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再从“法”字来看问题。
“道”之与“法”，虽名异而实同。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叫作《长寿之道》，其实讲的全是长寿之法，所以此二字也可说没有多少分歧，这就是“书道”与“书法”可以相通的地方。
为什么“道”与“法”又可以相通呢？苏轼的《日喻》说得好：它把“道可致而不可求。”这“致”字用得好，它把“道”与“法”结合起来了，把理论与规律也结合起来了。庄子书中所举的种种例证都重在一个“致”字。庖丁解牛之喻，承蜩之喻，没水之喻……说的都是一个“致”字。
“致”者是莫知其然而然的意思，工夫到处，火候到时，日积月累，自然成功。所以道家之道关系不大，只有道学之道，才与“法”有一定的距离，合不拢来而已。
即使说“道”尊而“法”卑，“道”广而“法”狭，于是产生“书法”不如“书道”之感。但中国人却能很巧妙地在名词上作较量。你说书法（文艺等等）是小道吗？我就说
出“法”的大道理来。法有死活之分，死法固然不能称“道”，活法就带有“道”的意味了。这样一讲，就不必同你争道的大小，即在“法”中也可找出大道理来，那就与“道”相抗衡了。这是中国人绝顶聪明处。其实，还是汉语的语言文字灵活微妙处。你讲你的大道，我讲我的活法，两不相犯，也两不相下，各有是处，于是异名同实，荀子即使要正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汉语语言文字的长处，其实也正是它的短处。）
不仅如此，书画家常有一种习惯语，叫作“我自用我法”。他们对于“法”的看法，就是从法入还要从法出。从法入是前一境畀，从法出是后一境界。初求其合法所以要上规；继求其破法，破一般之法，才能显出了“我法”。进到我法，便入化境：那么所谓“法”便不成为贬义，而是指的更高的境界，近于庄周、苏轼的可致之“道”了。这更高境界，不求与道合的自然合于道。这样讲，道可以赅法，法也，可以赅道，殊途同归，何必在一字上作争论呢？
这又是从‘法’字上看到的问题。
因此，对这问题虽觉得有讨论的需要，但没法加以论断，作出一个有把握结论之故。“房谋杜断”，古人也有于谋而不长决断者。因此，“书道”与“书法”之称，各有其历史因素。究竟用书道还是用书法，我是服从大家讨论的结果的。或者两说均不用，则本于孔子“君子学以致其道”之语称之为“书学”也未尝不可。 （郭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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