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晚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现代学者、书法家、政治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和沈尹默都是著名学者，还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共事。两人也都具有颇高的书法造诣，他们在书法理论方面曾有过争论，堪称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马叙伦（1885－1970）
20世纪20年代，沈尹默与马叙伦都在北京大学任职，也时相探讨书法问题。但是，两位学者对书学理论的认识颇有异同，二者之间的争论长达数十年。1938年10月2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曾记录了沈尹默对于自己书法的自信：“沈尹默、张凤举来。尹默自言于书法近有神悟，有规则而又笔笔换，可体验不可以言传。”“沈氏自言‘法书’在‘米南宫之下’。”
马叙伦虽然在书法界没有沈尹默的盛名，但却比沈尹默更为自负，其论书诗云：“唐后何曾有好书，元章处处苦侵渔。佳处欲追晋中令，弊端吾与比狂且。”自称作书不涉唐以后一笔。马叙伦在其随笔《石屋余渖》中曾对当时的书法家们颇有微词，说王福广作字如描花，康南海、于右任书虽不弱，康尤胜于远甚，二人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所作随意为之，遂入恶道。马叙伦对沈尹默稍有好感，但也认为“其功力亦不出米虎儿之上”。
随笔中有《沈尹默书》一文，对于沈尹默有这样的评价：“与智影访沈尹默，尹默出示其近年所书，有屏四幅，尹默自许为可存者，余亦仅许此四幅，以为伯仲米虎儿，然虎儿亲承海岳之传，于海岳书若具体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晋，而虎儿局促唐人辕下，仍是宋人面目。且其骨气不清，则不能得之于父，殆天也。”接着他又认为：“尹默此书面目极似。而于虎儿终须以兄事之，盖笔中犹若夹杂也。余以为尹默他日即以此跨虎儿而上之。若去此便反落虎儿局中，不得出矣。”由此，马叙伦得出结论：“尹默又示其所临褚河南《孟法师》《房梁公》两碑，以此见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盖余抱不临之旨，偶事临摹，终页即止也，况终篇三复耶？”在这里，马叙伦把自己比喻为大科，即皇帝钦点的状元，把沈尹默认定为三考出身的进士。对于沈尹默主张的悬腕，马叙伦也有不同意见：“尹默作书无论巨细皆悬腕肘，然指未运，故变化少，其论中锋仍主笔心常在画中，特以毫铺，正副齐用，故笔心仍在画中，此在六朝碑版中观之亦然，若郑文公金石峪。余始终以为指亦运转，而副毫环转铺张，笔心在中，蔡伯喈所谓奇怪生焉者，必由此出也，此则止能各由其道矣。”
《石屋余渖》书影
随后，马叙伦又在其1949年出版的《石屋续渖》中记载当时上海舆论有认为沈尹默“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的看法。对此，马叙伦认为不要计较：“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特尹默不可与福广并论；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
1946年末，沈尹默自重庆返沪，坚辞挂名的“监察院委员”，自甘清苦，不食“蒋粟”，直至上海解放，以鬻字为生，自嘲“字同生菜论斤卖”（见之于沈尹默七言诗《次韵答行严过访见赠之作》）。由此客观上使得沈尹默作品较早进入了市场，以至后来形成了沈尹默与马叙伦的书法作品价格有较大差距，价格多寡完全是市场行为，所谓富商撑腰是一种戏称。
行书七言诗
1963年2月25日，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兼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的沈尹默，应邀为陈叔通主持编印的《马叙伦墨迹选集》写作序言，其中介绍说：“石屋先生天资强敏，精力过人。早岁蜚声文苑，震惊诸老辈。从事人民革命事业，恓惶奔走，夷险如一。而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居恒与余戏言，谓余书为三科出身，而君以大科自命。盖以余鲁拙庸谨，必依明贤矩，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石屋与余，实亦各尽其一己之性分，非故为异同也。……以余与君习而略通书道，来索序，谓或能道出此中甘苦。余与君诚至熟悉，惟未尝亲见其握管染翰着纸。即便能道一二，未必中君意……石屋作字，颇重意趣。悬腕书小字，其殆欲传此秘于来者乎！石屋卧病久矣，末由相与扺掌畅论此事，至堪太息，是为序。”
《马叙伦墨迹选集》书影
沈尹默与马叙伦之间既不乏学术争论，也有相近志趣，二人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坦坦荡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