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成家数,书到晚明体变新
——读张宗祥《论书绝句》五首
谷辉之
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政治动荡,朝纲废弛。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体写性情的创作倾向逐渐抬头,多年流行的拟古风气为之一变。文学艺术家们的独创性,有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戏曲、小说、诗词之外,明人书体的创格,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产生了不少对后世极有影响的新体。
海宁张宗祥先生(字阎声,号冷僧,1882—1965)①曾在他的《论书绝句》②中,对明末几位开宗传派的书家,如董其昌、黄道周、张瑞图、王锋等人,投予了极为关注的目光,将他们翻旧体成新格的创作过程,以及在用笔、结构等方面的刻意求新,都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的见解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对晚明书坛新体竞出这一历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论董其昌一首云:
愈疏愈淡董香光,秋柳秋山映夕阳。
集得大成群帖学,远传衣钵到刘王。
明代盛行帖学,万历以前,书家一直以师法前人为主,这与当时诗文词章的拟古宗尚是相一致的。例如成弘正嘉间的沈周、文微明,都是名重一时的一代书家,才气横溢而终其一生笔下不出己意。石田师山谷而唯求酷似,文璧宗子昂而愈密其法。及至万历间,董其昌自成“香光体”,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称“邢张米董”,以善书闻名于时。
阆声先生认为在帖学范畴,赵(孟頫)体已尽人工极则,而香光独能以“韵”救松雪之“巧”,遂开淡泊凋疏一路。绝句的前两句,写的就是董书这种疏淡的山林秋气。香光书画,体格清润,均能以韵取胜。他曾将自己的画称为“文人画”,颇以此自负。他的书,或许可以称为“学人书”,在书坛同样不失为一宗。康有为形容香光体“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这种山林气之下的斤斤于法度,正是学人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代有一代的帖学,阎声先生将赵孟顺与董其昌作为元、明两代帖学成就的代表,而对松雪评价尤高。在论赵孟国绝句的注文中,有“董文敏晚年极佩吴兴”之语,可见董其昌对自己书体的不足之处,还是了然不惑的。
作者在他的另一部书学史著作《书学源流论》(1918年出版)中指出,清代“皆出于董而各变其法”的有张、刘、王三家,其中张照“以狂纵救轻浮”,刘墉“以肥重救凋疏”,王文治“以锐利救软媚”。三家之中,“寻其脉络,诸城实最守师法”。绝句末提到的衣钵传人,即是清代乾隆间的刘墉与王文治。
论刘塘一首云:
暗将肥笔救凋疏,此老真能学董书。
浓墨刚毫复灵腕,浑沌七窍凿全无。
题下自注曰:“石庵相国学董而病其调疏,故思以肥笔救之。其所作小楷,则仍纯乎董也。一生用紫毫,故墨虽重而无毫外之墨。喜写蜡笺,故笔虽刚而有流动之致,看似凝重,实极巧妙。”
《书学源流论》有《物异篇》,专门讲述作书所使用的工具,即关于刀笔、墨漆、纸帛的各种特性以及相济之法的,文中将刘墉以紫毫、浓墨、蜡笺作书,暗救董书之弊的掌故,作为用例。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称刘诸城“少习香光,壮迁坡老”,康有为则有“集帖学之成者刘石庵也”的断语。阆声先生认为刘墉墨浓笔肥,意在去董书之枯笔弱笔,无非救弊之法,不能视作异体。其书看似浑成无凿,终不出香光体,因而称其为董香光的异代衣钵传人。刘墉之前,则有康熙间的陈奕禧,世人皆知其一门几代书宗香光,而他在题自己书作时,曾自许创格,其书论对董体弊端也多有察见,这段掌故,就很少为人注意了。这是由于当日香光体大行,奕禧亦不能免俗,所书多为董体所致。
论黄道周云:
《戎路》略存章草意,索公最得此中神。
千年绝学无人继,独有先生步后尘。
关于章草,作者根据结体特征,认为这种书体出于隶书,是当时人“病隶之工而不速”所创造的。它的特点和优越性在于书写速度快,“‘急就’之名,盖称其实也”。
《戎路》帖为钟繇所书。作者在《书学源流论·时异篇》中称《戎路》“波磔尚有隶意,势疾而不滞”,与同书《篆隶篇》中关于索靖书法的论述“玩其用笔,画皆类隶而特骏快”相类似。绝句的前两句,提出黄道周师法的两位古代前贤钟繇和索靖。
章草与今草最明显的不同在于用笔有隶体之挑勒,而结构上多简笔。今草行而章草废,千年之下,黄石斋继明初宋克之后,直追古人,肆力章草,阎声先生誉为“兴灭继绝,功不可没者”。其书转折多用方笔,结构严谨,加以运笔疾速,自有一种劲峭之势。这种别具面目的石斋体,开后来书家章草体的一宗。
论张瑞图云:
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
可惜不留闲笔墨,五人墓上再书碑。
前两句点出张瑞图书体侧锋的用笔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密集交错的结体特征。作者在注文中称“二水以北碑之笔散为行书”,又在《续画人逸话》中谓其“解散北碑笔法,行于行草之中”。二种说法相似,而都不如《绝句》更为明了形象。这种以侧锋行笔作行草的书体,为二水创格,阆声先生称其“雄奇恣放,不可一世”。
后二句写张瑞图为魏忠贤生祠题碑一事。天启六年,东林党人魏大中岳父周顺昌因受其婿牵连,被魏忠贤所遣缇骑押送北上,引起当地苏州市民的公愤。后市民首领颜佩韦及周顺昌轿夫周文元等五人为保护市民投案被害。崇帧初年,苏州虎丘边立了五人墓及祠堂,这个祠堂正是魏忠贤没有完工的生祠。阆声先生曾将张瑞图与黄道周作为以新体崛起明末书坛的两位书家,称其“皆得天独厚之人”,而屡为张二水依附阉官、又以行谊累其书品发出感叹。张瑞图之卒,迟至崇帧末年,由于声名狼藉,传世墨迹不多,作者因有“可惜不留闲笔墨”之叹。
论王铎云:
颇有权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
若从怀抱谈书法,柴棘胸中想乱生。
王锋书自成一体,其与众不同之处,一是运笔神化不测,一是布白不拘一格。其行草以得力于颜真卿、米芾二家为多。而颜、米二家,在唐宋书家中,结体用笔最为大胆,例如颜书笔划的肥瘦对比极为明显,王锋又将之变本加厉,这种用笔变化与整幅字的分行布局结合起来,出神入化,堪称“权奇倜搅”。
对于“缭绕不分明”的习气,作者在注中分析道:“觉斯功力至深,而用笔未能洁净。虽明季之习大都如此,究为胸怀未能怡旷恬静之故。”历来书法重人品,阎声先生以人品论书,亦情理之中。然而觉斯运笔,腕下极有气度。他的书作,数百年而下,仍能激起后来人自写胸臆的奇想。
上述四位明末书家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董其昌在前,黄道周、张瑞图、王锋在后。清末民国初期,科举制度对士人书体的束缚结束后,书道再度繁荣,一时高手林立、流派纷呈,而其中不乏从石斋、二水、觉斯三家书体得到启迪者。
书法在本质上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表现个性的。那些功力至深的书家,往往不甘固守成法、俯仰随人。然而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很容易为时尚风气所左右,书学史上亦不乏其例。在明清两代,前有沈石田、文微明,后有陈奕禧、刘墉。至于晚明诸家,则可谓适逢其会,而多有建树了。
①张宗祥,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职。
②《论书绝句》作于1934年至1944年,共一百首,与《书学源流论》、《临陆池一得》及《校淳化阁帖记》等,收入《张宗祥书学论丛》,1992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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