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怀观道，卧游衡山！
中华五岳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背后是王朝政治地理的影响。宗炳与衡山结缘于山水，名望于衡阳内史何承天。
陈田夫《南岳总胜集》载：“宗炳，南阳人。好山水，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久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并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伺之。”
据湖南人文学者徐衡先生考证，宗炳隐居衡山的时间，大致为元嘉十年（433）前后。
宗炳无意官场而钟情山水，是一位狂热的驴友，又是一位超级的画家。他多次沿长江东下到庐山，往西到荆山、长江三峡里的巫山，南往洞庭湖、衡山，北往嵩山、华山，游历名山大川。尤其爱衡山、庐山，流连忘返，栖谷饮溪，三十余年。据传，他曾在衡山建别墅，“欲怀尚平之志”。
后以老病，才回江陵。自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把所游历过的名山画出来，挂在墙上，或者就直接画在白墙上，半躺在床上，边喝着酒边弹着琴观看（即“澄怀观道”），边细细品赏着画里大山险峰瀑布丛林。他喜滋滋地称之为“卧游”，并且以一种在幻觉世界里遨游的舒畅，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自此，“卧游”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大乐趣。1200年后，王夫之在《南岳赋》中有“少文展图而栖薄”句，指的就是此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跟着中国画游中国”。在他的世界里，那画上的千山万壑，直到真实的万壑千山，都回荡着他灵魂畅游时弹奏的动人旋律。
作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师，宗炳发现了自然美与人格美。这两种美，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双胞胎。他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他率先提出“畅神”说，指出观自然山水，引无限遐思，重在精神体验。
他提出“以形写形，以色写色”，还提出“应目会心”，须“万趣融其神思”，且需“不违天励之丛”，而后“披图幽对”，从而实现“畅神”。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宗炳云：“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一个把中国的山水美学观提升到如此境界的大师，此生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附：宗炳《画山水序》原文：
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砧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
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城能妙写，亦城尽矣。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
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
宗炳与“何衡阳”论剑
作为东晋汉传佛教第一高僧、净土宗初祖慧远的弟子，宗炳对佛教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视的。他晚年著有《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等。
宗炳隐居衡山的时间，大致为元嘉十年（433）前后。这正是天文学家何承天任衡阳内史（相当于郡太守）的时期。
何承天（370－447），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 ，南朝宋著名的思想家、天文学家。他是一位全面复合型人才：他博览经史，精于历法，考定《元嘉历》，使日月食与朔望相符；并改“上元积年”为“临近取元”，计算五星行度，计算出岁差数值百年一度；算数上推演圆周率近似3.1429；音乐上全球首创出十二平均律；出版个人专著五十余卷；官场步步高升至南朝御史中丞、太子老师。
何承天在元嘉九年（432）至元嘉十二年（435）这段时间因权贵排挤，而出任衡阳内史，颇有政声，人称“何衡阳”。至元嘉十六年（439）才回到朝廷中枢担任著作佐郎。
何承天任衡阳内史期间，与宗炳就僧人慧琳的《白黑论》，发生过大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宗炳连续写信给何承天，均保存在《弘明集》卷三：一封题为《宗答何衡阳书》；一封题为《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此外还著有万言长文《明佛论》，系统地对何承天的“神灭论”主张进行驳难。
宗炳与何承天争辩《白黑论》，撰写《明佛论》，均在元嘉九年（432）到元嘉十二年（435）之间。也是宗炳隐居衡山的时期。
南北朝初期的两位杰出思想家，聚首衡阳，展开了著名的“衡山论剑”，就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形神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徐衡先生在《衡阳文化源流》丛书中，是这样描述“何宗之辩”的：
大约在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僧人慧琳撰《白黑论》一文。何承天赞成慧琳之论，将此论寄给宗炳，而宗炳极力反对之。于是何、宗两人进行了激烈论辩，现存有五篇书信在梁《弘明集》中。
《白黑论》又称《均善论》，作者慧琳，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前后作《白黑论》，该文假设儒家白先生与佛教的黑道士问答，以辩论二者思想异同。表面上宣扬二者殊途同归，实际明显抑佛扬儒。其基本观点有：
释家把一切存在认为是因缘和合，变化无常，是增加人们渴求、坚持拥有的心理；把人世说成苦海，无非是幻想无忧无虑的生活。释家这样的观察和思考，会加重人们贪恋的情欲，这种境界逊于儒家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思想。
二、佛家宣讲幽冥之境、来世轮回，表面上是可怜世人，以慈悲存心，可从根本上看无非是愚弄世人、安于今世之苦，妄求来世超脱。而儒家看待生死的基本态度是乐生哀死，对于死后幽冥之世，往往是存而不论，显然这是比较老实的做法。释家却专门探讨幽冥世界问题，构思精致离奇，却无可验证，往往荒诞不实。
三、佛教强调地狱之苦，警告人们死后因罪得罚；宣扬天堂之美，引导世人向往天堂、得来世幸福，为此应该礼拜信佛、积善积德，否则沦入地狱。这样让人付出一生的修行，而得到万世的回报。这种作法的实质还是求利、求回报。如此利竞之路既开，朴质之风日驰。佛家慈悲，爱物去杀，与儒家殊途同归，但儒家以仁义德行教化，必佛家以天堂地狱迷信劝诱恐吓。慧琳借“白先生”之口，而说佛家远不如儒家学说。
何承天很认同慧琳，特作书并将此论文寄给宗炳，因而发动了“何宗之辨”：
《何与宗书》：何承天先言宗炳“勤西方法事”，表示他的不满，再介绍慧琳《白黑论》，请宗炳借鉴，以明白二家的长短。
《宗答何书》：宗炳以儒家众圣、庄老皆说有神，证明神明实有。再说现实中存在很多错误判断，有些事可以怀疑，不能否定。然后用形粗神妙，说明形散而神不灭。再以感应的事实，说明神明感应，可以受身佛国。宗炳还认为慧琳诬佛言论，并撰制《明佛论》，随后送何。此《明佛论》又作《神不灭论》，阐明二种神不灭义：即轮回的神识不灭，法身的神识常住。又结合轮回的本体神识与法身常住神识，说明在轮回过程人可以渐次断除烦恼，还复本体的清净，返还法身成佛。可见宗炳思想已经混合佛教的佛性、法身观及道家性神观。
《释均善难》：何承天针对宗炳的回答再次问难，于文末说明已经取得宗之《明佛论》。
《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宗炳针对何承天说佛教权用无实而解答。
《何重答宗》：此答很简短。自言缄默，以成人之美。
可是，这场震惊朝野的“何宗之辨”，双方谁也没说服谁。
何坚持自己的辟佛立场，也理解宗炳用心。宗炳说明了佛教之宗旨，及与儒家之会通处。本次何宗之辨，主旨则是针对当时人们所关心、议论的“形神关系”。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宗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何承天截然相反，他认为形体粗陋而精神微妙，相信精神可以超越形体而独立存在。宗炳的这一认识，可能源自于庐山慧远的“法身论”。在东晋末年的义学高僧中，慧远以提倡“神不灭义”而著名。
在宗炳的意识中“佛国最伟”。
辩论双方口水四溅，然而唯心意识永远难以达成一致。毋庸置疑，这场“衡山论剑”为后来佛教的“南岳时代”揭开了序幕。
元嘉二十年（443年），宗炳逝世，时年69岁。衡阳王刘义季与司徒、江夏王刘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终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已。”
有意思的是，宗炳之孙宗测（？—495），字敬微，一字茂深。宗测秉承祖父隐逸之风，少静，不乐人间。州举官，皆不就。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乃写宗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后往庐山，止于其祖父宗炳之旧宅，又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记》（当作于485-495年间），对研究古代的南岳衡山有着重要的价值。
郁达夫云：“江山也要文人捧”。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生产力，我等应该记住，1500多年前，宗炳、宗测祖孙两人为衡山文化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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