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女夫帖》

1043年是北宋仁宗庆历三年。这一年，北宋名臣范仲淹主政，上仁宗“十事疏”，开始推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也是这一年，徽宗朝的名相——张商英出生。张商英品性清刚，为政持平。蔡京拜相，祸国殃民，他数次弹劾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后拜丞相，大革弊事，并力劝徽宗节俭，颇有威望。张商英一生笃信佛法，著有《护法论》，力破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观点，在比较研究了儒释道各自优缺点后认为佛教能治根本之病，大力申明佛理，对佛教在北宋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处这件张商英《女夫帖》是一件典型的行书作品。凡九行，每行字数不一，共80字。纸本，纵31.1厘米，横49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整体来看，用笔多少有些苏东坡的感觉，比如有些字的竖钩、“见”字竖弯钩、“氏”“或”等字戈钩等，只是稍显拖沓无力；再进一步推究，应该深受颜真卿的影响，以提按为主，轻重对比明显。以张商英作草书笔速飞快的特点来对照该作的运笔，不难看出，这件作品笔速也比较快，加之提笔过轻，遂使诸多横画的中段纤弱乏力。另外部分笔画按笔过重，偶带臃滞，略显年高手硬之感。不过，通篇持重中所蕴藏的那份难得的灵透倒是他一生笃信佛教在书法中的最好回报。

　　史载张商英擅长草书，他的草书应该属于连绵草，类似米芾所谓的“一笔书”。《苏轼诗集》载有一首苏轼送张商英的诗《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评价了张商英的草书：“送君应典鹔鹴裘，凭仗千钟洗别愁。脱帽风流余长史，埋轮家世本留侯。子河骏马方争出，昭义疲兵得少休。定向秋山得佳句，故关黄叶满行辀。”从苏轼的诗中不难看出，张商英酷爱草书，但还没有达到“工”的地步。张商英作草书笔速飞快，而且多依靠瞬间灵感一挥而就不顾其他。据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载：“张丞相好草书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并不自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予忘之！’”连自己写的字都不认识，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草书是五种书体中难度最大又是最抒情的书体。草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描述的：“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虽然如此，但学习草书和学习篆书一样，都要首先掌握草法和篆法，然后才能将天地万物之情状与主体之真实审美情感统一到草书当中。怀素在《自叙帖》中提到自己作草书的状态时引用戴叔伦诗说“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初不知”即“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是一种书写状态，但不是书写态度。态度需要严谨的理性支撑，要“诡形怪状翻合宜”。张商英作草书的状态值得肯定，但态度不够严谨，或许草法有误，或许连带过甚，致不自识，反倒责怪侄子，难怪时人讥笑他，如今坊间寓言故事也以此来教育孩子。因此，这段记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草书创作态度。

　　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今四川）新津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调任通川县主簿，不久即归信佛法。知南川县。神宗熙宁年间，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监察御史里行，贬监荆南税；元丰年间，除馆阁校勘，检正中书刑房，监江陵县税。哲宗元祐年间，为开封府推官，提点河东刑狱，使河北、江南、淮南路；绍圣年间，为右正言、左司谏等。徽宗崇宁年间，为翰林学士，后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大观年间，除资政殿学士、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政和年间，出知河南府。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太保，谥文忠。有文集一百卷，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