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陶洛残碑》

汉《陶洛残碑》，一九五七年秋出土于山东曲阜县城东十公里书院公社陶洛村南，今藏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出土时，碑已破为碎石，碑额碑座皆不存。碑有穿，尚存一下缘。据碎石对合后推测，碑高约二·八，宽约〇·九二、厚约〇·二二米。碑阳存有字石大小共十一块，大者三十——四十厘米，小者十厘米。由于残缺严重，可识字仅五十一个，故而碑文无法通读。碑阳有界格，格距四·五厘米。刻字为典型的汉代隶书，字径四厘米。碑阴存有字石十四块，并且较大。碑之左边缘基本上可以连结。碑阴也有界格，格距四厘米，字亦隶书，径三·六厘米，刻故吏、门生四列。

图一

图二

此碑年代：存字中无确切年月可查，故而只能据如下几点作一推测。

第一，与此碑共出、同属一丧葬内容的两尊汉代石人（今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从其雕刻技法和造型风格来看，是典型的东汉晚期的作品，故此碑定为东汉晚期遗物无疑。

第二，从书法风格上看，《陶洛残碑》是隶书成熟阶段的作品。说其成熟，是指它用笔精到、凝练，与三国以后的隶书有显著的区别。

第三，从碑的形制，特别是穿的位置分析，与东汉晚期的碑版形体相同。稍早的碑（例如《景君碑》）穿在碑身的上中部，到桓灵时，碑穿便移到额的下方，碑文的上端了。《陶洛残碑》穿的位置属于后者，年代不会太早。

图三

第四，碑阴所题门生、故吏的官职与地名，可证碑为东汉末或三国初。在六十余名门生、故吏中，有官职的有鲁令、郡、国的督邮、功曹、掾等。这些人来自八州十二郡国，其中，至少有三人属博陵郡。博陵郡中有一人在博陵北新城。《后汉书·孝恒帝纪》记，博陵在冀州中山国，「孝崇皇后匽氏崩，……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自此博陵遂改为郡。《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十八年，「徙赵王珪为博陵王」，「改博陵郡为国。碑阴中的「北新城」归博陵郡管辖，碑中即已有「博陵北新城」，说明刻碑的年代上限当在延熹元年以后。另：第一列故吏中残存「口涼太守」，「涼」字上一字残存上部横画的右端燕尾笔，似乎是「高」字的第二笔。如果确为「高」字的话，那么，此碑的上限又不超过建安二十五年。因为，高涼郡是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分合浦郡置，治所在安宁（今阳江西）。

图四

图五

图六

此碑虽然只残存三百余字，但从书法角度来说，却仍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碑阳阴两面书风一致，当出自一人之手。用笔以圆为主，时兼方笔，例如「大」字、「石」字的横笔，皆是有意的突出方的效果。从全部存字来看，不论用笔是方是圆，都能达到非常精熟的地步。这些字中，几乎没有一笔写得草率的笔画，即便是一些很微小的地方，也都把握好用笔的节奏，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此碑用笔圆融精熟，却不死板僵化。和三国时期《西乡侯残碑》、《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作品相比，其活泼的情趣跃然碑上，这大概也是东汉碑精而不僵的特有风格罢。《陶洛残碑》的线条略细，有些像《张景碑》，然细却不觉其笔单力薄。笔画变化较《张景碑》要大得多，与《礼器碑》相似处更多。例如波笔和挑笔，粗细、方圆、伸缩，绝没有单调和雷同的感觉。取势也一任自然，收则极力地收，放则尽情的放，隶书的线条美，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和表现。《陶洛残碑》的结体尤其活泼，从整体上看，它是以方正为基准的，初看给人一种安详、平静的体势，其实仔细品之，便感觉到它外静内动，平正中却充满了奇气。如「事」、「竟」、「直」等字，这几个字横笔多，上下结构，排列易呆易平，《陶洛残碑》却或疏或密，或平或倾，外形平正，内中却蕴含着动势。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腹有风云，面无动色」。总之，《陶洛残碑》的书风，清超而遒劲，庄重而典雅，高古而又充满逸趣。
《陶洛残碑》的书者，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此人定是东汉书坛高手。

曲阜保存了很多的汉碑，其数量占全国之首，《陶洛残碑》的出土，又给曲阜汉碑林中增添了新的瑰宝。

山东曲阜东汉《陶洛残碑》原大图欣赏

第一部分：碑阳

第二部分：碑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