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
骨灰级书法爱好者钟繇
钟繇是今天流行的楷书的创始者，书法界有一种说法，说“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学自卫夫人，而卫夫人学自钟繇。这样算起来羲之还是钟繇的徒孙，可见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看到一本名为《混迹三国》的闲书，上面也谈到钟繇，说他是个文武全才，文的方面，他精通史学、易学、书法；武的方面主要是学习兵法和剑法，他的指力可以洞穿棉被。
我不由吓了一跳，在我印象里的一直是文弱书生的钟繇，几时修成了这一指禅功？莫不是现代的海灯法师也要认钟繇为祖师爷吧！
想马超的堂弟马岱与钟繇那一战，被后人评为三国战史上实力最为悬殊的一战：“岱引军一万五千，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钟繇出马答话。岱使宝刀一口，与繇交战。不一合，繇大败奔走。”
后人评：“对付钟繇这号只会白纸上写黑字的还用宝刀，太夸张了吧！”
如果钟繇的指力可以洞穿棉被，虽然不能洞穿马岱的宝刀，那至少在武艺上并非等闲之辈，不至于与马岱只斗得一个回合吧。
其实，真实的情形是， 史上记载钟繇指力洞穿棉被，是他学书三十余年，每天夜晚在被子上不间断练字的结果。
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籍，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练习书法，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时间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就蹲在地上写字。晚上睡觉，就用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给划了个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上厕所，竟忘记了出来。
钟繇在学习书法入迷忘我，堪称骨灰级书法爱好者，还有一事更能证明。
青年时期，钟繇就与后来的领导――曹操因为共同的书法爱好走到了一起，那时经常出席书法学术讨论会的还有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书法迷。
有一天，钟繇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就向韦诞借阅。不料这位擅长制墨的先生（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大概很怕钟繇借了不还他，也有可能是怕钟繇的书法超过他，总之，任钟繇死磨硬缠都坚决不借。
钟繇很生气，他把胸脯擂得咚咚响，一直擂了三天，擂得胸前青一块紫一块，还呕了一大滩血，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在练大力神功，准备去跑江湖卖狗皮膏药，这韦诞也够狠心，全不为钟繇的“苦肉计”所动，硬是没给他看。钟繇却因为“表演”太投入，把自己擂得奄奄一息，亏得曹操派人送五灵丹（三国时期疗伤圣药）给他，才活过来。钟繇算是得了心病，发下誓言，说不惜等韦诞死了之后去盗墓，也要看到蔡邕的秘诀。
这差不多为韦诞做了一个广告，谁都知道韦诞手中有一本练书法的秘籍，以致于后来韦诞的墓真的被盗了。
但韦诞比钟繇晚死了二十年，钟繇是不可能亲自去盗的，但是由于他发下的那个誓言，后人还是一口咬定盗墓的事情是钟繇指使的，这可真是冤枉了钟繇。
韦诞题匾掷笔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人，擅长楷书，尤其精于题署，汉魏时期的皇宫、舍馆和各类宝器上，都有他写的手迹。
魏明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凌云台。楼台上悬挂有未题字的匾额，让韦诞去题写。人们用笼子装着韦诞，再以滑轮、长绳牵引，吊拉上去。匾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韦诞站在上面，胆颤心惊。一气之下，他扔掉手中笔，把它烧了，并告诫他的子孙，断绝传授他的楷书法，还将这一条写进了家规。
一代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邪监沂（今山东临沂），后迁会稽，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擅书法，世称“书圣”。
王羲之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王僧虔年轻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早在刘宋朝，宋文帝在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他的一幅白绢扇面书法，赞叹不己，说：“这不只是超过了王子敬(献之)，其骨力内涵，外貌风仪更不一般。不可小看。”王僧虔是晋代三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而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又是王导的从子、从孙。王僧虔的书法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字写得好，而且对书法理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曾著《书论》一篇。所以宋文帝如是说。
至齐代，王僧虔书法更臻完美，遂成海内名家。太祖萧道成也是个笃好书法的人，即帝位后，书法雅兴仍不减当年。建元中(公元479—482年)，太祖召已是丹阳(今江苏镇江)尹的王僧虔来朝，提出要与他进行书法比赛。王僧虔只得从命。君臣二人各自展纸濡墨，挥毫逞兴。作书完毕，太祖十分得意地问：“联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太祖心里明白，自己的书法是不能与王僧虔匹敌的，付度王是否有曲意奉承之露，出如此狡黠之语。于是反问道：“第一就是第一，怎么会有两个第一?”王僧虔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经他这样一解释，太祖又觉得似乎不无道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公卿可真会说话，既不失之自信，又不得罪人，真可谓善自为谋啊！”话语中流露出对王僧虔应对机变的嘉许。君臣二人当即互赠各自所珍藏的古代名人法书精品。
恨二王无臣法
黄门侍郎张融，不但对皇帝老子不在乎，对先贤书圣二王也老大不恭敬。相传他与齐高帝有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见《南史》卷32《张融传》)。从现象上看，张融的确狂妄得可以。何等人，敢去比肩二王?再查张融书作，虽原作不可得，但历代的一些评价，于他十分不利：梁·庾肩吾《书品》列融书品下：唐·李嗣真《书后品》所列亦同；张怀璀《书断》云， “融书兼众体，於草尤工，而时有稽古之风。宽博有余，严峻不足，可谓有文德而无武功。”此而抗衡二王，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指其为“常自美其能”，语涉讥刺，想来也不是毫无来由的。
但是，撇开张融本人而言，光论“臣法”与“二王法”，此语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张融在特定条件下出此狂言为人讥笑，但一般地说，他的“恨二王无臣法”，在观念上却是凌烁前辈、居高临下的。 “二王法”是前人法，对后人言是经典；其后人之法对更后人而言，不啻也是楷范。每一时代的风尚各异，后时代要有建树，势必要冲破前一代确立的种种“二王法”，自出机抒，独标新帜，这对于当时人而言是“臣法”，对后世人则又成了新的“二王法”。唐之视晋与宋之视唐，元之视宋与清之视明，无不是“二王法”与“臣法”之间互相影响又互相转换的嬗变关系。故而，张融此言落实到他这个具体环境中，是难於逃脱狂妄之嫌的；但从纯理论角度看，此言又是绝对真理，说出了历史嬗变的真谛。
宋人黄山谷对此深有感受，袁燮题其《食面帖》云： “涪翁书大率豪逸放肆，不纯用古人法度。尝称：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疏为令，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到。”（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5引)山谷的“三尺法安出哉”直是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张本。古代书家之法，可以成为今人楷则，今人书法也将成为后人楷则----安知后人不会以我黄山谷的“不法”之法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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