文革中受到严厉的批判，也因此传播民间，也是鄙人认识理学的初始。
正是因为先有专制的禁锢，才有“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约束思想”。理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对五代十国的“子杀夫”，“臣篡位”，仁义道德沦丧，礼义廉耻荒废的一个修正，是时代的进步。以儒教纲常为核心建立的伦理道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的体现，也是它集合民族的力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今天讨论程朱理学的意义
讨论程朱理学，是肯定它的历史地位，籍此了解中华文明。程朱理学影响如此之大，有其合理性；当现实发生巨大的改变，程朱理学的合理性也就逐渐消失了。但是有两点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1、理学推崇的孟子的“民主观念”，它告诉我们，民主并非舶来品。在古代的中国，儒家民主不同层度地存在于各个朝代，在宋代达到顶峰，带来社会的繁荣；2、理学为混乱的社会制定了秩序――礼教，在当时的社会，为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深刻的影响。如果把这二者合并在一起，就是古代版的“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分开来，都容易走向自己的极端，造成社会的混乱。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程朱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现代人的一个参照。不过，这是一个大主题，不是本帖能够完成的，只能点到为止。还是继续谈朱熹和和他的书院：
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有一个“白鹿洞书院”，是宋代最高学府,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武夷山下有一个朱熹书院。在青山绿水之间，回廊大厅围绕在一个百丈见方的天井边上，四处陈列着朱熹讲学及其理念产生和传播的种种史实。参观者犹如一叶扁舟摇曵其间，感受着大海的辽阔。书院的部分是一个平整的草地，据说是当年学生们讨论问题的地方，厕身其间，似乎还可以感觉到争论的激烈和求知的欢乐。
据报道，浙江省不少父母，从年初一到年初七，都带着子女到南宋大学者朱熹两度讲学的江南第一书院“桐江书院”，听一个扮演
朱熹的理念影响悠远，因为它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朱熹传承了中华民族的香火，我们今天讨论理学，也是为了把香火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止。
壶公评论写于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3）
武夷精舍随想
武夷精舍居山之阳，闽水位其南，国道西侧。过一个乡间小镇入山，忽豁然开朗，千年文明在焉。
清代理学家李光地专程拜访武夷山，他仰望着朱子祠，感受着"学达性天"（1），肃然起敬之余赋诗曰：
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 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
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 飘风当
一）碧水丹山，人杰地灵。
《宋史》载：
宋袁州太守张栻谓王阮：“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2）
王阮，江州人。曾祖、祖、父、皆有功于国家。阮少好学，尚气节。常自称将种，辞辩奋发，四坐莫能屈，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奸相韩侂胄宿闻阮名，特命入奏，将诱以美官，夜遣密客诣阮，阮不答，侂胄闻之大怒。阮归隐庐山，尽弃人间事，从容觞咏而已。朱熹尝惜其才气术略过人，而留滞不偶云。
对于笔者而言，张栻语是后话，也没有王阮的辞辩奋发之慨，去武夷山的目的只是为了游玩。
这是一个季节雨水丰沛，对于笔者的家乡而言尤其是如此。一行人欣欣然上路了，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发现车子停住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前面就是气势汹汹、浊浪滾滾的溪水。“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好象也是一类格言，如果碰到的是暴涨的、大溪的水，估计没有人敢这样冷嘲热讽了。最好记住孔子的教导：“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3）领队的是一个酣睡的酒鬼，于是同事们成了“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
这一个午后，我们翻越了一派山无野径的所在，领略了绿林野趣，也领教了淳朴民风，它成了我后来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逍遥武夷，讲这一次探险，讲这一个异境，讲圣人朱熹。
武夷精舍并非孤标自尝，之所在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除了朱熹，武夷山还出了一个多栖明星柳永。柳永乃北宋武夷山人是也，与朱熹的道貌岸然不同，柳永放荡不羁，是出入勾栏瓦肆的词人。二人对生身之地钟爱有加，柳永咏《题中峰寺》、《巫山一段云》；朱熹作《九曲棹歌》、《天柱峰》。本是奇峰异水，更得名人佳作点缀其间，武夷何幸，邀天之宠如此。
武夷山景区在原来的崇安县，属南平市。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古人的武夷山是一个泛称，还包含另一个大的区域即现在的三明市，基本上涵盖了闽西北的大部。这一带不仅仅是哺育八闽的水源地，更主要的是闽学之源，整个福建都受其滋养。当然超越武夷山，以朱熹理学为主的闽学是继孔子之学而光大发扬的又一里程牌。如果考虑到福建作为中国海洋第一省的地位，考虑到朱熹理学、妈祖信仰、李贽、严复之学的特点，及其对海外的影响，朱熹理学又超越孔子学说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主导。在人类社会进入海洋时代的现代，朱熹理学的意义超越了中国文化系列中的其他学说。当笔者徘徊于武夷精舍的回廊中，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启示。
山间的休养自然清闲，根据安排，上午戏于山水，其他的时间尽可以逍遥自在。刚好同室也是个棋迷，于是昼夜敖战于方寸，渐渐地聚集了众多的观战者、邀战者，一时间闹市一般。兴奋之余，却也更留恋于这奇绝的山水。
武夷山是一派奇山，承载着奇峰异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也承载着悠久的历史。1999年12月武夷山旅游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23处、中国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之一。
作为风景区，武夷山享"碧水丹山"之誉，其山水如芙蓉出于清水，自天然而去雕饰。山不高泛其磅礴之势，大王峰、天游峰慨然而立；水不深逞其妖娆之姿，九曲溪尽述柳暗花明之幽深；丹崖群峰相对出，流水之闲，36奇峰、99峗岩集于大王旗下，苍然欲拔，如万马呼啸，奔踊腾跃。
作为历史古迹，这里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由于人们关心台湾问题，闽台说流行，不过闽台说只是闽文化的向外发展中很小的一部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南岛语族研究的专家，在其著作中称：“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一部分。。。照目前的材料来看，这批材料的地理范围集中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
考古证明，远古时代古闽族、古越族人就在武夷山繁衍生息，其首领名
地即灵矣，人亦杰，此处乃诞生圣人之所。读史留连，徜徉于奇山秀水之间，其中的乐趣非文笔可述，这是笔者在武夷精舍前的林木间徘徊时真实的感觉。
从溪岸走过，导游在一个大石头下告诉我们，有一个道士趟过溪水，就在上面晒鞋。仰视高高的石顶，刚刚转过九曲溪的我们一脸倦怠，谁也没有兴趣穷究神迹。后来看到自己在九曲溪竹筏上的照片，坐在竹躺椅上，戴着一个上一次出差买来的巴拿马帽，畅怀大笑，朋友们都说活现一个南霸天。呵，武夷山水足以让身临其境的人们个个成仙。
作者：壶公评论06-11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4）
武夷精舍随想(二）寻兰深处是朱熹
槐连柯落青云路，有鹊何枝漫漫啼？
幽涧觅香荒草密，寻兰深处是朱熹。
――壶公评论《寻兰》
笔者爱兰花之清雅，几位兰花迷常有深山寻兰之举。福建产兰花，尤其以闽西北为多，称建兰。或盛开于夏称夏兰，莛多花又称夏蕙；或花出金秋而称秋兰亦名秋蕙；有年中次第开花者则称四季兰；据说曾经由徐福携带至日本的骏河，故称骏河兰（1）。花多色雅，清香萦绕，素心兰如淡泊君子，彩心兰如窈窕淑女，自逞天姿国色。
武夷山在闽北，既然怪石飞瀑流泉，自然野林茶香兰韵。武夷山属于热带生态气候，雨水充沛，草类树种繁多，据说武夷山兰花有209个品种。就在我们经常在饭后漫步的小道旁，与我们依傍的就是双竿竹、方竹，还可以欣赏山民盆栽的建兰。
建兰轩昂挺秀、一派英姿，荒草丛中别有一种气势，寻兰多了也自有一套经验，远远望去果然是君子好逑，不免心花怒放。寻兰本身就是一种野趣，与购兰植兰相比别有意味。山间漫游，笔者必定在坡间溪畔四处寻望，可惜武夷山没有给我机会，如果不是后来找到了武夷精舍，此行也就难免遗憾了。
武夷精舍建于淳熙十年（1183年）。淳熙九年，朱熹因为办了社仓被认为长于救灾，得宰相王淮推荐官任提举浙东赈济灾民，可惜一身正气的朱老夫子不识人情世故，在这一年“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同月，毁秦桧祠。”（2）因此得罪了唐仲友姻亲王淮，遭到弹劾，“八月，除直徽猷阁，辞，不允。差江西提点刑狱，辞。诏与江东提刑梁总，两易其任，再辞。十一月，力辞新任职名，仍请祠。”本来淡泊于官场的老夫子再一次看透了官场的黑暗，所以一辞再辞，还是回去当他的清贫的祠官了，即“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这一下有了闲工夫，看着他筹建的武夷精舍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落成。
此后四年朱熹专心致志地在武夷精舍讲学授徒，并且在“（1183年）五月，订本宗族谱成”、“ （1186年）三月，《易学启蒙》成”、“八月，《孝经刊误》成”、“（1187年）三月，编次《小学书》成。”、“（1189年）二月，《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成。”等等。这期间，虽然皇帝老想着他，但是他一再推辞官职，终于编了许多好书，使我们现在觉得他是个圣人。对于朱熹而言，当官确实是一个资源性的浪费。
这几年，朱熹还在武夷精舍等处与陆九龄、陆九渊以及浙江永康学派的陈亮展开学术上的讨论，对于义理作了更深入的斟酌。后人记曰“朱熹尝言，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3）武夷精舍从它建成之日，即留存于淡泊名利而精益学术的氛围之中。
武夷精舍是出名了，以至于出了不少品牌，例如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等等。不过这些名字倒也承载着武夷精舍的历史。庆元 二年（1196年），韩侂胄为相，胡弦、沈继祖诬朱学为“伪学”，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史称“庆元党案”。朱熹因此流离民间。庆元 六年（1200年），七十一岁。正月初九日午时朱熹卒于建阳考亭。直至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诏赐谥“文”，复称朱文公。 宝元年（1253年），理宗亲书“南溪书院”匾额置于朱熹诞生地尤溪。大约就在此事后，武夷精舍扩建为紫阳书院，官府更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
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干、蔡元定、刘火仑、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又辟地百余丈，建设楼房堂斋，绕以围垣，竖立牌坊，挂匾曰“武夷书院”。（4）。以后朝代又各有修缮，因此现代仍然保有宏伟的气势。
笔者寻找兰花有了这个伟大的发现，当然这个“伟大”指的是对笔者本身的意义；而“发现”却有独到之处，因为一起前往的几个同伴很快地散去，只有笔者浸润其中迷不知返，以至于把那些古书看得认真，那些坊间的空气也让笔者感受出清香，胜似淳厚的幽兰之气。
武夷精舍包括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据说，构筑武夷精舍的计划应该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秋高气爽之日，朱熹与其妹夫刘彦集沿九曲溪渐渐行来，只见武夷山上紫阳高照，隐屏峰间祥云缭绕，一股灵感直上心头：“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
武夷精舍建成了，其布局大致是：仁智堂有房三间位于两麓之中；隐求室是主居位于堂左，止宿寮为客居位于堂右。累石为门曰石门坞，锁定左麓幽深之坞口，坞内房屋名为观善斋，是学者的群居之所；石门西边一间名为寒栖馆，以供道流居住；观善斋前有晚对亭和铁笛亭以备书生流连。而“武夷精舍”的横匾则悬于寒栖馆外。
空旷的建筑中，参观者了了无几，笔者最喜欢的是精舍前的那一片空地，好象看到三三俩俩的学生们，在课余争论而滔滔不绝的场景。张开双手，徘徊其中，难得这么一个独享道理的时机。。。缓缓看去已近中午，为了午饭只好告别，只不知道何时再来。后来读到精舍甫成，朱熹的朋友历史学家袁枢贺诗（5）：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诗人陆游赋诗祝贺（6）：
先生结屋缘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我老正须闲处看，白云一半肯分无。
隐屏峰下，平林渡边，九曲溪畔，有此巨观，为武夷山添加圣人的光环。中国理学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集大成者为闽学也。闽学为何？笔者最为喜欢的是宋人陈韡的一首诗：
浮世何尝有定居，惬情便可著茅庐。久知名利为韁锁，爱此溪山似画图。
种菊疎篱慕陶令，栽梅浅水学林逋。只须此地延风月，休问君王乞鉴湖。
写出了武夷精舍的环境和精神，也说出了朱熹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5）
朱熹的师承
宋史载：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
二记：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又记：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程颢及弟颐。。。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再记：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1）
四千年文明，来归朱熹。对于这一历程，现代著名学者、朱学专家蔡尚思评：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他谱诗曰："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而有现代朱子之称的钱穆评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2）观朱熹理学及其影响，此类评论不为过。
宋代学术的平和为理学创造了生成的环境，历史的积淀为闽学的独帜高标奠定了基础。朱熹光大闽学，他生于闽，长于闽，受教于闽，成就于闽，称朱熹理学为闽学，成因于此。当笔者在武夷精舍中了解各类文献，对于闽学形成的路径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一)五夫里人――朱熹之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
朱松对其子的期望后来体现于实际的规划中。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宋代的仕人都有很深民族主义情结，即以朱松而言，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热烈的抗金主义者。朱松临终，嘱妻儿投奔武夷山麓 “五夫里” 的刘子羽。宋史记：“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子羽与弟子翚笃教之，异时卒为大儒云。”（4）刘子羽与朱松交谊深厚，五夫里的刘氏家族就是一个抗金世家。
在武夷山的日子里，几个同伴也趁机游览了朱熹生活过的崇安县城。所谓崇安县城，相对沿海的县城只能算是一个小镇的规模，曲曲弯弯走来，几个小店，几个小作坊，几个乡间的集市，不知不觉中走到头了，印象中只有狭窄和潮湿的路街，平和与娴静的人们。后来读了一些游人关于朱熹出生和成长之地“五夫里”的游记，大多也是以安闲的乡村喻之。朱熹留于家乡的是淳厚的教化、淳朴的民风。而乡间的萧条大约和后来朱熹受到的冷落有关，于是有人看出其中的盛衰之势，不过乡民却也安之若素。即以笔者而言，也有别于尘世的感觉。过后几年，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了，奇山异水引发世人的兴趣。当然，如果朱熹再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果朱熹理学能得社会的认同和弘扬，则不仅仅有益于中国，对全人类都是福音。中国文化是不能至朱熹理学而斩的。
朱熹理学有三个基本的特点：正义；哲理；文化传承。探讨朱熹，中国文化自孔子之后的一千年间逐渐衰微，至宋代这样一个思考的时代，产生突变是必然的；宋代的思考于朱熹处集大成却有偶然的因素，正如上文所述，朱熹生存的武夷山间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还在于期间的中原板荡，这里有世外桃源的宁静。如果说后来的
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既然风云际会，自然龙腾九霄。探讨朱熹，笔者尤其关注朱熹的师承。朱熹的师承实际上包含两大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体系：其一，五夫里刘氏家族；其二，李侗所代表的理学学派。实际上又包括两个基本内容：爱国主义和民生意识；佛、儒、道文化。
“五夫里”刘氏家族是朱松托孤之处，刘子羽是朱松托孤之人。关于闽西北，上世纪50年代前往那里建设鹰厦铁路的父兄，告诉我们的常常是一个荒凉和草莽的印象。但是，“五夫里”有刘氏家族与胡氏家族，在中国史上也可以称为望族，他们的业绩不下于后来发生在这一地域的红军成就。读史之余，不免惊讶，感动于这一片土地承载的奉献于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
刘子羽何许人也？《少傅刘公墓志》等书载：“刘子羽（1097－1146年），字彦修，崇安人。徽宗宣和中父韐帅浙东，佐父主管机宜文字，以破方腊功，入为太府簿。后随父帅真定，以抗金知名。”（5）
在抵抗外敌的功绩上，刘子羽的亮点颇多，宋史记：
“韐守真定，子羽辟从。会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6 ）；
又：“金人乘胜而前。。人情大震。。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复以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诸亡将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金人知有备，引去。”
或：“是冬，金人犯金州。。。子羽焚兴元，退守三泉县，从兵不满三百，与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遗（吴）玠书诀别。玠时在仙人关，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矣。’玠乃间道会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
或：“金人已至，距营十数里。子羽据胡床，坐于垒口。诸将泣告曰：‘此非待制坐处。’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敌寻亦引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忠臣良将屡受奸臣的攻讦，如：“复徽猷阁待制。秦桧风谏官论罢之，复提举太平观。”（7 ）；又：“高宗建炎。。。十一年，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以不附秦桧，十二年罢。”（8）
笔者钦佩先圣风范，其情不能不溢于指端。更为可敬的是刘子羽之父刘韐。
宋史载：刘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进士。。。京城不守，始遣使金营，金人命仆射韩正馆之僧舍。正曰：“
《宋名臣言行录续集》记：刘韐（1067－1127年），字仲偃，崇安人。哲宗元祐九年进士。钦宗靖康元年，充河北、河东宣抚副使，继除京城四壁守御使。京城不守，遣使金营，金人欲用之，不屈，於靖康二年自缢死，年六十一。（11）。
刘氏的另一人物即朱熹之师刘子翚。忙于国事的刘子羽大约没有时间教导故人之子，所以责任落实在弟弟刘子翚身上。宋史记载： “刘子翚，字彦冲，赠太师韐之仲子。。。韐死靖康之难，子翚痛愤，几无以为生，墓三年。”又，“子翚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间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呜咽，或累日而返。”（12）在刘子翚的影响之下，朱熹的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样一个英雄精神的感召之下，在深切的忧国忧民的氛围中成长，也因此铸造了朱熹锵锵如钢铁的正义感。朱熹成就中华文化之传续，其基础奠定于此，或者说没有这样的情结，无论学问多么深厚，无非一学者而已。
朱熹在刘子翚处所得到的学问并非纯粹的儒学或理学。武夷山下的五夫里镇，其时集合着一群名垂青史的文人武士，宋史载：刘子翚“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其中的刘、胡二家都是英杰滿堂。这里的胡氏家族，即大儒胡安国之族，其子胡寅、胡宁、胡宏，侄子胡宪，是早期理学的代表人物。世称五贤。又：“子翚少喜佛氏说，归而读《易》，即涣然有得。其说以为学《易》当先《复》，故以是告熹焉。”
朱熹的早期教育受到佛学的影响，对于他后来集成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始于东汉，佛学以“老子化胡说”进入中国，唐宋间佛学的影响甚广，文人中受到佛学影响甚至转而信仰佛学的大有人在，例如大诗人白居易、苏轼等。虽然道学之宗的韩愈反佛，也只是弃其表而存其质。所以刘子翚等人具有佛学倾向并不奇怪，而朱熹所受到的来自佛学的影响并非无益。事实上，笔者很乐意把这一现象归纳为朱熹思想的一部分构成，当然，是因为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很有意思的是，绍兴十八年19岁的朱熹中举、同年进士及第，但是他所凭籍的学问并不是后来使他独领风骚的理学，而是佛学。朱熹的同年，尤袤（13）之孙尤焴记录：“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刘子翚），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14）这其中的原因或者是“子翚始执丧致羸疾”，也就是说对学生的管教力不从心，更主要的原因是刘子翚自己的佛学倾向。
朱熹后来说到：“。。。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於文定，又好佛老。”这里说到“屏山籍溪”就是朱熹的老师刘子翚和胡宪。他这样评述：“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後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有其师必有其徒，朱熹早期的学业受到佛学的影响显然颇重。后来朱熹承认他中举的文章是以僧人的议论加以发挥的，他回忆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後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15）
后来的朱熹对于佛学态度有了转变，他说：“某常谓，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禅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圣贤之言夹杂了说，都不成个物事。”或曰：“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16）朱熹这里说到的“释氏之说”和“ 昭昭灵灵底禅”大约是一回事，也就是世俗之佛语，与佛学之说有很大的不同。
佛学之于这一代人的影响，即使以理学的宗师周敦颐而言，也已经通晓佛、道，以其精义融合于儒，否定不可能创建理学。佛学中的哲理正好纠正了儒学中的一些含混，使儒学具有了哲学的逻辑性。以笔者的理解，理学高于儒学，如果把理学归纳为儒学系统，它则是继孔学而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事实上，就朱熹个人而言，无论其学说或是行为都受到佛学深刻的影响，例如他后来成为中国书院的奠基人之一，成了中国社仓的创始人，说明在形式和内质上，他都吸收了佛学的特点。宋一代的理学家，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信念方面，都远远优于孔孟之后的儒生们，例如范仲淹、周敦颐、张载、程颢及弟颐等等都可以列为中国史上令人钦敬的楷模。不能不说，他们接受的不仅仅是儒学，更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壶公评论06-11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6）
(二)朱熹的理学师承(1)
走向理学的朱熹：
朱熹在思想上的转变发生在他中了进士并且当官之后，这至少是反驳一些人认为孔夫子只是敲门砖的范例。朱熹回忆：“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
朱熹对李侗的感触是一种感悟，当笔者为了了解朱熹的师承而进入中国宋代理学的谱系，有一种进入奥林匹斯山圣殿的感觉，在这里看到了充满智慧和力量的诸神，包括主神宙斯、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战神阿雷斯，甚至还能够看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和英雄赫拉克里斯。在这里也能邂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诸大家，无论是弗兰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还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或者是康德、黑格尔。。。
中国文化在宋代进入巅峰状态，理学即巅峰之顶。比较于先秦时期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活跃体现于理学的大开大盍，具有深刻的理性，形成严密的逻辑性；比较于“五四”时期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少了文化沉沦后文化人所表现出的愤恨，同时社会相对平静为思想者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宋理学因此避免了“五四”时期的偏激和肤浅。进入宋理学，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3 ）的感慨，也有为后世的沉沦而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忧思。
为了理解朱熹理学，明白其传承及意义，必须追踪朱熹的师承脉络，其主线是李侗－罗从彦－杨时－程颐－周敦颐。这一学派是中国理学的正宗，其中诸贤皆存“浩然正气”者。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化星空的“北宋五子”与“南剑三先生”。
“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是宋理学的创始人。而周敦颐有理学鼻祖之誉。
理学鼻祖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世称之濂溪先生，则因为其建书堂于庐山之麓，有溪水过堂前，故以家乡濂溪为名曰濂溪书堂，后人又称其为濂溪先生，其学派为“濂学”。
周敦颐的一生写照如同他50岁在永州通判官任内寄予族人的自况诗：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水，举著半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
周敦颐的人格：
这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
宋史记载：周敦颐初出道，任南安军司理参军，遇一案件：“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为一囚犯之误判而不惜挂冠以辩，其正义与勇气阅千古而不可得，面对其刚正不阿，顶头上司的“逵悟，囚得免。”（4）周敦颐居官多为司法，其清明受到人们普遍的敬仰。同一时代，诗词与苏轼齐名、政治上荣获元佑党人之美誉的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周敦颐治理郴州和桂阳的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官升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南昌人因此欢呼雀跃：“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5）；
这是一个清廉自持的正人君子：
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有一次得病，朋友潘兴嗣前来探访，“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6）大约是贫下中农的水平。或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食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7）这种清廉自持足以为当今官僚政客的楷模；
这是一个亦官亦儒的仕子：
虽然做官30多年，未改其追求圣人之道的执着。“孔孟而後，千有馀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 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後世无异词焉。”（8）这句“後世无异词焉。”来得并非容易。宋代理学集儒、释、道为一体，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释、道的哲理成分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皮及里，实现质的飞跃。而更为重要的是，拯救三者于庸人们的注释，磨砺其精华，有再造之功。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其学说是后人理解理学的锁钥，也是明白儒学的捷径。
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7）
(二)朱熹的理学师承(2)
周敦颐的学说：
周敦颐为人有仙风道骨之飘逸，其学说脱离儒家之籓篱，与道近，与佛近，得中国文化之真谛。正因此，汉之董仲舒拘束于儒学，唐之韩愈囿于反佛、道，后代儒生虽然追随此二人，其实此二人与周敦颐比，不可同日而语。
周敦颐与道学：
周敦颐受到道家的影响颇深，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即为例证。周敦颐这样写到：“无极而太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9）
周敦颐的“太极图”观不仅仅其说玄妙，且出处亦玄密。程颢死后，其弟程颐题其墓曰“
后人一般认为是太极图“出于希夷，而疑其近於老子之说。”（11）这里的“希夷”即那位认为宋朝当立的陈抟(?～公元989年)，是五代宋初的道学家，自号“扶摇子”，因举进士不第，隐居武当山、华山。因预言有功于宋，宋太宗赐其号为“希夷先生”，宋人尊之宛若神仙。
朱熹认为周子“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当然，这也是推测，没有现代人的科考依据。例如朱熹认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未有也。”其根据是：“《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 ”其实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道家的认同，以为是画蛇添足。不过笔者十分欣赏周敦颐的这个“无极”，如果说“太极”如同斯宾诺沙笔下的对面墙上的影子，虽然清晣却不知其原，那么“无极”就是那个“不知其原”，是庄子“知无涯”的表达。周敦颐之学对老子的理论也是一种完善。
周敦颐与佛学：
周敦颐之学受到佛学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周敦颐筑堂于庐山之麓，一溪流过书堂前，源在庐山“莲花”峰下。因此已有隐居山林之志的周敦颐写成千古名章《爱莲说》，这篇文章在现代中国是作为中学语文流传，其文字的洒脱、寓意的深刻，所寄寓淡泊情怀与高风亮节足以陶冶后世学子的情操。
欣赏“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连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宋代的政治不似后世政治之污浊，人格之独立还可以自为之，人品之清正尚可以自持之，不似后世，佛、道之隐亦无法自外于红尘。莲花有“
周敦颐又称其“濂溪书堂”为“爱莲堂”。庐山是个佛教胜地，也是东晋高憎慧远和《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组建“莲社”的故地，佛经：“如莲花自性开发，譬如真如自引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12）莲花本为佛教之花：“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常乐我净。”可见《爱莲说》与“爱莲堂”一说带有浓重的佛学情结，亦足以证明周敦颐与佛学的因縁。
周敦颐与儒学：
不过，周敦颐的弟子如二程及再传弟子杨时及于朱熹都是以出世情怀入世，所以更多的是保存了周敦颐的儒学倾向。周敦颐的儒学倾向倒也是明白的。例如《通书》曰：“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又：“‘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13 ）都可以算是儒学的内容。宋史载：“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14）
尘世之中的周敦颐以主要的精力投入于儒学的研究与传授，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教育上更是成效斐然。以此论之，虽然理学足以自立，但是其对孔孟之道的传承，既然自外于尘世俗儒而得儒学之精要，不妨以儒学正宗搛弃官儒、腐儒与恶儒，也算是为中国文化提纲挚领了。清人贺瑞麟写到：“或有以得周子精要之所在，而上承洙泗，下启洛闽，绵圣傅於不坠，振道统於中兴。。。”（15）周学对于儒学的意义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肯定。
笔者在思考周子之学的时候，很欣赏周敦颐引导学生学习的“孔颜乐处”。在孔子时代虽然没有佛学，但是和道家的联系还是十分密切的，其时的儒家、道家也不是后世的胡扯，而道与儒的畛域也并不分明。其时的“孔颜乐处”本身就体现了道家的清静自持，即重在出世情怀，儒家的夙愿只是等待经世致用的机会，和后世的猎财富、搏权势不可同日而语。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提倡有二重意义，作为教育方法，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领悟式的教育方式；作为教育宗旨，是在培养独立特行的君子人格。
“孔颜乐处”在宋代的影响显然相当广泛，例如上面提到的诗人黄庭坚，观其评论显然与周敦颐有同气相求之意。作为元佑党人的黄庭坚屡遭贬谪，崇宁三年，黄庭坚到宜州贬所甚至居住无着，棲宿于破败的城头戍楼，然黄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黄庭坚病逝于戍楼，终不易其志也。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又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宋代仕子如黄庭坚者不在少数，即使是激进派的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五年闻周敦颐之名，也特地向他请教，二人“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16）可见周敦颐所倡导的对“孔颜乐处”的追求已经为仕子们普遍认同。
周敦颐的教育思想：
周敦颐的成就在于教育，以其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影响了和培养了许多的学生。中国社会看重周敦颐，主要的原因在于后世的朱熹理学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不是同为理学之宗的邵雍、张载等人可以企及的。
周敦颐为官30多年，“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因为他的声誉““士之从学者甚众”。世人赞曰：“
周敦颐的关于“孔颜乐处”的教育方法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让弟子们死记硬背子曰诗云，而是让弟子们在学习中自己去感受孔子学说的精义，体察圣道的内在的意义，以此启发弟子的道德感和对于高尚品德的向往。宋史载：“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
后来成为理学宗师之一的程颐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程颐有一个名叫侯师圣的弟子，老听不
程颢则回忆：“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其中的“吾与点也”见于《论语》：“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9）典型地说明了孔子模式的学与乐的关系，也是礼与乐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充满乐趣的形态。后世把这些关系扭曲为充满苦涩，甚至成为森严的等级，实在是大谬不然。
潇洒周敦颐：
周敦颐就是这样潇潇洒洒地做人，潇潇洒洒地做事，潇潇洒洒地把他的人品和学问留予后人。后人评周敦颐“以仙翁隐者自诩”（20） “与高僧、僧人跨松梦，蹑雪岭。。。弹琴吟诗，经夜不返。”或“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如同周子诗《题丰都观三首》：
山盘江上虬龙活，殿倚云中洞府深。钦想真风古何在，侣松乔柏共萧森。
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
久厌全全乐静元，俸微尤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在这里探讨周敦颐的人品、学问和教育方法，当然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朱熹理学形成的机理，不过这种探讨予笔者的却是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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