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
宋太宗刻淳化帖十卷,至宣和时重以真迹摹为太清楼,已后有淳熙秘阁续帖二十卷,潭帖二十卷,皆广淳化所未备 或时有重复,今世无传者,但闻其名耳。余得潭帖不全本于吴门王征君百谷,以较官帖特为精釆,间临数行,殊惬心赏, 惜其所缺钟元常诸帖,如入昆山,仅获荒璧小玑也。董其昌书。
钤印:董其昌印、玄赏斋、太史氏
题跋数语来看,原王穉登所藏《潭帖》虽不全,但“特为精彩”。其又说:
鉴藏印:恭亲王章、神品、正谊书屋珍藏图书、此外何求、杨毓瓒印、曾藏乔固庵家、乔崇修印、尔夫、一印漫逸
说明:
1.“神品”、“正谊书屋珍藏图书”为恭亲王奕欣藏印。奕欣(1833-1898),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洋务运 动主要领导者,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 帝遗诏封“恭亲王”。奕欣藏书颇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 ”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精品为多。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 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干《马图》极为珍贵;元代赵孟俯、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进入民国后,所 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
2.杨毓瓒,字瑟君。安徽泗县人。银行家徐新六妻兄,儒雅能文,且工八法,所作邨童戏蝶图、湖山钓艇图,皆 精绝。曾官观察、及国务院印铸局主任。
3.乔崇修(1705年前后在世)字介夫,号念堂,江苏宝应人,乔莱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 前后在世。贡生,以学行知名。雍正元年(1723)与漳浦蔡世远、同邑王懋竑同时召见,授铜陵县教谕。崇修着有乐玩斋 集及陶园集,参见《清史列传》。能画,为梁清标弟子,尝为画蕉林书屋图。
4.翁斌孙(1860-1922)清末藏书家、字弢夫,又作弢甫、韬夫,号笏斋,又作简斋、笏庵,又号廉访,晚号冰楞 、笏居士。翁同书的孙子。光绪三年(1877)翁斌孙17岁(1877年)即进士及第,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 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宣统三年(1911)署直隶提法使 。是翁家在清末的最后一位大吏。
董其昌(1555-1636)行书《临潭帖》手卷 水墨绫本 22.5×388 cm.
恭亲王奕訢旧藏。奕訢(1833-1898),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奕訢收藏颇富,恭亲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幹《马图》等极为珍贵。
董其昌是自17世纪以来的书家巨擘,其书以“二王”为本,并致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取诸家之法,融会贯通,为明代书学之集大成者,影响了迄今四百年来的中国书法史。本卷董其昌《临潭帖》为其临古创作佳构,虽言临帖,多为己意出之。依据款书风格判断,此卷应书于1602年-1605年间,约董其昌48-50岁之间所作,可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董其昌于1602年所跋《古诗四帖卷》之款识。此时期书风清劲雅丽,韵致含蓄。
《潭帖》是北宋庆历间刘沆帅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命僧希白摹刻。亦称《长沙帖》。汇刻丛帖,十卷。僧希白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王羲之《霜寒帖》、《十七帖》以及王濛、颜真卿等帖。因刻于潭州,故名。此帖摹勒很精,与《绛帖》齐名。赵希鹄《洞天清录》:“《潭帖》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希白重摹本则有晋人风度。”原石毁于南宋建炎年间,宋拓本亦罕见。翻刻本多种传世。临古,是董其昌一生书法学习中极重要的一环,他从十七岁开始学书,到八十二岁去世,从未停止过对历代法帖的临习和研究,并且在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也有着不同的临古方式和临古理念。
本卷董其昌分临《潭帖》中王羲之《修小园子贴》《秋月帖》《七月都下帖》《时事帖》;谢万《谢万帖》;王坦之《谢郎帖》;颜真卿《蔡明远帖》,后自题曰:宋太宗刻《淳化帖》十卷,至宣相时重以真迹摹为《太清楼》。已复有淳熙《秘阁续帖》二十卷、《潭帖》帖十卷,皆广《淳化》所未备,或时有重复,今世无传者,但闻其名耳。董其昌所认为《潭帖》补充有《淳化阁》中所收之不足,但已然于今世不传,只能空神怅望。而后又言其从“吴门王徵君百谷”处所得《潭帖》为不全本,但“特为精彩”,“闲临数行,殊惬心赏”,可知董其昌对所书此卷颇为得意。
宋人曹士冕所著《法帖谱系》认为《潭帖》有八个版本。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的最为明了:“《淳化阁帖》既颁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谓之《潭帖》。余尝见其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至庆历八年,石已残缺。永州僧希白重摹,东坡尤嘉其有晋人风度。建炎虏骑至长沙,守城者以为砲石,无一存者。绍兴初第三次重摹,失真远矣。”
《潭帖》又称《长沙帖》,即与此有关。最初的刻本即是《淳化阁帖》的摹刻,并无增补。董其昌所言“皆广《淳化》所未备”当并非最初摹本。众所周知的永州僧希白因庆历八年时《潭帖》原石残缺,又有重新摹刻本。案,亦有刻本作“僧惠照摹勒于希白潭。”其实在庆历五年间,潭州知府刘沆已在旧本的基础上摹勒而略有增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潭帖》帖尾有署五年、八年之由来。署五年者称摹勒,石并未损。八年者则成重摹,乃是僧希白因石损而重新摹入,此时在庆历五年基础上又再有增入。那么,我们即知《潭帖》最初几个版本的情况,其后究竟增补了哪些,自黄庭坚时便陆续有记载,但均不全。也就是《潭帖》的全本在南宋以来即是罕见。这也是董其昌即使残本也要在王穉登处买来的原因。其感慨“以较官帖特为精彩”当是指曹士冕所载八种之排第一的“庆历《长沙帖》”,此为官府所刻。其馀七种依次为: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本、蜀本、庐陵萧氏本、黔江本。董其昌极为清楚的知道《潭帖》虽然增补《淳化阁》,却是“但闻其名耳。”当然,董氏必知《潭帖》在明中叶时石已不存,所得之本虽非官刻,却是喜爱万分。从其所临如此认真,并有惬意之状态,更是殊为难得。
应该说,此卷董《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临书作品。我们更能窥得董其昌学习古人法帖的方法。董其昌在临此卷时,态度极为审慎,迥于我们所见到其他临本。每临完一个帖均在后面以小字重释一过,或加以感言,或对版本的问题提出己见。如开卷所临为《散怀帖》,其后有跋“散怀帖刻致怀,此唐摹之误。”这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淳化阁》祖本所依墨迹基本为唐摹本,在唐时二王真迹的数量可想而知。其二,此应是承《淳化阁》而来,错误依旧。
所临《时事帖》后言“此帖清劲,行笔如屈铁。虞永兴之宗也。”清劲与屈铁本是两个所指。一为风格,需要充分的想象。一为屈铁,对行笔中线条的比拟,真是恰到好处。对虞世南书法来源的思考正是源于其临书的感悟,董其昌于《画禅室随笔》中自言“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耳。”但更是“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可见,董其昌平时所作之书也并非都是自己心仪之作,应酬繁多当是其苦痛。
整体来看此间临作虽大量保留有董氏所特有的书风,但还是有一些忠实于原帖的一面。如《七月都下帖》可见并非一味凭己意书写,字形大多取于原帖。从“耳”、“行”、“委”、“笃”及“忧、当”的连贯来看,速度并不快,应是书写时对原帖有着边临摹边思索的过程。所以,每段后的重释及感悟皆应是从临帖中得来。此件《临潭帖》,以如此之态度书写,显然以己意为之,亦非应酬之作。
董其昌《临潭帖》绢 卷 27.4x168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临潭帖。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
可致怀也。(草书)。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散怀也。散怀帖刻致怀。此唐摹之误。(行书)。
日书。知足下故羸疾。问触暑远涉。忧不可言。吾故羸乏。不
具。王羲之。(草书)。知足下故羸疾。问触暑远涉。忧不可言。吾故羸乏。不具。王羲之。(行书)。得都下九日书。见
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廗下。日
数十行。深可忧。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虑。当今人物眇然。而叹疾者
若此。令人短气。(草书)。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廗下。日数十行。深
可忧。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虑。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者若此。令人短气。(行书)。足下时事少可。数来至人相寻下。官吏不东西末委。若为言乖。足下
不返。重遣信往问。愿知心素。(草书)。
足下时事少可。数来相寻下。官吏不东西末委。若为言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问。愿知心素。此帖清劲。行笔如屈铁。虞永兴之宗也。王坦之。坦之惶恐。言不知。已与谢郎论坦之事。未其
意良不了者。今诣公自陈。愿告坦之。惶恐言。
知庾丹杨善。数深忧心。王羲之再拜。董其昌书。(行书)。
妙在能合 神在能离——董其昌临《潭帖》探论
毫无疑问,董其昌为明代书坛继祝允明、文徵明之后,最为重要的书家。有清一代,康熙重董,乾隆尚赵,董其昌对后世 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祝、文。其隽秀俊美,平和冲淡的书风与赵孟俯相媲美,成为了晚明至今日最为重要书法流派。
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敏。董 其昌所享有的书法盛名是建立在对法书广泛取法,精研古人墨迹基础上得来,其中之艰辛惟深解书道者,方可知之。 明人刻帖之风极盛,且是学书人最重要的师法范本,董其昌自然对刻帖十分关注,从传世文献来看亦是有极深见解。
又, 董氏传世临书作品可见数种,今皆成为书法史研究者窥得董氏师法及学书取法的重要史料。我们看到董其昌临《潭帖》横 卷,无疑对今日研究董其昌及刻帖,有着双重重要的意义。
关于《潭帖》 董其昌临《潭帖》,不仅前有临王羲之、谢万、王坦之、颜真卿等人的作品。其后,所书跋语对研究晚明书家对《潭帖》 的版本认知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董其昌所临《潭帖》为不全本,其言得自“吴门王征君百谷”。王百谷,即王穉登,晚明重要文学家、书法家。从临后的 题跋数语来看,原王穉登所藏《潭帖》虽不全,但“特为精彩”。
其又说: 宋太宗刻《淳化帖》十卷,至宣相时重以真迹摹为《太清楼》。已复有淳熙《秘阁续帖》二十卷、《潭帖》帖十卷,皆广 《淳化》所未备,或时有重复,今世无传者,但闻其名耳。 所以,董其昌所认为《潭帖》补充有《淳化阁》中所收之不足。那么,据宋人曹士冕所著《法帖谱系》认为《潭帖》有八 个版本。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的最为明了:“《淳化阁帖》既颁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谓之《潭帖》。余尝见 其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至庆历八年,石已残缺。永州僧希白重摹,东坡尤嘉其有晋人风度。建炎虏骑至长沙,守 城者以为炮石,无一存者。绍兴初第三次重摹,失真远矣。”
《潭帖》,又称《长沙帖》,即与此有关。最初的刻本即是 《淳化阁帖》的摹刻,并无增补。那么,董其昌所言“皆广《淳化》所未备”当并非最初摹本。众所周知的永州僧希白因 庆历八年时《潭帖》原石残缺,又有重新摹刻本。案,亦有刻本作“僧惠照摹勒于希白潭。”其实在庆历五年间,潭州知 府刘沆已在旧本的基础上摹勒而略有增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潭帖》帖尾有署五年、八年之由来。署五年者称摹勒, 石并未损。八年者则成重摹,乃是僧希白因石损而重新摹入,此时在庆历五年基础上又再有增入。 那么,我们即知《潭帖》最初几个版本的情况,其后究竟增补了哪些,自黄庭坚时便陆续有记载,但均不全。也就是《潭 帖》的全本在南宋以来即是罕见。这也是董其昌即使残本也要在王穉登处买来的原因。其感慨“以较官帖特为精彩”当是 指曹士冕所载八种之排第一的“庆历《长沙帖》”,此为官府所刻。其余七种依次为: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 本、三山本、蜀本、庐陵萧氏本、黔江本。董其昌极为清楚的知道《潭帖》虽然增补《淳化阁》,却是“但闻其名耳。” 当然,董氏必知《潭帖》在明中叶时石已不存,所得之本虽非官刻,却是喜爱万分。从其所临如此认真,并有惬意之状态 ,更是殊为难得。
董其昌临《潭帖》的意义 应该说,此卷董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临书作品。我们更能窥得董其昌是如何学习古人法帖的。学习古人,并能还原古 人学习时最真实的状态,更是给今日书法研究者提供了极重要的范本。 董其昌在临《潭帖》此卷时,态度极为审慎,迥与我们所见到其它临本。每临完一个帖均在后面以小字重释一过,或加以 感言,或对版本的问题提出己见。如开卷所临为《散怀帖》,其后有跋“散怀帖刻致怀,此唐摹之误。”这透露出两个信 息,其一,《淳化阁》祖本所依墨迹基本为唐摹本,在唐时二王真迹的数量可想而知。其二,此应是承《淳化阁》而来, 错误依旧。 所临《时事帖》后言“此帖清劲,行笔如屈铁。虞永兴之宗也。”清劲与屈铁本是两个所指。一为风格,需要充分的想象 。一为屈铁,对行笔中线条的比拟,真是恰到好处。对虞世南书法来源的思考正是源于其临书的感悟,董其昌于《画禅室 随笔》中自言“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耳。”但更是“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 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可见,董其昌平 时所作之书也并非都是自己心仪之作,应酬繁多当是其苦痛。但此件临《潭帖》,以如此之态度书写,显然以己意为之, 亦非应酬之作。 整体来看此间临作虽大量保留有董氏所特有的书风,但还是有很多忠实于原帖的一面。如《都下九日帖》可见并非一味凭 己意书写,字形大多取于原帖。从“耳”、“行”、“委”、“笃”及“忧、当”的连贯来看,速度并不快,应是书写时 对原帖有着边临摹边思索的过程。所以,每段后的重释及感悟皆应是从临帖中得来。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知《潭帖》在明中期以来的珍稀程度。此件董其昌临《潭帖》,为我们研究董其昌书学提供了至为 重要的原始资料。丰富了董其昌对《淳化阁帖》以来刻帖谱系认知问题。今日虽能看到其对《淳化阁帖》、《太清楼帖》 、《绛帖》等法帖的论述。但对《潭帖》的认知,此件作品恰可补董氏论法帖史料不足。其中之重要可想而知。 因《潭帖》在明代以前极难见全本,而且在《淳化阁帖》基础上究竟增补的哪些至今并未能有确知。只是在文献中我们可 寻得,有补唐太宗诗、王羲之《寒霜帖》、《十七日帖》、《兰亭序》及颜真卿诸帖。董氏所临一出我们便能清楚的看到 其是如何学习《潭帖》,以何种方法临习法帖。 所以,此件董其昌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名家书作,更是对于书法史研究,董其昌个案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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