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俊,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钻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钻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沿上谈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檐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缘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喜欢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蜷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门关着!”他说:“哪有此理!这里又不真果是牢狱!“他就代我去请求寝室总长开门,给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调养室去睡。在路上他对我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我们认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课,先生点名,叫到“杨家俊”,下面没有人应到,变成一个休止符。先生问级长:“杨家俊为什么又不到?”级长说:“不知。”先生怒气冲冲地说:“他又要无故缺课了,你去叫他。”级长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们全体四十余人肃静地端坐着,先生脸上保住了怒气,反绑了手(意即两手在背后交叉握住——编者注),立在讲台上,满堂肃静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级长空手回来说:“他不肯来。”四十几对眼睛一时射集于先生的脸上,先生但从鼻孔中落出一个“哼”字,拿铅笔在点名册上恨恨地画一圈,就翻开书,开始授课。我们间的空气愈加严肃,似乎大家在猜虑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宝。
下课以后,好事者都拥向我们的自修室来看杨伯豪。大家带着好奇的又怜悯的眼光,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选》,笑而不答。有一个人真心地忠告他:“你为什么不说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选》回答道:“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说诳?”大家都一笑走开了。后来我去泡茶,途中看见有一簇人包围着我们的级长,在听他说什么话。我走近人丛旁边,听见级长正在说:“点名册上一个很大的圈饼……”又说:“学监差人来叫他去……”有几个听者伸一伸舌头。后来我听见又有人说:“将来……留级,说不定开除……”另一个声音说:“还要追缴学费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饼有什么作用,但看了这舆论纷纷的情状,心中颇为伯豪担忧。(读者蒋先平推荐,附图为丰子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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