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 （703--782）
字季海，受书法于父。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其正书可谓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尝论书云：譍鹰之彩而翰飞戾天者，骨劲而气猛也；翚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者，肉丰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书之凤凰矣。故浩之为书，识锐于内，振华于外，有君子之器焉。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 其“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草隶相参，皆为精绝。识者评云：“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尤为司空图所宝爱。又尝著《书谱》一卷，恨未见之。唐之工书者多，求其三叶嗣名者，惟徐氏云。浩擢明经，为肃宗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笔，遣辞赡敏，而书法至精，帝喜之。又参太上皇诰册，宠绝一寸。代宗时封会稽县公，出节度岭南，入为吏部侍郎，坐事出明州别驾。德宗初，召授彭王傅，进郡公。卒年八十，赠太子太师，溢曰定。子岘，又善工于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屡称于人。
大唐盛世风流太炽，伟大人物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说到唐楷，我们往往言必欧虞褚薛与颜柳，其实，还有一个人在当时的风采不输此列任何一人。他就是徐浩。
徐浩与颜真卿生卒时间几乎同步，徐生于703年卒于782年，颜生于709年卒于785年（公元）。在那个时代，徐浩的书名长时间居于颜真卿之上，他受命为唐朝中央政府撰写重要文书，很多官员的委任状都是出于他之手笔，存世珍品《朱巨川告身》即其中之一。
徐浩是一位容易被忽略的楷书大家，一般入门选帖很少会提到他，但是，对于很多书法家而言，他的《朱巨川告身》堪称治愈系良帖。
《不空和尚碑》
《不空和尚碑》唐严郢撰，徐浩书。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一月十五日立，现在西安碑林。楷书24行，行48字。此碑为徐浩去世前一年所书，此碑是为纪念印度高僧不空三藏的业绩而建立的。此碑书法点画沉着、厚重，结字稳健，略有拙味，骨力洞达，与徐浩年高或有关系。 历代对这件碑刻评价很高，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如赵崡《石墨镌华》说："今观《不空和尚碑》虽结法老劲，而微少清逸。"李后主说："徐浩得右军之肉而失于俗。"
陈尚仙墓志
《陈尚仙墓志》，唐朝议郎行尚书司门员外郎张鼎撰，右拾遗徐浩书。墓志高72cm，宽70cm，文25行，满行25字，楷书，有界格。2003年春出土于河南洛阳红山乡。
墓志书于开元廿四年（736）二月，徐浩时仅33岁。此墓志为迄今发现的徐浩最早书法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浩取法王羲之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的笔意，字里行间气韵生动、婉美华丽。
此志文字结体严谨、平整，笔画精到而又舒展有度，与《不空和尚碑》相比，没有其灵动稳健、起伏统一之感，更多是稳重，犹如谦谦君子，含而不露，惟在一些起笔、收笔、折笔的处理上略显锋芒。全文因是徐浩自己所撰，所以书时显现出生动、流畅、温文而雅、充满书卷气而又不失方劲之感，徐浩书此碑时已64岁，尚有如此气力和精神，实属不易。其一丝不苟而又变化丰富的用笔，严谨工稳、开合有致的结体，竟与颜真卿41岁时所书的《多宝塔碑》有很多相似之处，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称：“颜书要画中有筋，其用笔与徐季海父子同。”可以此志文为证也。在当时已属高寿的徐浩还能写出这样精妙的作品，足见其于书法功夫之深。
朱巨川告身
唐代徐浩书法《朱巨川告身》，27×185.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告身就是委任官职的文件，用现代通行的名词，就是任用公务员的派令。讲究书法的时代，一纸派令往往是央求名书法家书写，徐浩任职中央政府，由于皇帝喜欢他文辞丰富、下笔快速、书法又好。因此，下达给四方的命令，常出于徐浩的手笔。
本幅書於768年，授朱巨川（725-783）任大理評事兼鍾離縣令（今安徽鳳陽），同時敘任數人。卷中還有三省長官結銜具名，以及尚書省官印，是唐代告身制度的珍貴史料。
本件書法具線條豐厚、筆畫飽滿的特徵，近徐浩（703-782）風格。然字形偏向高長，又與之不似。徐氏於肅宗（756-762）時期受重用，多寫詔令，堪稱中唐官方書法品味的代表。然按唐制，告身應由書令史或書吏抄寫，本幅或許是受徐氏書法影響之作。
徐季海书朱巨川告，蕉林宝藏，神品上上。
张斯立书法题跋
張晏书法题跋跋（二）
告身就是委任官职的文件，用现代通行的名词，就是任用公务员的派令。讲究书法的时代，一纸派令往往是央求名书法家书写，徐浩任职中央政府，由于皇帝喜欢他文辞丰富、下笔快速、书法又好。因此，下达给四方的命令，常出于徐浩的手笔。唐代文官任命时，选择的条例包括体貌、言词、文理、德性、才能，所以敘述文中说明被任用的官员是气质端和、艺理优畅，符合任官的资格。颁发派令的官员集合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新职职位及颁发年月上，一共钤盖了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四方。
唐朝大书法家徐浩，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位楷书大家，一般入门选帖很少会提到他，但是，对于具有一定水平的书法学习者而言，他的《朱巨川告身》堪称治愈系良帖。先前写过一篇《徐浩书法解读》，阅读请回复：解读五
徐浩，《朱巨川告身》纵27公分，横185.8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和书谱记載宋內府藏徐浩楷书三件，其中有《朱巨川告身》。这件墨迹后来传于元鮮于枢、张斯立，有張晏跋。明代归韩世能，传其子韩逢禧，有董其昌跋（一六○四），清代藏于馮铨、宋犖、梁清标处，后入乾隆內府。
徐浩此书用笔敦厚、饱满，自有一股雍容沉稳、从容不迫的气质，由内而外淡淡散发。 相较之下，欧虞褚柳精致内敛（颜书尤其麻姑仙坛却是另一境界，不列此类论），立唐书楷模，足为后世法； 然以淡定大气论之，亦有不及此书，习其敦厚从容，于写大字极有助益。
这是一件唐代中央政府颁授官职的委任狀(派令)，它是颁给原任睦州录事参军的朱巨川，新任的职位是大理评事並兼任豪(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令。朱巨川字德源，嘉兴人，天宝年间适逢安史之乱，隐居家中，钻研学问，后来得到朝廷几位重臣的赏识推荐，出任公职。这件告身記明是大历三年(七六八)三月。
告身就是委任官职的文件，用现代通行的名词，就是任用公务员的派令。讲究书法的时代，一纸派令往往是央求名书法家书写，徐浩任职中央政府，由于皇帝喜欢他文辞丰富、下笔快速、书法又好。因此，下达给四方的命令，常出于徐浩的手笔。唐代文官任命时，选择的条例包括体貌、言词、文理、德性、才能，所以敘述文中说明被任用的官员是气质端和、艺理优畅，符合任官的资格。颁发派令的官员集合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新职职位及颁发年月上，一共钤盖了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四方。
嵩阳观记
《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二月刻，碑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隶书25行，行53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碑阴刻有宋熙宁辛亥张琬等名家题名。清王澍《虚舟题跋》说：“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
唐时多以楷法作隶书。然而，欣赏徐浩《嵩阳观记》碑刻，他隶法多以篆入，取法汉碑。劲健而不失飘 《嵩阳观记》局部逸，舒展而不失沉稳。赵明诚评说：“其文与事俱不足道，正宜铲去之为名山洗垢，惟是碑为徐定公浩古隶，笔法遒雅，姿态横生艺林中以自难废耳。”（《说嵩》)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徐浩的隶书也难免以受楷法用笔的影响，转折稍硬，挑提欠含蓄。
唐时多以楷法作隶书。然而，欣赏徐浩《嵩阳观记》碑刻，他隶法多以篆入，取法汉碑。劲健而不失飘逸，舒展而不失沉稳。赵明诚评说：“其文与事俱不足道，正宜铲去之为名山洗垢，惟是碑为徐定公浩古隶，笔法遒雅，姿态横生艺林中以自难废耳。”（《说嵩》)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徐浩的隶书也难免以受楷法用笔的影响，转折稍硬，挑提欠含蓄。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官至彭王傅、会稽郡公、太子少师。徐浩自幼精通翰墨，其祖师道，其父峤之，均是书家，浩深得家传，又书宗二王，尤醉心于王献之。《宣和书谱》称：“盖浩书锋藏画心，力出字外，得意处往往近似王献之，开元以来，未有比者。”
玄宗时，宰相张说见所作《喜雨》、《五色鸽》两赋，十分器重，荐为丽正殿校理。唐肃宗即位，受到肃宗宠爱，由襄州刺史召为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其手，其书法作品在民间多有流传。徐浩长于鉴赏，两次受命访书，收集二王书迹。有《古迹论》、《论书》传世。他善书法诸体，曾写屏风42幅，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八体皆备，其中“朔风动秋草”等十多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
李邕赞云：“徐季海书若春云之高，无梯可上，幽谷之深，无径可寻，开元以来无比者。”但对他的字表示不满的人也有不少。如《吕总续书评》云：“徐浩真行书固多精熟，无有意趣。”李煜也说：“徐浩得右军之肉而失于俗。”米芾甚至说：“《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研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所传书迹，除《不空和尚碑》外，还有隶书碑《嵩阳观记颂德感应颂》。墨迹《朱巨川告身》等。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官至彭王傅、会稽郡公、太子少师。徐浩自幼精通翰墨，其祖师道，其父峤之，均是书家，浩深得家传，又书宗二王，尤醉心于王献之。《宣和书谱》称：“盖浩书锋藏画心，力出字外，得意处往往近似王献之，开元以来，未有比者。”玄宗时，宰相张说见所作《喜雨》、《五色鸽》两赋，十分器重，荐为丽正殿校理。唐肃宗即位，受到肃宗宠爱，由襄州刺史召为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其手，其书法作品在民间多有流传。徐浩长于鉴赏，两次受命访书，收集二王书迹。有《古迹论》、《论书》传世。他善书法诸体，曾写屏风42幅，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八体皆备，其中“朔风动秋草”等十多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李邕赞云：“徐季海书若春云之高，无梯可上，幽谷之深，无径可寻，开元以来无比者。”但对他的字表示不满的人也有不少。如《吕总续书评》云：“徐浩真行书固多精熟，无有意趣。”李煜也说：“徐浩得右军之肉而失于俗。”米芾甚至说：“《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研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所传书迹，除《不空和尚碑》外，还有隶书碑《嵩阳观记颂德感应颂》。墨迹《朱巨川告身》等。
延伸阅读
唐代隶书与清代隶书
隶书，自先秦至当代，在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其规矩有则，法度易掌握，操作简易，实用美观，深受各代人的喜爱。但由于时风的影响，各代隶书的命运则是不同的。从书法发展史来看，隶书有两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清代，在这两个高峰之间，有一个谷地，那就是唐代。其在楷书创作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种独足的发展却给其他的书体带来了先天的不足。分析唐代与清代隶书的不同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个时代的时风及创作语言的不同点，给当代隶书的创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区别唐隶与清隶的一个显著的标准是取法不一样，唐人隶书以楷法书之。清代的隶书取法汉碑，这可以从清代的书学论著中找到答案。清魏锡曾在《书学绪闻》中为初学书法者提供了一条学书道路，其说“篆取原刻《石鼓文》，原刻泰山秦残篆十字，唐-李阳冰《三坟记》，隶取汉《礼器碑》、《百石卒史碑》、《史晨碑》、《孔庙碑》、《尹宙碑》、《石门颂》数种，剪贴成册，于此中择篆隶各一种令习书者以油纸碑影写，亦皆提肘回腕，羊毫浓墨日课无间。”从这段论述可看出，清人临隶书的范本来自汉碑，且用笔是羊毫，“羊毫浓墨以振其力，使起笔不得不逆，住笔不能不到，脚踏实地，自无牵纽描画之弊。”（见《中国书学论著提要》——陈滞冬 第341页）唐隶不是取法汉碑，而是用楷法作隶书，唐代擅隶的代表书家多不通《说文》，不能取法篆书以丰富隶书之趣。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则是时代风气所致。唐人并不是见不到汉碑，清人也不是只看到汉碑。从唐到明清，各代人都能见到汉人隶书碑碣。清代考据之学的兴盛，尊碑抑帖，书法家追求反朴归真，这种尚质的风格决定了隶书在清代 书法中占重要地位，这也决定了清代隶书必然超越唐代隶书。正如清-扬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绶、陈曼生鸿寿、黄小松易四家之分书，皆根底汉人，或变或不变，巧不伤雅，自足超越唐宋。”
汉隶当来自秦隶，秦隶是什么样呢？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 第26页）而汉代隶书可分为两类，一是八分，用篆笔作汉隶。二是汉隶，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名称相同，但写法不一样。如果说唐人也继承有汉隶的因素，也最多是这类情况。
秦有隶书，但真正确立和完善却在汉代。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古体与今体的分水岭。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笔法的革新，那就是波折和出锋。笔法中有方笔和圆笔。隶书主要是用圆笔来表现的，而方笔是以隶书开始的。分析秦汉隶书，有方笔也有圆笔，如南方的江淮汉简多篆意，用圆笔表现，而西北汉简则多方笔。到东汉以后，多用方笔。在笔势上，出现左掠右波的特征，这一特征发展到唐代，则出现了一种程式化，把隶书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如果从书法发展史来看，方笔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其打破了圆笔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撇，捺，折等笔画，是楷书的基础 ，后世的行、草书都是从隶书蜕化出来的。但若一味地强调单一的用笔，就可能走向反面。隶书是楷书的基础，但唐人却用楷法写隶书，失去了古味，徒具其形。清-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其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中国书学论著提要》第311页）这段论述切中唐代隶书的要害，是唐代隶书走向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分析唐玄宗《石台孝经》，则可看出这种现象，点已不是圆笔，钩画出锋，明显受楷法的影响。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的笔法、笔势也是此。
清代碑学的复兴和发展，使人们对金石文字大加重视。帖学逐渐衰落，如何继承和发展书法艺术，在当时的书坛上，涌现出了许多勇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推出了“尚质”的理论，认为书法要发展，必须从源头处寻求变法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必须从唐碑以前的魏碑和汉碑中去发现和总结。清代的隶书高手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桂馥、伊秉绶、王时敏、金农、陈鸿寿、赵之谦等都是隶书高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取法汉碑古法，都精通篆书。因此，其隶书的笔法有圆有方，面目多样，各有千秋。尤其是金农的“漆书”与汉诏书上的隶书一致，方圆相济，伊秉绶的隶书笔法沉雄质朴，以汉《衡方碑》额悟入，以篆书笔法作隶， 古味浓烈。从这也可看出，唐代与清代隶书在笔法上有极大的区别。
李岘墓志
此志文字结体严谨、平整，笔画精到而又舒展有度，与《不空和尚碑》相比，没有其灵动稳健、起伏统一之感，更多是稳重，犹如谦谦君子，含而不露，惟在一些起笔、收笔、折笔的处理上略显锋芒。全文因是徐浩自己所撰，所以书时显现出生动、流畅、温文而雅、充满书卷气而又不失方劲之感，徐浩书此碑时已64岁，尚有如此气力和精神，实属不易。其一丝不苟而又变化丰富的用笔，严谨工稳、开合有致的结体，竟与颜真卿41岁时所书的《多宝塔碑》有很多相似之处，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称：“颜书要画中有筋，其用笔与徐季海父子同。”可以此志文为证也。在当时已属高寿的徐浩还能写出这样精妙的作品，足见其于书法功夫之深。
就徐浩流传至今的楷书来看，早期的《陈尚仙墓志》还不算自己的风格特点，其书写略带瘦劲，用笔与结体似有唐以前法度，而《不空和尚碑》为其晚年力作，用笔略带行书笔意，尽显涩辣，正可谓人书俱老，那么此《李岘墓志》当为徐浩最严谨之楷书代表作也。
释文:
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赠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并书呜呼！有唐良弼李公讳岘，字延鉴，今上之三从叔也。曾祖司空吴王讳恪，大父工部尚书、赠吴王讳琨，烈考兵部尚书，朔方河东节度使、太子太师、赠太尉、信安郡王讳祎。代济盛德，是生我公。幼有殊量，含粹秉哲，学以观略，文以足言。起家左骁卫兵曹、太子通事舍人、鸿胪丞、河府士曹、高陵万年河南令，所莅以尤异闻。迁河南少尹、左金吾将军、将作监，出守魏郡、零陵、长沙、江陵、凤翔、蜀、通、润、衢等郡，再为京兆、江陵尹。初以江陵兼御史中丞，山、岭、江南、黔中四道都副大使、采访使，入宗正卿，及为凤翔太守又兼中丞銮舆临幸，知侧近兵马粮料，加尚书左丞，知凤翔事，车驾还京，充知顿使，迁礼部尚书，转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光禄大夫，封梁国公。按三司狱，帝善其议，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贬蜀通润，复为江陵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处置营田等使。进礼部尚书兼宗正卿，属犬戎乱华，西都失守，旋旆京邑，又兼御史大夫，充置顿使，擢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太子詹事，居无何，复检校礼部尚书兼大夫，充江南西道勾当铸钱使。改吏部尚书兼大夫，充江南东西、福建等道知选，并劝农宣慰使。寻检校兵部尚书，馀如故，又以尚书兼衢州刺使，景命不淑，以永泰二年七月八日，薨于官舍，春秋五十五，皇上轸悼，赠太子少师，粤以来岁二月十日，归葬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礼也，优诏卤薄威仪，手力幔幕，有加恒数，以饰终焉，公凡宰三县，典九州，两为江陵，再尹京兆，五登亚相，六拜尚书，七拥使车，再秉钧轴，牧宰为政也，作人父母；台省持纲也，为国准绳；皇华将命也，澄汰风俗；宰辅致理也，裁成景化。公以间气杰出，膺期挺生，忠效代范，亲贤太名。利物可以和义，修词可以立诚。夫其有犯无隐，措枉举直，无形骸之私，竭股肱之力，权贵敛手，奸回沮色。是以当可言而必言，再入相而再去，良有以也。方将燮和元气，弘济生灵，致君唐虞，合德周邵。呜呼，东阳出守，南国无归，人之云亡，吾将安仰。公长兄峘，故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江、淮南部都统节度观察处置使，旅榇双旐 ，远自江乡，高坟两中茔，同葬故国。荣哀倏忽，途路悲伤。已焉哉。嗣子大理司直孝孙等，陟岵棘心，寝苫血泣。思缀一遗烈，以志玄堂，乃徵词于故人，庶传于乐石。铭曰：
蔚间气兮生哲人，卓昭代兮羌良臣。麟之趾兮何振振，才济时兮运遘屯。家多难兮方经纶，使宣风兮牧行春。七持宪兮一徼巡，六曳屡兮二秉钧。亮帝采兮叙彝伦，唐旧邦兮命惟新。孰贤贤兮我亲亲，五列乾兮十朱轮。累勋业兮据要津，叹窄路兮悲短辰。彼穹苍兮胡不仁，如可赎兮百其身。哀同气兮坟相邻，邈千古兮流芳尘。
李岘妻独孤峻墓志
徐浩所书《李岘妻独孤峻墓志》唐天宝十三年刻(754年)，李岘撰，在2000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同时出土还有《李岘墓志》，现均藏于长安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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