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屈原是辞赋之宗，历史名人，学者考其生平，照例都会讲到他在楚怀王手下担任的两个官职：左徒和三闾大夫。这两个官职是什么样的官，大家很想知道。但可惜的是，学者挖空心思，做种种推测，原始材料却只有四条。它们是：
（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2）《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此？”
（3）《楚辞·离骚》王逸序：“《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
（4）《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上述材料，第一条提到“左徒”。“左徒”是什么官，原文没有解释。司马迁只说，屈原居此官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如此而已。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似以此职为谏官〔案：楚有谏官曰“箴尹”或“针尹”〕，[1]大概就是从这几句话得出的印象。但他的话，前面加了“盖”字，看来只是推测之辞，并不一定有真实根据。我们唯一可以判断的是，它大概是个比令尹、司马低，但也不是太低的官职，因为《史记·楚世家》说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黄歇从“左徒”可以直接升任“令尹”，说明这个官阶并不是太低。
第二条，来源是第四条，内容大同小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屈原被放之前，他的最后官职是“三闾大夫”。
第三条，有些话与第一条相似，如“屈原与楚同姓，……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不同点是把“左徒”换成了“三闾大夫”。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和“左徒”可能是同一职官，或者是“左徒”的属官。[2]关于“三闾大夫”，王逸的解释是，“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是以此官为管理公族，掌其世系的官员，职能似与东周流行的“宗伯”、“宗人”、“宗老”、“公族”（或“公族大夫”）一类职官相似。[3]由于春秋时代，屈氏担任最多的官职是莫敖，历代楚王的莫敖往往都是由屈氏父子相袭〔案：莫敖在战国文献中也极为常见，出土的曾、楚等国文字是作“莫嚣”。它在楚国是个很有传统的官职，地位很高，仅次于令尹、司马，倒是与我们对左徒地位的估计比较接近〕，有些学者还认为，它大概就是楚官中的“莫敖”。[4]但由于我们在古文字材料中还没有发现“左徒”和“三闾大夫”，也无从判断它们与“莫敖”的关系，对这些说法，现在我们还不能证实。
在上述问题不能解决之前，这里我们只着重讨论一下“三闾大夫”。
二
“三闾大夫”，“闾”是“闾巷”之“闾”，本义是里巷的大门，但在古书中也被用来代指居民所在的地区和编制单位，大小并无一定；“三闾”者，从王逸的说法推断，大概是指楚国贵族有昭、屈、景三氏，他们于郢都之内各有居住区，每个区以所在街门为别，呼为“昭闾”、“屈闾”和“景闾”。1965-1966年湖北望山2号楚墓出土过带烙印的棺具。[5]外棺上的印文是作“于王既正”或“既正于王”，当是表示这些木材已被王室征用（“正”可读为“征”），[6]或者表示此棺已经王室检验，证明是合格品（“正”有考定之义）。内棺上的印文是作“邵吕竹于”或“邵吕竽”，[7]我们怀疑，“邵吕”也许就是昭氏居住的“昭闾”（“邵”即楚文字中“昭氏”之“昭”的本来写法，下文还要讨论），“竹于”（或“竽”）则是制棺工匠的私名，印文是以所居闾名加私名的形式为记，情况同于战国工匠题铭的一般格式。类似情况也见于齐国。如齐都临淄出土的陶文，它们也往往是以闾里之名加工匠的私名。而且其中一种，是在里名之上冠以“高闾”之名。[8]“高闾”，也见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一）》，学者以为是齐都临淄的城门。[9]但我们怀疑，“高闾”也可能是齐国贵族高氏的居住区。齐都之内，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国闾”、“陈闾”、“鲍闾”等其它闾名，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者因为不当制陶作坊所在，所以在陶文中看不见。
“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国王族的分支。战国时期的楚国名臣和高官，很多都是出自这三族。例如：
（一）昭。
（1）昭奚恤。楚宣王令尹（见《战国策·楚策一》第三至九章、第十二章、《韩非子·内储说下》等古书，亦称“昭子”）。[10]
（2）昭鱼（或作“昭献”，“鱼”或“渔”，古或从虍从鱼从攴，与“献”字形相近）。楚怀王令尹（见《战国策·东周策》第六章、《楚策四》第三章、《魏策二》第十四章、《韩策一》第九、第十二章、《韩策二》第二章）。
（3）昭扬（或作“昭阳”）。先后任楚怀王司马和令尹（见《战国策·秦策一》第十三章、《齐策一》第五章、《齐策二》第四章、《楚策一》第二章、《楚策三》第七章、《韩策二》第五章，亦称“昭子”）。
（4）昭雎。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一》第十九章、《楚策二》第二至四章、《楚策三》第五章）。案：鲍本作“昭过”，《汉书·古今人表》有“昭廷”，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案《国策》楚昭氏显著颇多，独未闻廷。疑即怀王之良臣昭过也。”
（5）昭盖。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四》第七章）。
（6）昭翦。楚怀王臣（见《战国策·东周策》第二十七章）。
（7）昭应。楚怀王臣（见《战国策·西周策》第四章、《赵策四》第十六章）。
（8）昭鼠。楚怀王宛公（见《战国策·楚策二》第三章）。
（9）昭常。楚顷襄王司马（见《战国策·楚策二》第八章）。
（二）屈。
（1）屈宜臼。楚威王臣（见《史记》的《六国年表》和《韩世家》）。
（2）屈原。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见上节）。
（3）屈盖（亦作“屈匄”）。楚怀王大将军（见《战国策·秦策二》第十四章、《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楚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4）屈署。楚怀王臣（见《战国策·楚策四》第七章）。
（三）景。
（1）景舍。楚宣王将，疑是宣王司马（见《战国策·楚策一》第五章）。
（2）景翠。楚怀王将（见《战国策·东周策》第二章、《楚策二》第二章）。
（3）景鲤。楚怀王将（见《战国策·秦策四》第六、七章、《齐策三》第一章、《楚策二》第二、第八章、《韩策一》第二十章、《韩策二》第十九章）。
（4）景阳。楚顷襄王将（见《战国策·燕策三》第一章）。
（5）景差。楚顷襄王臣，著名辞赋家（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案：《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
其情况就像春秋时期的楚国官员很多都是出自“斗”、“成”、“屈”、“蒍”四族，他们应是当时的大族。
三
“昭”、“屈”、“景”三族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不清楚（或者也可以说，只有一个族的来源，即屈氏本身，我们知道；其它两族，大家不知道），现在有古文字的线索，事情才水落石出。下请分别述之：
（一）昭。昭氏的来源，过去不清楚，现在知道是楚昭王的后代。因为从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如邵王之媓鼎、簋）和楚姓氏的“昭”（如包山楚简人名中的“昭”），[1]它们的写法一样，都是写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书中的楚姓“昭”，这点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扬”或“昭阳”，他曾在楚怀王六年（前323年）大败晋军于襄陵。此事是楚国历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就是用这件大事来纪年，叫“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2]包山楚简的文书部分也有同样的纪年。[3]它们记载的这位大司马就都是写成“邵阳”。可见楚昭氏的“昭”本来是写成“邵”。特别是还有一条材料，恐怕更关键。这就是包山2号墓的墓主，我们从该墓的占卜竹简看，他的官职是怀王左尹，名字叫“邵※”（前？-前316年），也是以“邵”为氏。[4]此人与屈原同时，生前患有重病，为了祈求康复，曾反复占卜，反复祭祷。祭祷对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么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5]整理者在注释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公元前515-公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时期有以王号为后代之氏的习惯，昭王应是邵（昭）※这一支的始祖”[6]。这是非常过硬的证据。
（二）屈。是楚武王之后，这点比较清楚。但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为什么从春秋到战国，它一直都是显族。春秋时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斗”、“成”、“屈”、“蒍”。[7]当时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这四族的显贵来担任。斗氏和成氏（成氏是鬬氏的别族）是若敖（熊仪，前790-前764年）之后。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岭楚墓曾出土过一件“克黄之升”，[8]克黄见《左传》宣公四年，为楚庄王箴尹（此官，据《吕氏春秋·勿躬》，是楚国的谏官），就是鬬氏家族的成员，[9]但他的氏名在器铭中并未出现。包山楚简有“※”氏，也许就是鬬氏的本来写法。[10]屈氏是武王（前740-前690年）之后，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发现。[11]蒍氏（《左传》或作“薳”），[12]旧说是蚠冒（前757-前741年）之后，现在看来，也许是熊严（前847-前838年）四子中的第三个儿子，即叔熊（或叔堪）的后代。[13]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的楚墓就是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冯和其配偶的墓（下寺三组墓）。[14]这一氏名有三种写法，一种从邑从为，疑与“蒍”相当；一种从邑从正反双虎，疑与“薳”相当；一种从邑从化，则可能是第二种写法的别体。铭文也叫“楚叔之孙”。[15]这四族当中，鬬、成、蒍三族，资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维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三）景。景氏的来源，过去也不清楚。因为如果说它是出自王族，楚国并没有一个楚景王，如果说它是某个著名大夫的后代，好象也没有线索。现在借助古文字材料，我们才终于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见的姓氏“竞”字。竞氏在包山楚简和楚国铜器、楚国玺印中都有发现，[16]过去，我们以为它就是《姓苑》等书中的竟氏。[17]徐全胜先生在考释包山楚简中的竞氏时，也是这么看。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这一解释，他还有另一种考虑，“复疑竞氏即文献之景氏”。[18]现在看来，他的后一种考虑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1）楚平王的谥名本来是作“竞平”；（2）“竞平”的“竞”字，根据谥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惯例，正好应该读为“景”。其证据是，1973年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出土过一件青铜甬钟，铭文作：“秦王卑命，竞（景）平王之定救秦戎”。[19]这件铜器应是一组编钟中的一件，如何断读和考定其时代，学界曾有争论。但现在根据新出楚简，我们可以确认，铭文中的“竞（景）平王”就是古书中的楚平王。平王称为“竞平王”，其实是用“双字谥”，情况同于楚惠王之称“献惠王”，简王之称“简大王”、声王之称“圣（声）※（桓）王”，襄王之称“顷襄王”，考王之称“考烈王”。[20]由此，我们才终于明白，楚文字中的“竞”氏，其实也就是古书中的“景”氏。它的来源是楚平王谥号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来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声不佳的楚王。他们的后代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最显赫，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四
上文所述昭、屈、景三族，“屈”是老牌贵族，早在春秋时期就很显赫，与“昭”、“景”不同；“昭”、“景”是新兴贵族，它们的出现比较晚，立族当在战国初年。楚国贵族很多，但到战国时期，为什么只有这三族最得势，原因可能很复杂。现在我们的考虑还很不成熟，这里只能讲点粗浅的体会。
（一）我们先谈屈氏。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春秋时期，楚公族之大首推鬬、成、屈、蒍。这四族的命运是，春秋早期和中期（若敖至康王），斗、成最显赫，当时王朝大臣多出二族。但庄王九年（前605年），楚“灭若敖氏之族”（《左传》宣公四年），首先衰落的正是鬬氏和成氏。[21]比起鬬氏和成氏，春秋早中期，蒍氏的地位要差一点，但也很重要，他们在王朝任高官的也不少，仅次于鬬氏（比如庄王时的名相蒍敖〈即孙叔敖〉就是出自这一族）。特别是鬬氏和成氏衰落后，楚国一度由王族专政，而由蒍氏和屈氏辅之，蒍氏的地位更有所提高。[22]楚共王时，王朝大臣多出王族，康王初年也是如此。康王九年（前551年），王杀令尹子南，剪除王族中的权贵，起用薳子冯任令尹，蒍氏（薳氏）才代替鬬氏，成为王族之外最大的贵族。整个春秋时代，屈氏的地位比斗、成、蒍要低，他们的成员，只有屈建当过令尹，其它多是担任莫敖。[23]但四族之中，到战国时期还能维持大族地位而不衰，只有屈氏。屈氏的硕果仅存、后来居上，当与其它三族过早消耗于权力角逐，而屈氏始终不是斗争焦点有关。[24]
（二）我们再讲一下昭氏和景氏。
战国时期的昭氏和景氏，它们是来自春秋晚期的楚昭王和楚平王。平王和昭王是父子关系。他们在楚史上的角色很有意思。披读楚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公族兴废每与国家灾难有关。昭、景二族的出现也是如此。我们考虑，它们当是昭、惠复国的产物。此外，屈氏在这两次危机中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它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可能也与这类事件有关。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楚史春秋段是分为前后两截，前一截，即春秋早期和中期（从若敖到庄王），楚启濮伐随，兼并各国（申、吕、息、邓等国），与晋争雄，问鼎中原，一直是处于上升的势头，鬬、成与有力焉。庄王九年，若敖之灭，导致王族势力的上升。表面上看，这是王室得到加强，但实际上却是楚势由盛转衰的开始。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晚期，楚国多难，祸乱是起于共王。共王以来，令尹、司马多为王子（蒍氏、屈氏只起辅助作用）。当时“王族多宠”是大问题（《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楚申叔豫语，谓“国多宠而王弱”）。所谓“王族多宠”，第一是王多宠子，而莫嫡是立，有继承危机；第二是幼子即位，而王叔干政，又有篡弑之虞；第三是王族多畜私臣，“无禄而多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也对国家构成威胁（这类问题一直到吴起变法前还是如此）。比如共王五子（即后来的康王昭、灵王围、訾敖比〈子干〉、令尹子晰和平王居〈原名弃疾〉），他们都是庶子，由谁继承王位，是靠埋璧为卜，导致五子争位。其先立者为康王。康王初年，三易令尹（子囊、子庚、子南），都是出自王族，新王受王叔控制，很不自由。康王九年，王杀令尹子南，导致蒍氏出山，情况才有所缓和，但王族专政的局面并未打破。[25]康王死，其子麇（郏敖）是被令尹子围即后来的灵王杀害。灵王立，其子禄又被另外三位王叔（子比、弃疾和子晰）杀害。灵王自己也死于流亡。当时人叫“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郑行人子羽语）。灵王卒，子比为王（初王），子晰为令尹，弃疾为司马。三位王子争政的结果是，弃疾获得胜利，是为楚平王。平王在五子中年龄最小，当时人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叔向语）。[26]这也是属于后来居上，和屈氏有相同之处。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晚期的国际形势是，晋、楚对抗，各有与国：吴通上国，与晋为亲（晋、吴为同姓）；楚娶二嬴（庄王夫人和平王夫人都是秦女），与秦为姻（秦、楚都是被中原诸夏“夷狄视之”的大国）。故楚臣之叛，必投吴、晋（如申公巫臣、伍子胥、太宰嚭、太子建）；[27]昭王复国，也是赖秦之助。[28]
这是平王即位的背景。
平王这个人，史家都认为很坏，但他的运气却并不坏。他不但以阴谋得继大统，干尽坏事，竟以寿终，让逃亡在外的伍子胥气得不得了；而且死后也若有神助，虽以暴虐荒淫，陷楚国于灾难，但他的儿孙（楚昭王和楚惠王）还是得以重振楚国，再续楚祀。司马迁说康王“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史记·楚世家》），就是讲这种戏剧性。不仅如此，有趣的是，楚国的命运还竟然是系于一女子之身。楚平王为太子建取妇于秦，见女好而自娶之，舍太子建不立，而立秦女所生子为昭王，这是后来几件大事的伏笔。它既是伍子胥搬吴兵入郢的祸因（导致太子建的老师伍奢被杀和伍子胥出逃），也是申包胥乞秦师复楚的福源（因为昭王的妈妈和姥姥都是秦女）。就连惠王时有名的“白公之乱”和叶公子高的救亡图存，远因也在于太子建之废，白公胜要为他的父亲（故太子建）报仇雪耻。这两次的复国，对楚国影响很大：昭王所“复”是平王的“国”，惠王所“复”是昭王的“国”。我们相信，昭、景二族的崛起必与之有关。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在上面提到的楚国钟铭中，我们发现的并不只是楚平王的谥号，而是秦国救楚的大事。我们推测，该器当是昭王或昭王以后，楚王室为了纪念楚国的复国而做。[29]作器者在铭文中把秦之救楚归因于平王与秦国联姻，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是惠王以后或昭王以后的楚人，他们在复国之后能够想到的是什么呢？恐怕只能是感谢惠王以前的昭王，昭王以前的平王（感谢他从秦国娶来了一个既给他们带来灾祸又给他们带来福气的漂亮女人）。我想这也许就是“昭”、“景”二族在战国时期成为大族的原因吧？
2000年7月26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
注释：
[1] 参看：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335-336页。
[2] 参看：同上，409页。案：左氏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谓左徒或即三闾大夫之主官，而三闾大夫为其从属，并疑左徒即莫敖，比于后世秩宗、宗正，是合莫敖、左徒和三闾大夫为同一种职官。
[3] 参看：《先秦职官表》，57、84、94-95、162、174-175、231、239、255、257、297、318、338、351页。
[4] 参看：同上，409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17页。
[6] 参看：裘锡圭《战国文字释读二则》，收入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年文集》，1996年，154-158页。案：古书所说“征”有多种含义，一种是大府之征，主要是征自农民，供军国之用（养军队、官吏和刑徒）；一种是少府之征，则征自山林川泽、道路关卡和王所控制的工商业，供国君之用。这两种“征”都不一定是以货币的形式，而经常是以实物和力役的形式（参看：《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楚征木材，可参看包山楚简简140的正、背，字亦作“政”。木材之征，估计应是实物之征。裘文说“既征”是表示“已经在王那里征过税”，好象说买木材的人向王交纳商品税，似可商榷。
[7] 参看：陈振裕《江陵望山一、二号墓所出楚简概述》，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3-11页。考释见该文第7页。
[8] 见李零考释的《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中华书局，1998年，46-49页。
[9] 帛书说“臣以车百五十乘入齐，※逆于高闾，身御臣以入”，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3年，37页。该书〔注一四〕说“高闾应是齐都临淄的城门”。
[10] 这里引用的《战国策》，其国别、章次是用姚宏本，下同。
[1] 邵王之媓鼎、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2288；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3634、3635。包山楚简中的人名，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案：关于包山楚简中的邵氏，可参看：徐全胜《包山楚简姓氏谱》，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5月，33页。据徐谱，包山楚简以“邵”为氏者凡10人，见《包山楚简》简15、15反、16、95、103、115、116、125、150、176、181、193-194、205-207、218、220、221、223、249。此外，邵氏还见于楚漾陵公戈（《殷周金文集成》，第17册，1992年，11358）、楚鄂君启节（《殷周金文集成》，第18册，1994年，12110-12113）和楚玺印（《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2551、2552、3486）等。
[2] 见注11引楚鄂君启节。
[3] 《包山楚简》，简103、115。
[4] 《包山楚简》，简207、218、220、221、223、249。
[5] 《包山楚简》，简200、203、205、214、240、243。
[6] 《包山楚简》，53页，注（360）。
[7] 清陈厚耀《春秋氏族谱》卷下述楚公族有“斗”、“成”、“屈”、“蒍”、“熊”、“阳”、“申叔”、“申”、“伍”、“潘”、“沉”、“观”、“伯”等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下《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的楚表也有“斗”、“成”、“蒍”、“屈”、“阳”、“囊”、“申”、“潘”、“伍”等族。这些氏族，照说当以熊氏最古老，“熊”即古文字中的“※”，是楚王族所出，但陈书所列以熊为氏者却既非王族，也非楚国的重要公族，顾表去而不数是对的；阳氏和囊氏虽然是从王族分化，但阳氏是穆王（前625-前614年）之子王子扬的后代，囊氏是庄王（前613-前591年）之子王子贞的后代，它们分出的年代都比较晚，重要性也比较差；而“申叔”、“申”、“伍”、“潘”、“沉”、“观”、“伯”等族，则或以封邑为氏，或不详所出，都是某些大臣的后代，它们也不能同“斗”、“成”、“屈”、“蒍”相比。陈谱和顾表把这四族列在最前面，这是很有道理的。
[8] 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2年6期，10-12页。
[9] 据《左传》宣公四年，克黄是成王令尹斗谷于菟（字子文）的子孙。
[10] 《包山楚简》简61：“九月辛酉之日，新大厩陈渐受期：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伐（代）阳厩尹郙之人※戟于长沙公之军。登门有败。 疋（胥）越。”简文中的“※戟”，注（105）：说“※，读如鬬。”滕壬生先生以为是人名（见所着《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877页）。
[11] 参看：徐全胜《包山楚简姓氏谱》。据徐谱，包山楚简以“屈“为氏者凡11人，见《包山楚简》，简7、62、67、87、121、130、157、169、176、190、223。此外，屈氏还见于楚屈子赤角瑚（《殷周金文集成》，第9册，1988年，4612）、楚燕客铜量（《殷周金文集成》，第16册，1994年，10373）、王钟戈（《殷周金文集成》，第17册，11393）和楚玺印（《古玺汇编》，3599）等。
[12] 《左传》的这两种写法是以“蒍子冯”为分界线。他本人是两种写法都有，前之者作“蒍”，后之者作“薳”。
[13] 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熊严四子为伯霜、仲雪、叔熊（或叔堪）、季紃（或徇）。熊严卒，伯霜立。伯霜卒，三子争位，仲雪死，叔熊亡，避难于濮。最后继位的是季紃。叔熊是楚叔氏，即楚蒍氏的来源（疑“叔熊”、“叔堪”本作“叔酓”）。参看：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2年2期，47-54，转90页。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1期，47-60页；李零《化子瑚与淅川楚墓》，《文物天地》1993年6期，29-31页。
[15] 同注24引李零文。案：《文物》1996年1期49页：图一：排印有误，图一：1的第一字应删去，图一：3应同4。
[16] 参看：徐全胜《包山楚简姓氏谱》。据徐谱，包山楚简以“竞”为氏者凡11人，见《包山楚简》，简68、81、90、110、118、121-123、131、155、163、180、187。此外，竞氏还见于楚燕客铜量（《殷周金文集成》，第16册，10373）、楚襄成公戟（《考古》1995年1期，75-77页）、楚玺印（《古玺汇编》，0275、3130-3132）等。
[17] 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4期，102-103页。
[18] 徐全胜《包山楚简姓氏谱》，31页。
[19] 《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1984年，37。
[20] 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6期，23-27页。
[21] 但楚灭若敖氏之后，鬬谷于菟的后裔，仍有人在王朝担任要职，如鬬韦龟（鬬谷于菟的玄孙）、成熊（成虎）事灵王（《左传》昭公四、十二、十三年）；鬬成然（韦龟子，也叫蔓成然，字子旗）事平王，为令尹（《左传》昭公十四年）；鬬辛（成然子）事平、昭二王为郧公（《左传》昭公十三、十四、十九年、定公四年和五年）；鬬巢（鬬辛弟）、鬬怀（鬬辛弟）随昭王出亡，有功（《左传》昭公四年、定公五年）。此外，《国语·楚语下》还有鬬且，事楚昭王。
[22] 如蒍子冯（或薳子冯）、薳掩事康王，为令尹、司马（《左传》襄公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年、昭公元年）；薳罢（子荡）、薳越、薳启强事灵王，为令尹、司马和太宰（《左传》襄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三十年、昭公元、四、五至七年）。此外，灵、平之际的楚臣还有薳射、薳泄、薳居、薳固等人（《左传》昭公五、六、十三、二十一至二十二、二十五年、定公五年、哀公十八年）。
[23] 如武王时的屈瑕（《左传》桓公十一至十三年）、屈重（《左传》庄公四年），康王时的屈到（屈荡〈见《左传》宣公十二年，非下屈荡〉子，《左传》襄公十五年）、屈建（屈到子，《左传》襄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昭公二十年）、屈荡（非上屈荡，《左传》襄公十五、二十五年），灵王时的屈申（屈荡子，《左传》昭公四、五年）、屈生（屈建子，《左传》昭公五年），他们都担任过莫敖。
[24] 鬬氏的后裔，即所谓“若敖之余”（《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人在灵、平之际仍任要职，但遭排斥打击，如灵王夺鬬韦龟、鬬成然田邑，杀成熊（导致鬬氏参加“三王子四族之乱”）；平王杀鬬成然。蒍氏在康王时很有势力，但康王死后，也受排斥打击，如郏敖元年，王子围为令尹，蒍掩为大司马；次年，围杀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即位后又夺薳居田（导致薳氏参加“三王子四族之乱”）。
[25] 下寺三组墓是康王令尹蒍子冯及其配偶的墓，墓中除子冯自己的铜器，还出有加刻子冯铭文的王子午升和王孙诰钟，以及刮去铭文的若干铜器。我们怀疑，这些铜器可能是因子南、子冯等族遭受打击，被康王没收，送给子冯（刮去铭文的铜器可能是子南一族的铜器）。参看：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
[26] 这是楚国的成说。如《左传》文公元年载令尹子上语，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是同样的意思。这类例子见于楚史，年代最早当推熊严四子争政、继位者为季紃一事。
[27]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宋向戌语有“楚材晋用”之说，所举人物有析公、雍子、申公巫臣（屈巫，字子灵）、鬬伯棼（苗贲皇）。
[28] 楚庄王也曾“乞旅于秦”，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29] 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