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声木的满清“文化遗民”情结

刘声木对严复的评价：

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比较复杂,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严复属于桐城派,而以刘声木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

严复与晚清民国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有所交往，对严复的两种矛盾的评价观点只能置于新文化的背景中进行分析。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体现了新旧两种文化对严复文章的价值认同,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严复处在一个极其特殊境地是一种超越。

以上作为导言，认识刘声木，也认识满清遗民。

刘声木的满清“文化遗民”情结[①]

刘体信（1878—1959）字述之，后改声木。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三子，光绪末年，分省补用知府，签分山东，每遇实授，辄辞不就。入民国后，一意著述。1950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刘氏勤于笔耕，除撰有《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续补汇刻书目》、《续补寰宇访碑录》等著作外，有《苌楚斋随笔》共五笔50卷。“苌楚斋随笔系列”[②]广泛涉及目录版本、金石、学术源流、著述体例、诗文词评、时政及宦途内幕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斯书是一本文史杂谈性的史料笔记，但是透过他以“五笔”冠名的著述，能看出其中蕴含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

一、关于遗民及“文化遗民”

对于“遗民”的释义，人们常以《汉语大词典》和《辞海》等辞书为参照，将其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遗民是指改朝换代之后的幸存者，它不带任何政治与感情色彩；狭义的遗民是指改朝换代后不愿出仕新朝或肯认新朝的人，它成为普遍意义上的遗民概念。

有论者将遗民的释义放大到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包括不区分“遗”和“逸”、“仕”和“隐”、注重晚节等）层面，[③]讨论遗民，不应纯粹局限在狭义概念的“仕”与“不仕”上，既要注意他们内心是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也要注意他们对于传统政治思想及新旧王朝的态度，更要关注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学术等方面的强劲依附力与自觉性。

结合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文化托命”的概括以及“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④]之定义，我们认为，“文化遗民”属于遗民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朝代更替、时序鼎革等因素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或从事文化事业的考镜、整理、出版等为职志，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传统的文化价值、思想或观念等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文化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和开拓，或者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

简而言之，“文化遗民”是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以此标准衡量刘体信，刘氏当为一名准确的“文化遗民”。

二、“苌楚斋随笔系列”呈现出的遗民情结

“苌楚斋随笔系列”均刊刻于己巳（1929年）五月，据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序载，十八岁起，他开始抄录、著述，除《苌楚斋随笔》部分撰作于光绪末年外，大部分完成或修订于民国时期，因此，“苌楚斋随笔系列”当可视为其遗民情结的表证。

相比于清末民初遗民选择的复辟，留辫、易服、归隐，变名，筑室，殉节，崇陵情结，拒用民国年号，诅咒民国、民国肈造者及临难变节者等生活处置形式或生存方式，[⑤]刘声木的遗民表达方式呈现在变名、筑室，称颂遗民，称颂纲常节义以及对遗民们学术源流、著述体例进行探讨等方面，这些形态凸显了他“文化遗民”的特征。

（一）变名、筑室

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⑥]

辛亥鼎革，使得刘声木也有易姓改号的举动。辛亥国变后，刘体信改名声木，字十枝，取汉代郭宪《汉武东冥记》事典：

东方朔从西那国回来，得风声木十枝，实如细珠，风吹枝如玉声，有武事则如金革之响，有文事则如琴瑟之响，此木五千载一湿，万年一枯之故事。[⑦]暗指着他对清王朝的固守；他慕谢翱《天地间集》，自号为“天地间人”，[⑧]暗示着他对宋遗民谢翱的崇尚。

与变名相关，辛亥革命后刘声木多次改换室名，据《声木自取斋名》、《自比南宋张炎》等材料记载，他总共更换斋名7次：

“苌楚斋”取《诗经·隰有苌楚》诗三章之义，叹生逢乱世，不如草木苌楚（即猕猴桃）无知无累、无室无家之忧；

他慕南宋郑思肖、明代徐俟斋（枋）或画兰、或画芝，命其室为“兰芝室”，

他又慕南宋真山民、邓牧、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等遗民的志节，取其室名为“真山堂”、“水云庵道士”，此外，还有“乐笑”是仿南宋遗民张炎的名号，“蒙人”取自《尔雅》“大蒙之人信”典故，“台臣”取自《左传》典故。[⑨]

上述改名、筑室行为不是其一时的冲动，他曾经说：“久有黄裳衣冠之志，深悔宣统辛亥十月，奉上谕自由剪发。不然，将追踪邓牧、汪元量，放浪山水间，作世外人，不复与闻人问事矣。”[⑩]

（二）称颂遗民

也许是同病相怜，刘声木十分关注历代的遗民，“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有大量的关于民初遗民事迹的记载。

无锡举人王世忠（字骥程），光绪甲午（1895）举人，拣选知县，国变后，“黄冠道服，闭户不与世通，绝口不谈时事，其沧桑之抱痛至深。”[11]

江阴人赵彝鼎国变后，留下遗嘱，面向北，投缳而死；

黄锡鹏（字百我），西藏昌都人，光绪癸巳（1893）举人，官度支部主事，辛亥后，弃假南归，著有《凰山樵隐诗钞》、《蜇庐文钞》，“诗集三卷以下，多黍离麦秀之音，文集中《重修宗谱序》，自言有采薇之志。”[12]尤其是黄锡鹏在其撰述中自称“作故国遗民以没世，则至荣之幸也。”声言其“备员外郎署已逾八年，必无改操易节之理。”在其覆友人信中，表示愿“以漆室女自处，誓不再嫁，”因而斥“王湘绮髦年改嫁，易哭庵徇利屈身。二公声名，俱一落千丈，”[13]表示对王闿运、易顺鼎趋奉民国政府的不满和愤慨。

“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收录有当世遗民和历代遗民的著述，在记录他们的著述之余，刘声木还将同人的序言、自己的按语贯穿其中。如宋《东莞县志》为宋人陈月桥修纂、清《东莞县志》为陈伯陶领衔纂修，两朝县志都是由遗民纂修，故刘声木感慨说：“则学使（注：陈伯陶）为我朝末造之完人矣”，[14]同时赢得刘体信“清末完人”称呼的还有湖北候补知府张曾畴及上文所说的无锡举人王世忠等。

（三）称颂纲常节义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系列”中对于纲常节义多有称颂，这或许是作为遗民应具备的一种品行，这种品行在他的著作中不时流露出来。

遗民劳乃宣京卿1920年撰写有《韧叟自订年谱》一卷，中间谈论到青岛建立尊孔文社的事宜，也论及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社员一宫房次郎，笃志孔孟之学，中国辛亥革命后，他曾经游历中国，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的事情。

刘声木读罢劳氏《年谱》后有案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孔子早已言之于千百年以前。京卿所处之时，较之诗人身逢周室之衰者，又不可同年而语，宜其悲天悯人，若有不胜其情词者矣。”[15]显然，刘声木对劳乃宣、一宫房次郎为维持纲常而体现出的尊君尊孔颇为称颂。正是基于对纲常节义的固守，“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有很多场合为坚守纲常节义或者为清殉节的遗民树碑立传。

无锡人张曾畴（字望屺，号潜园），曾官湖北候补知府，辛亥之变为乱军所拘，勒出巨资，义不受辱，愤而投江，死之。刘体信认为，在当今世衰道微、廉耻日丧的时期，能保持完人志节品行的，实不可多见，因此，他特意辑录此则材料，目的就是“冀后来者有所采辑焉”。[16]

《赵彝鼎殉难大节》一文不惜2000余字的篇幅，记述了赵彝鼎的故事，这比起《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三·忠义十》160余字的记载详细了许多，尤其是它完整地收录了赵彝鼎的遗笔。

江阴人赵彝鼎，字焕文，号虚谷。赵为讲学诸生，满清末造新政厉行之后，赵居恒抑郁，扼腕诧叹，以为大乱将至，经常诵文信国（文天祥）衣带赞孔孟仁义之语，笃守程朱性理之学。辛亥国变尤其是江苏巡抚程德全首植白旗后，赵彝鼎“悲愤不欲生，勺饮不入口者三日，”十月十九日出走，次日留下遗嘱，在其经常讲学之“三贤祠”西楼，投缳而死，面向北，若望阙以示志。赵死后，其妻弟孙邦桢茂才辑录他的事迹，遍征题咏，合其传、状、墓志，编为《殉节记》一卷，乙卯（1915）年排印。

赵彝鼎的遗嘱，既有对后事的安排、训诸生词、自述等，也有对某些做法的自我表注：“我作忠义之事，我妻亦不必悲伤，人固有一死，但求死合于义也……我比召忽[17]之死，似尤合君臣之义。况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得以汉外视我君为满也，则我一死之所争大矣。”他对诸生的训词是：“尔等需读孔孟之书，忠君爱国；我已愿作圣清之鬼，求是去非。”其“自述”为：“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在“自注”中，于“国家养兵数百年，乃敢目君为满”后批注“此理不可不明”；于“学堂掌教二三子，还思造士为清”后批注“是所望于群公”；最后他解释为何投缳“三贤祠”，说：“我心为国，故不死于家而死于此地，以会课在此，正欲以明伦也。”[18]

赵彝鼎的训词、自述、自注，乃是从五伦、为清而死、满汉民族之评判立论。刘体信为此写了一个颇长的案语：

我朝养士二百余年，士习素淳厚，光绪中叶，已论议蠭起，蔑弃礼义。及期末造，纲常名教，已扫地无余，宜乎宗社为墟，而高爵厚禄者，又复弹冠相庆。不谓成仁取义，孤忠劲节，震耀千古，乃在僻居江表，仅入义庠之赵茂才。其能熟审于君臣之义，从容绝命，冀以正人心，息邪说，甘蹈首阳之节，视死如归。其撑住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予故节录《殉节记》中诸人所述，亦冀以挽回末世之人心，以成茂才殉节之志。

他高度赞扬了赵彝鼎为清殉节的行为，认为赵彝鼎殉节有道，其死既重于泰山，可以藉此挽回世道人心，赞赏之中蕴含着惋惜和钦佩之情。

刘声木在《四学使名节》中，还对在晚清担任过学使，民国后又成为遗民的湘潭人罗顺循（正钧）、钱塘人吴子修（庆坻）、东莞人张豫泉（其淦）、东莞人陈子励（伯陶）等人大加称颂，认为“我朝末造，忠义文学之士，尽在提学使一职”[19]，他们的行为，足以令人惊叹。

（四）存文和撰述

存文和撰述是每位学人、文史爱好者的兴致、情趣之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后人的研究和探究学术流变提供方便。作为笔记史料，“苌楚斋随笔系列”除凭借轶闻典故的记录起着学统承续的基本功能外，它在考镜学术的同时，借助介绍遗民身世和遗民学术，也表达出了作者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倾向比较独特地集中在对历代和当世遗民存文、撰述及诗文词社的关注。

遗民身世的介绍中，对于真山民比较详细，刘声木先引用《蒲城县志》的史料，指出真山民为真德秀的从孙，著有《诗集》四卷，但真名不可知，仅以“山民”为称，接着他从清代吴之振《宋诗钞》、明代徐火勃的《笔精》、《四库全书提要》等史料，对真山民的情况做了相应的补充，并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而像《顾炎武等谒陵》、《顾炎武欲人同作遗民》、《顾亭林母王氏殉明难》、《顾炎武异性》等都涉及到顾炎武的气节和身世情况介绍。

关于历代遗民的著述主要集中在谢翱、真山民、元好问、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身上，如《南宋遗民谢翱撰述》、《顾炎武遗佚撰述》、《王夫之未刊撰述》等，介绍都颇为详尽，同时又作了不少集句、集联的工作，如《真山民诗集联》、《亭林佚诗未尽刊》、《金元好问诗句》、《元遗山诗集注》、《金元好问复句》等，则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苌楚斋随笔系列”中，收录当世遗民著述的有关于张其淦的《张其淦撰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林琴南的《林纾撰述》、繆荃孙的《缪荃孙撰述》撰述等，亦可从中窥见他的遗民思想。

涉及到遗民诗文社的内容以徐致章创办的白雪词社为最。据《苌楚斋随笔》卷十载：

徐致章字焕其，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官瑞安县知县，撰有《拙庐诗稿》、《词稿》等。

该社的参加者有五人，他们是蒋兆兰字香谷，诸生，撰有《青蕤庵文集》、《诗集》等；

程适字肖琴，号蛰庵，光绪丁丑（1877）拔贡，官某县知县，撰有《蛰庵类稿》等；

储风瀛字映波，光绪癸卯（1903）举人，官浙江运副，撰有《萝月轩诗稿》、《词稿》等；

德辉字倩仲，光绪壬寅（1902）举人，官法部主事，撰有《寄庐诗稿》、《词稿》等；

李丙荣字树人，丹徒人，诸生，官安徽按察司照磨，撰有《秀春馆词钞》、《大观亭志》。

徐致章壬戌（1922）年所著的《乐府补题后记》中有段序语：

“神州陆沉，环瀛荡潏，是何等世界也。狞鬼沙蜮，封豕长鲸，是何等景象也。铁血涴地，铜臭熏天，是何等观念也。集泽洪嗷，泣途虎猛，是何等惨痛也。”

刘声木盛称他们为“伤心人，诚别有怀抱也……其志嘉，其行卓，迥非末流所能企及。”至于词社遗民诗文，则无不“隐寓黍离麦秀之感。”[20]

 作为一位遗民，刘声木以自己的撰述，记录了古今学术的流变、考镜了文化风尚的播迁，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学术的挖掘、传承和开拓做出了贡献，他利用学术勾微彰隐的缝隙，对遗民的情感、气节、撰述等作了多方面的表彰，反映了他对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诸多内容的自觉追求，这正好印证了刘声木首先是遗民，其次是“文化遗民”的个性特征。

[①] 该论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趋新与复古”（07B064）中的部分内容。

[②]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统称为“苌楚斋随笔系列”。

[③] 详见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导言》（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8页）、李瑄《刘遗民非“遗民”考》（《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等文章。

[④]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民《中华文化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26页。

[⑤] 详见罗惠缙《民初遗民生存方式之文化意蕴解析》，《求索》，2007年第四期。

[⑥]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471页。

[⑦] 《声木自取斋名》，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6页。

[⑧] 《自比南宋张炎》，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7页。

[⑨]《自比南宋张炎》，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7页。

[⑩] 《声木自取斋名》，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6页。

[11] 《王世忠等清末完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73页。

[12] 《黄锡鹏遗民》，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53页。

[13] 《黄锡鹏遗民》，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53页。

[14] 《遗民修东莞县志》，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639页。

[15] 《劳乃宣言日本人尊君尊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658－659页。

[16] 《王世忠等清末完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73页。

[17] 据《列子·力命第六》记载：召忽，春秋时齐国人，任齐大夫，为公子纠师傅。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管夷吾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召忽、管仲侍奉公子纠奔鲁国躲藏，鲍叔牙跟随公子小白去莒国避难。齐襄公乱中被杀，公子小白马上离开莒国要返回齐国；鲁国听说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并派管仲带兵拦公子小白于莒道。管仲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欺骗公子纠。小白昼夜驰行至齐都，得以先入而立，于公元前685年即位，即齐桓公。小白既立，胁鲁杀子纠，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仇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老子·庄子·列子》，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8月，第43页。

[18] 《赵彝鼎殉难大节》，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71－574页。

[19] 《四学使名节》，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793－794页。

[20]《徐致章等遗民词社》，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11页。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不过，与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间传说，事实上，范蠡隐退时已经68岁高龄，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但是人们总愿编织出英雄美人的佳话，因此才有泛舟五湖这一说。但史实应该不是这样的。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