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书法》草圣，湖湘文明的突出标志

这个话题要从岳麓书院说起。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最初是潭州太守朱洞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捐官银兴建，其后绵延不断，现成为湖南大学下属学院。岳麓书院声名远播，与其历史上的几次代表性的讲学及御赐匾额有关：一是“朱张会讲”。乾道三年（1167），理学大师朱熹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论学，听讲者众，“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极大地推动了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在湖湘大地的发展。二是“阳明讲学”。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起，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到岳麓书院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又一次学术上的活跃与繁荣。三是“御赐匾额”。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赵恒御赐“岳麓书院”匾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康熙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

岳麓书院有副标志性门联，上联“惟楚有材”，是清嘉庆年间书院山长袁名曜出的（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下联“于斯为盛”，是贡生张中阶对的（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世人将这副对联解释为：楚国有人才，多出于这里。

上联“惟楚有材”的“材”字，是“材”而非“才”，一是受“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原句的局限，二是此“材”在原句中是指“如杞梓、皮革”者，用于书院，指书院乃雕琢“材”的地方，也就是说湘人为“材”，要成“才”，需到书院进行化育的意思。这，正是书院的功能所在。

岳麓书院作为声名远播的“千年学府”，是被湖南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具有标致性的学术与精神高地。其外，与湖湘文化源头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书院碧泉书院，是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开创者”、福建人胡安国与其子胡宏在湘潭县隐山共同创办。碧泉书院与岳麓书院的文明，是湖湘书院的代表，在湖湘文明史中，这种“书院文化”应归于以理学、心学为底的“诗书文明”范畴，是湖湘人才“立功文明”的思想根底与力量源泉，忽略这一渊源深厚的关键所在，如同截断了“立功文明”的脐带与土壤。

按人物显达的高度与时间的远近衡量，笔者以为唐代书法家怀素与欧阳询称得上湖湘“诗书文明”的高峰代表。为了与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相对应，笔者将“草圣”作为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

一 文字、书法与诗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人类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是以文字的诞生为区分标准的。

《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可见文字的出现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人类从此由蛮荒岁月转向文明社会生活。唐代书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曰：“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书法是文字的载体。

当下学界有一种观点：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至今从未间断，是因为有书法艺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文字载体传承功能，文明的星火相传，绵延不绝。文字赖书写得以传播，使得更多的人得到文明的熏陶。过去入学第一件事就是识字、习字，将字写好是第一门功课，也是文化人的脸面，所以传统上的饱学之士，一般书法都不会差。理学大师朱熹的书法与陆游、范成大、张即之并称“南宋四家”，岳麓书院保存至今的“忠、孝、节、廉”即其手笔。北宋《宣和书谱》共收录197名书法人物，湖湘怀素、欧阳询、欧阳通、齐己4人入列，作为远离中原的僻地，有此“成绩”已属十分难得，非重量级人物皆不足以影响拥有皇权的“编撰者”矣！齐己之书法，虽谓精彩，但与其他三位湖湘书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但《全唐诗》却收录了他的800余首诗作，数量之多，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传统诗、书历来是合璧的，成为旧学之标配，更是考科取仕之门锤，难以分割。凡书院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乐、射、御、书、数”教人，其中“义、智、礼、乐、书”诸项多与“诗、书”相关。旧时之“诗、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远不像今天的书法“专业”。

自文字产生的那一刻起，书写随之，在诗文相亲的漫长发展岁月里，书写也发展成为了一门特有的民族传统艺术——书法，学者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即是看到书法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中国哲学思想与审美要求等。

二 “草圣”乃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性高峰

怀素、欧阳询二人的书法，早已被公认为中国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耸立至今已有1200多年。怀素的草书狂放恣肆，史称“狂草”，其人则有“草圣”之誉；欧阳询的楷书风格独标，史称“欧楷”。二人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巨擘，在湖湘“诗书文明”史中，更是鲜有能与之比肩者。

可能许多人一下子很难接受“怀素欧阳询为湖湘'诗书文明’的高峰”这一观点，在这些人的意识中，认为再怎么高峰，不也就是写几个字的吗？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对书法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体会到“诗书文明”中的“诗”与“书”从来都是相互融合发展的关系。或有疑问，为何不是“诗”作代表呢？

不妨看看湖湘“诗书文明”里其他各类代表人物的情况。

有“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之称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投湖南域内的汩罗江而亡，世人多将其人与湖南联系在一起，湖南学界也将引为湖湘文化重量级人物。笔者认为，屈原的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将屈原作为湖湘“诗书文化”的高峰代表，可能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是地域障碍，屈原并非湖南人；其次是他的主要经历也不是在湖南，很难说他在湖湘大地上传播的思想就是独特的唯一的，也不曾到湖南以外的类似荆楚湖北等地去传播。另外，“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历史上诸多重要人物，如“二程”、胡安国父子、朱熹、张栻、王阳明等，虽然他们的思想如屈原的思想一样，对湖南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无一例外的皆是湖南的过客，如果将他们的思想为湖南所独揽，可能也是与事实相违的。

真正还可以说道的“诗书文明”本土人物，一个是道州人周敦颐（1017—1073），他是北宋理学、道学思想的开创者，但其人比“草圣”怀素晚了200多年，且其学说发展集大成在朱熹；一个是衡阳人王夫之（1619—1692），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早年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说，清中期新化人邓显鹤将其著述搜集整理成《船山遗书》；还有一个是邵阳人魏源（1794—1857），人称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了解、学习西方科技，以抵御侵略，但总的来说，魏是在贯彻执行林则徐的思想和做法，其成果也尚不足以形成高峰。

至于湖湘文化中其他过客的吟哦，如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等，可谓灿烂非常，但作为湖湘文明代表却不妥。更有范仲淹，他根本没到过岳阳，笔下的《岳阳楼记》，仅凭图画意会出来，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竟然被湖南人拿来给自己贴标签、称精神，“敢为人先”，实在是有些勉强。无论如何，笔者以为此类东东，只能作为湖湘文明的一种丰富。

上述这些湖湘“诗书文明”史上的人物，都是重量级的，但相对与怀素、欧阳询两座历史高峰来说，他们可能都略有些微不足道，故笔者以为，以“草圣”作为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是适合的，且这个以“草圣”标志的“诗书文明”，是以“湖湘学派”作底的“诗书文明”。

以“草圣”为标志的“诗书文明”，与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相比，如前者以怀素《自叙帖》的完成为时间节点（777），后者以“湘军”攻占南京为时间节点（1864），前者比后者早了1087年，也就是说，在形成“湘军”高峰之前的1087年，“草圣”高峰已巍然屹立。

三 湖湘有深厚、丰富的书法历史与底蕴

“草圣”高峰的出现，必然有其生存土壤，湖湘之地，“诗书”历史颇长，历史考古发现的资料极为丰富。

湖湘之地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即便在深山僻地，湘人都对文字充满了敬畏之心，认为文字是通神明的，是神圣而崇高的，普遍存在“写了文字的纸，就不能亵渎”的朴素思想，文字可以烧掉以敬神明，故至今在湖南民间不少地方还留存有如“惜字塔”之类的遗迹，这是湖湘大地传承、发扬“诗书文明”的肥沃土壤、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