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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画作中的皇家遗风
 

桂殿蟾宫

秋日闲居图

近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格格”的金默玉去世,享年95岁,去世的具体地点、时间不详。

金默玉,原名爱新觉罗·显琦,满族,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女儿。虽然出生皇家贵族,但她并没有赶上肃王府的好时候。父母早逝,家道衰微。虽然她也念过几年书,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便被迫辍学。随后,她的日常生活也失去了保障,每况愈下乃至穷困潦倒。为了维持生计,她开过饭馆,变卖过家具,给别人织过毛衣。后来,她甚至还坐过牢,接受过“劳动改造”。但即使这样,她的人生却依旧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她仍旧可以讲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从天上摔到了地上”的金默玉,依靠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努力,又成功的站了起来。云卷云舒,如清风静雅抚面无痕;潮起潮落,若细沙绵柔静载岁月;看尽世间百相,却日现赤子本色,尝尽苦辣酸甜,始得人间真味。这不仅是金老的人生写照,也是清朝皇家遗老遗少们的写照。他们出身皇家却又流落乱世,既有贵族的骄傲与尊严,又有超脱世俗的乐观与清淡。这种独特的“皇家遗风”,在金默玉的另外一位叔叔、著名书画家溥儒的身上,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溥儒的书画,往往既能展现宫廷绘画技巧,繁复工整趋于极致,又能有文人之风,淡雅素净超然世外。他的多幅书法、绘画作品,不久就将在上海驰翰6月26日在上海大酒店举行的春拍上精彩呈现。数十幅作品风格多样,蔚为可观,给了大家一个亲睹其风采的好机会!

其中,溥儒的《秋日闲居图》,点苔紧致,层层叠叠,繁密厚重,生动刻画了山林的茂密和山石的高耸。同时,运用合适的留白喻成云雾,又使整体意境显得飘渺、生动,而富有层次感。技法非常的纯熟,不禁令人击节赞叹。这主要得益于他年少时在宫廷中对大量古画真迹的观摩与临习。在他的作品里,能见到巍峨的高山、齐整的宫殿,俨然一幅庄严肃穆、雄壮磅礴的气势,颇有皇家气派。但是,溥儒的作品里更多的其实是文人的情怀。他经常使用的意象,多为孤松、瘦石、清泉、小舟之类。清秀的兰花、独立的高士、恬淡的农家生趣,这些在这批作品中都有描绘。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溥儒作为前朝遗老的离伤与超脱,他从国亡家破的忧伤中拔出了一缕高逸的气息。

这也是溥儒的书画历来都受到人们热烈追捧的原因,可以赏析、品味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他的作品就像一坛好酒,越是历经岁月的变迁越是醇香。金默玉和溥儒都是不幸的,他们的人生都遭遇了巨大的起伏。但也正是这样跌宕的人生,造就了他们,更成就了他们。我们喟叹“末代格格”的离去,也赞赏溥儒在笔墨华章之中流传的骄傲与洒脱。

再谈溥心畬与其遗民之怀

溥心畬

溥儒生于120年前的丙寅年(1896),今年又适逢台北历史博物馆成立60周年,故不久之前举办“溥心畬艺术特展”纪念之并以之作为馆庆首档特展。展览 所出书画册子定名即称“遗民之怀”。不算不恭敬地指出,两本精雅秀美的书画册子,却出现了不少史料与释文硬伤。出自自负流传有序的台北历史博物馆之手,还 是不该。

《与时:自知不负广陵春》中写过一次溥儒,彼时集中在他精工细雅的文人正宗与惝恍迷离的遗民情怀:以满清贵胄而自承“明夷”并篆刻成印屡屡用之,可见史实 与意义分离之出人意表,“遗民”之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断上演。犹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2)看重“亡天下”胜过“亡国”,文化之所 “遗”在华夏文明的脉络流传中早已超出政治之所“遗”,成为独具魅力的文化事件。

甲午乙未之交在120年前(1894—1895)曾是让台湾深具创伤感的年份。新竹清华大学的杨儒宾先生在120年后的又一“甲乙之交”(2014— 2015)推出一本《1949礼赞》(联经出版社),全书都在试图化危机为契机,为此让两岸为之伤痛的年份记忆注入“正能量”,因为“对峙会让人失去远望 的能力”,灾难不仅能成为理性的助手,甚至可以成为理性的另一身份。面对苦难更正面的态度,的确不是沉溺苦难,不是回避苦难,而是承担苦难。

将近70年前,逊清的“天皇贵胄”溥儒走到风雨交汇的陌生岛屿,北雁不到处,南溟水接天,何处是同体大悲,满眼是流离苦难,花果飘零下灵根自植是否可能。

“御风双袖意泠然,独倚江楼望碧天。涧水烹茶摇月影,不须远汲惠山泉。”无法判断溥儒这首烹茶诗是在渡海之前还是渡海之后。不过,对这位“二度遗民”乃至 “天之弃民”而言,他的“气格渊雅、宁谧恬淡”毋宁说早早就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文化传承终究高出了现实政治,犹如满清帝国的“旧王孙”已经彻头彻尾是 汉华文化的宁馨儿。

同属亡国“旧王孙”,八大与溥儒气质差异之大不仅仅来自后天个人才具气性不同。华夏有史,皇清过渡至于民国最让政治遗民无所适从。所以溥儒之类晚清“明 夷”干脆成为最彻底的文化之遗,跟现实政体已经无从守候大有干系。1939年溥儒在《秋江帆影图》中录下旧作小词:“更何堪江山异色,怨黍离转眼变沧桑。 伤心处,远天鸣雁,声断潇湘。”“三十年来,陵谷变,极目苍葭千顷。大泽云飞,荒涂龙战,边塞西风回。”同样是黍离之悲,这一次的“亡国”,特具气数已尽 意味。“玉阶朱槛净无尘,缭绕回廊接望春。今日花开满园树,卷帘不见旧宫人。”(《诗画四屏》)不能说完全湮没在他的生命气息中不复存在,却已然不是主流 成分。“清波水深浅,独自弄扁舟。”(《山水》题诗)“一壶之中”(心畬绘画常钤此印)独觅乾坤才是此刻最后一代“旧王孙”极为独特的操行坚守:“闲随白 云游,静对白云语。只恐出山来,白云竟无主。”(自题《高士图》)难怪他甚至为自己制印“只可自怡悦”;“谢庭紫燕寻常去,春日为巢处士家”尚且难免小小 感伤,但“雨中萧寺远,烟外越江深”的高阔境界,足以抵消红尘现世的安排与不安排。

因为这种文化接续的自觉与结实,溥儒自居“阁上羲皇人,忘机心自足”(《山水》题诗)因此显得毫无自欺意味。这里就是属他的位置与职分。他业已随缘,尽心尽力。临终前一周,他抱病写下已不成行气的“茕茕白兔,东走西故。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固然有看尽世态炎凉的痛楚意味,毋宁也更有一种“抱遗”而终的决 绝与傲然。

“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是溥儒身后被反复冠以的称誉,此亦昭示了心畬之“遗”早非“旧王孙”而能尽之,心畬之“遗”成为“文人(画)”之“遗”,一种古典雍容、由内而外、由明而光的生命样态的苒苒盛开:

要有高深的艺术造诣,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要养成高尚的品格,就要多读书,有书卷气,才有好的风骨与气度。

如果你能把松柏与枯树画好了,其他什么树都没问题了。因为松柏象征清高孤傲的人品,假若你没有这样高尚的人格,就表现不出松柏的这种性格。

此种持论,并不陌生,而是近乎常谈。然践行之却难之又难。如果说心畬先生著作等身之《四书经义集证》、《金文考略》、《陶文存》、《尔雅释言经证》已为此 “已无车马旧朱门”之现代社会望尘莫及,只有面对他法度谨严笔笔不苟而能静谧和谐的画面,如上金科玉律才能被证明永远不可背叛。

被内陆“清宫剧”尤其慈禧戏渲染到风流倜傥的“鬼子六”即溥儒的祖父恭忠亲王奕訢是道光帝第六子,这位红极一朝的皇清显贵曾集唐诗千余首、刻版成集曰“萃 锦吟”,其所居园即名“萃锦园”。此同样可见及中华文明之渗透能力,亦可见得彼时帝王门第的教育养成。溥儒在《自述》一文中,言及自己艺事生涯所得:

余性喜文藻,于治经之外,虽学作古文,而多喜骈俪之文,骈俪近画,故又喜画。当时家藏唐宋名画尚有数卷,日夕临摹,兼习六法十二忌及论画之书。又喜游山 水,逐渐学步。时山居若与世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 董、巨、刘松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毛、花竹之类。然不及习书法用功之专。以书法作画,画自易工。以其余 事,故工拙亦不自计。

这一排序,在作者,实不止于价值判断,而是针对一个人的“品味养成”之重要性而排序。有此,方知心畬先生何以屡屡自称“画不如书、书不如诗,最重视者厥为 经学”,尽管世人最重其画。心畬先生的山水画历称“多见临古,少见写实”,他画无师承,天赋天挺之外,因出身显贵得见家富藏品且多珍品,得摹如此古帖古 画,眼高方至手之不低,“师古”方能得古意之精髓。

心畬先生之书、画、诗、学,堪称传统中国“文人”传统之“正宗”。所谓“文人”正宗,无妨即是文化正宗之另类表达,既然经由近代三百年反复折损后,“文 人”一词于此文明国度正如“道统”,正面意义已经消磨殆尽。溥儒用笔,无论轮廓交代还是渲染层次,皆毫不含糊一丝不苟,能得宋人(尤其北宗)“柔而能峭的 清健风格”(董良彦语),天赋气质之外,的确来自得天独厚的后天养润,说其自有“贵胄气”,正为该应。那样过眼的富厚奢华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积 累,之后已经近乎不能够。或者说,要恢复,我们需要耐心几个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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