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计 杨汉立：会同话－上古汉语活化石

http://www.rednet.cn  2009-4-21 15:43:56  红网  字体: 【大 中 小】

　　我们二人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已经用湖南省会同县的方言破译或甄别了上千个古今汉字音、形、义的起源，现有足够证据表明会同话是上古汉语的活化石，甚至能进一步证明会同话与汉语起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会同四周县市区的话都相似而独有会同话不同，会同成为“语言孤岛”的根本原因。本文仅想从我们研究所获得的大量有用之材（拟出版系列专著）中挑选出极少的内容来，就会同话的古老性、原本性作些论述。
　　
　　一、汉语起源及上古汉语的特征
　　
　　汉语言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音义语言阶段和音形义语言阶段。也就是常说的“有声语言阶段”和“有形语言阶段”。综合生物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一个较统一的认识，那就是：人类有声语言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以上，而有明确记载的汉字源头（甲骨文）的时间不过才4000来年。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殷商甲骨文是建立在华夏民族音义语言之上的，在“有形语言”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华大地也必然存在着众多的方言方音。
　　
　　本文所要讨论的汉语言，不包含处于音义语言阶段的的远古汉语和不隶属于汉语系统的少数民族语言，是仅指以汉字为载体的音形义相结合的语言。它不仅仅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还包括了隶属于汉语的众多的方言、子方言。根据汉语音义等形式的变化，学者们常常把汉语言的发展划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现代汉语这样几个阶段。研究上古汉语对汉语语源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上古汉语即先秦时期的夏商周语言，与“普通话”相比较，其音其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它更能揭示汉语起源的奥秘，以及上古汉语单音节词音义结合的的原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几千年来，汉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变化。从直观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音和义的变化来体现的。从语音和地域来看，汉语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两大体系。因为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其结果就是这个区域易引起外族觊觎或统治阶级权力中心频繁更替。战争频发，五胡乱华，人群经常迁徙分合，语言的“基因”也就因此被“污染”而产生了变异。而南方，尤其是南方的山区，这种因人群的迁徙分合使语言“基因”被“污染”而产生变异的机率比北方就要少得多，这也正是南方方言存古特征比北方方言更明显的最根本的原因。
　　
　　要想探寻汉语起源的奥秘，仅靠先秦时期有限的文字材料是不够的。更何况以谐声反切等方法推定的上古声韵体系并不是很精密的，未必尽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此，在推广“普通话”这个大的背景下，发掘和研究存古特征明显的南方方言及其子方言，便显得迫在眉睫，尤为重要了。
　　
　　那么，上古汉语的特征有哪一些呢？
　　
　　上古汉语是建立在远古汉语基础之上的。远古汉语经过漫长（至少百万年以上）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成熟的音义结合的语言了。那么，以殷商甲骨文为显明起始标志的上古汉语，其实从一开始刻上甲骨起就算得上是一种成熟的语言，和其它拼音文字不同，它的传承链条显得更紧密更难断裂些。因为“字形”从音义中来，而音义又蕴藏在能够象形会意的字形里面。
　　
　　就拿“果”字来说吧，甲骨文写作“”，象树上结满果实之形。上古时读如“kolo”，这个音其实就是树上果实成熟后掉落地上时发出的响声。原始人模仿这一声音时，意为“有果子”、“吃果子”之类，音与义就这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人们造这个字时，其音其义早已存在很长时间。其后，金文为“”，小篆变作“”，几乎和我们现在熟识的“果”字没什么两样了。
　　
　　从“果”字的起源流变可知，上古汉语里任何一个单音节词的产生发展应该都符合这一规律。即先有了音义之语言，然后才有了“形”与“音义”的完美结合。
　　
　　章太炎说：“语言者不冯（凭）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摹拟事物的声音或形状得到了“有声语言”。如“mama”、“baba”象小孩吮吸乳汁时发出的声音；如“鱼”字之“yu”音，即由人模仿鱼嘴一张一合时发出的声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根据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以“甲骨文”为显著起始标志的上古汉语不是天外来物。它的产生是华夏先民音义语言不断成熟和社会交往传播迫切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更加明白，以象形会意文字为载体的汉语言，音与义的关系其实比形与义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紧密。
　　
　　透过这些比较直观的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上古汉语哪些内在的特征呢？什么样的方言与上古汉语的距离最为接近，堪称上古汉语的“活化石”呢？我俩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而去探讨与分析。
　　
　　（一）语音方面
　　
　　1、语音是否含混、混沌、短促。
　　
　　2、语音是否接近上古汉语的读音。
　　
　　3、“音同义近”现象是否突出。
　　
　　因为远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很大部分是通过摹仿或拟声得来的，自然万物丰富多彩，而有限的语音不足以去表达无限之万物。所以，人们只有通过归纳总结，用同一个音去表达具有共同抽象特征的众多事物或动作。在单音节词为主的上古汉语里，“音同义近”便成为了它最显明的特征之一。
　　
　　仍以“果”为例。上古读如“kolo”，虽后来“ko”与“lo”分化转变，但其意义却非常相近。读“ko”与“lo”音的，和“果”一样同为圆形的实体。这是人们根据果子的形状特征推而广之得到的。如“蝌”、“颗”、“窠”、“箩”、“裸”、“踝”等。
　　
　　（二）字音字义结合方面
　　
　　1、字义应与字音相符合，也就是说，字形所表达的意义应与字音所表达的意义相吻合。简而言之，即细究字的本义是否符合“音同义近”原理。
　　
　　2、方言中以汉字为载体的单音节词保留文字本义的现象是否众多。
　　
　　3、特定的单音节动词的应用范围是否广泛。
　　
　　4、是否保留了众多甲骨文未破译字的音义及用法。
　　
　　二、会同话的主要特征
　　
　　会同方言，属汉语南方方言里的一支。它既具有中国南方汉语的共性，又更是彰显了自己的特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同话大部分是平直、短促之调，三声四声很少。比如“你今日还冇有吃夜饭”这句话，普通话这样说：“Nǐjīnrìháiméiyǒuchīwǎnfàn.”而会同话却是：“Nījier[?]（国际音标，下同）hāimāoyōuqīyafān.”9个音中，普通话只有2个一声，可见其富于变化；会同话都是一声和近轻声，没有一个三声四声，没有标注音调的jie和ya，我们故且称之为“近轻声”。
　　
　　（二）会同话没有zh、ch、sh这三个需要翘舌的复杂声母，正是上古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外地人总是嘲笑会同人把“中共中央(zhōnggòngzhōngyāng)”说成“东工东仰（dōnggōngdōngyāng）”，其实笑人痴者自痴，他们不知道这正说明了会同话的古老。清代语言学家钱大昕分析形声字，得出一个结论：汉语声母中“古无舌上音”（即有d、t，无zh、ch）。会同话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zh和ch这两个声母。普通话里的声母zh在会同话里大多读成“d”，如“丈”，普通话读“zhàng”,会同话读“dang”。而ch，在会同话里有的读“d”，如“陈”，普通话读“chén”,会同话读“den”；有的读“t”,如“乘车”，普通话读“chéngchē”,会同话读“tentē”。一些特例的异读将在专著中论述。
　　
　　（三）会同话保留着许多普通话中消失了的上古汉语语音语调。如前说的，会同的许多词初听起来像一声，细听又不是，介于二、三声之间。还有大量的词，无法用汉语拼音标注，用国际音标也只能也些接近。如读“[?]a”音的，就有“牙、伢”等如读“[?a?]”音的，就有“昂”等；读“[?]”音的，就有“热”等；还有读“[?]ao、[?]an、nia、p[?]”等等。诸如此类的会同土音还有不少，经我们破译，普通话里没有而上古汉语里有。
　　
　　（四）会同话单音节字多，多音节词少。比如，正宗的会同话（特别是没有上过学的会同人说的会同话）不说“花朵”说“花”，不说“凳子”说“凳”，不说“宝贝”说“宝”，不说“妹妹”说“妹”……甚至把许多双音节词切合为单音了，比如：“我们”就是说成“我”“们”切，此音汉语拼音无法标注，只能以国际音标表示：[??]；“半日饭（午饭）”读成：bòfān；“哪的（里）”读成nái……当然，这些并不就是古汉语，但可以说明会同人习惯并喜欢单音节词。
　　
　　（五）会同话字义古老，太多的字义与普通话完全不一样。我们通过会同话窥见了汉语起源的天机，现已破译了上千上古汉字的音、形、义，并找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发声和造字的规律，其他尚未破译的上古汉字也正在继续破译之中。因为要说清每个字，需要较多的文字，在此只能挑选两个字试作说明。
　　
　　“若”
　　
　　“若”字在现代汉语里最常用的义项有两个。一是“好像”，如：旁若无人；若无其事。二是“如果”，如：假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其实这两个含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孟子·梁惠王上》：“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若”字即“好像”之义。《左传·隐公元年》：“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此“若”即“如果”之义。除上述意思外，在先秦时期，“若”字还有“选择”、“至于”、“或者”、“顺从”、“你”、“如此”等含义。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些意思在现代汉语里已不复存在了。那么，“若”字的原始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在甲骨文里，已有“若”字，写为“”，像人用两手使头发乎顺的样子。可知其本义为“顺、顺从”。“若”字在殷商小辞中出现次数繁多，除极少数用于人名或地名外，都为“顺”义。如：
　　
　　1、辛卯卜：臿启用，若？（《殷墟字甲编》）此辞大意是：辛卯日占卜，用臿（人名）做开路先锋，顺吗？
　　
　　2、癸未卜，彀贞，王象为祀，若。（《殷虚书契前编》）此辞的大意是：癸未日占卜，彀（人名）判定：用王的大象去祭祀，顺。
　　
　　此义在《诗·小雅·大田》仍有保留：“既庭且硕，曾孙是若。”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庄稼长得挺直粗壮，顺了祖先的心愿。”
　　
　　从汉字的演化规律看，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应该有着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然而“若”字演化至先秦时期为何有了“选择”、“或者”、“你”这些意思？这与“顺”义可是毫不相干的呀。对此，我们经过探讨后发现：其实“都是文人惹的祸！”为什么敢这样判断？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若，择菜也。从艸（草）右，右，手也。”由此可知，若之本字“”，期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几个阶段。形体的变化由“梳头”之形演变为“择菜”之状，这自然会引起文人的推理和猜测，从而衍生出“选择”、“或者”、“你”之类的意思，当然与“顺”义风马牛不相及了。
　　
　　然而，在会同方言中“若”依然“任它风雨骤，稳坐钓鱼台”。至今也只有“平顺、顺从”这唯一的含义。如少男少女头发乱了，大人们便会催促他们“把头发若一下”；如小孩哭了，夫妻间会催促对方“去把妹若一下”；如谁心情不好有了脾气了，其朋友、同事、亲人便会相互告诫对方：“最近他（她）心情差，你们要若着他一点呀。”这些话中的“若”字，即运用了“若”字的最原始的意义：顺。
　　
　　“彖”
　　
　　“彖”字读“tuàn”，此字仅见用于《周易》“彖曰”句。现代汉语已无此字的位置了，《现代汉语遍词典》录入也只是因为现代研究周易的人不少，用以说明《周易》里头有此字。没有接触过《周易》的朋友，对这个字一定非常陌生，大多数人只知道是“缘”字的一边。作为普通民众来讲，这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对“彖”字的认识有哪些呢？试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许慎《论文解字》：彖,豕（猪）走也。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周易》卦辞谓之彖，爻辞谓之象。《系辞传》曰：‘彖也者，材也。’”又说：“‘古人用彖字必系假借，而今失其说。’”
　　
　　3、刘献认为：彖者，断也。
　　
　　4、国学大师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说：“彖，念tào，也有人念tuàn。彖就是断语，是对一件事情下的判断与结论。彖是古代一种动物……可以咬铁，铁到其嘴里，牙齿一咬就断了，这种动物就叫做彖。因此，《易经》就借这种动物的功能与现象，作决定性判断的结论代号。彖辞是对卦象的断语，具有不易的绝对性和肯定性的结论。所以就叫彖辞。”
　　
　　从以上观点可知，学者们大多把“彖”释为“裁断”，认“彖辞”是对卦象的断语。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周易》中“彖”的本义的。
　　
　　《周礼》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其实只是三易之一的《周易》。《周易》相传为文王、周公所作，是用来占卜的书籍。本来只包括卦象、封辞、爻辞三个部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借着读《易》，说《易》的机会撰写了一些注释或论文，主旨在于阐发他们所理解的《周易》原理及道德伦理、宇宙观念、人生哲学。”（《全本周易序》）后人把这些“注释或论述”缀于《易经》之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习惯上称它为“易传”或“十翼”。勿庸置疑，“十翼”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读易的“读后感”而已。虽然有助于后学们更好地理解《周易》，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和原著及“十翼”中先成者旨意相违背的地方。“系辞”当成于“彖辞”、“象辞”之后，据此可推知，《系辞》中“彖者材也”的解释不足信。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易经》既然在春秋之前的殷商时期就存在并广泛地运用于占卜了，那么给卦象下“断语”自然也早就是掌管卜筮的太卜们的份内事。下“断语”以定成败吉凶，恐非“彖辞”所能为之。
　　
　　从“彖”字的结构看，其义一定与动物有关。南怀瑾大师的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并不赞同大师认为彖是一种能咬断铁的动物的观点。经过深入的长时间的探讨，我们认为“彖”义一定与豕（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释为“生发、衍生”之义。
　　
　　会同方言里恰好有一个念“tuàn”的词，仅用于表达“猪或狗彖仔”。译为现代汉语，即“猪或狗产仔”。很明显，彖即“产”，即“生”之义。来看看彖的小篆“彖”，就是阴门下出一条豕（猪）来，这真的是有意思，古人在造字时就告诉了这个字的意义，我们为何视而不见呢？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同样是动物，同样在很早的远古时代就被驯化了的马和牛，它们产仔在会同方言里为何不叫做“彖”呢？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在会同方言里，产一仔叫做“得”、“产”或“生”，而一胎产多仔则叫做“彖”。
　　
　　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周易》，“彖辞”不就是一些思想家看了每卦的卦象、卦辞、爻辞后“衍生、生发”的多点（不是一点）认识么？查《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念“tuàn”音的仅“彖”一字，编者没有给出义项。但令人深感神奇的是，会同方言里也仅仅只有这一个念“tuàn”的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六）会同话的许多语词可以看出原始人的生产生活。据我们研究会同话里有大量的语词产生于原始人的生产生活，所以从中可以窥见原始人的生产生活，让人更为欣喜的是一些古老的语词所对应的事实在会同还保存着。
　　
　　1.禾则——原始收割工具“辰”的化身
　　
　　会同是一个山区农业县，境内有渠水、巫水两大水系，二者同属沅江水系，山水相间，河谷多分布有山间小盆地。侗苗汉等十多个民族杂居其间，民居群落依山傍水，俨然一幅幅田园牧歌般的泼墨画。
　　
　　以前，每家每户都有一种小巧玲珑的古老农具，名叫“禾则”（如图）。其状如蚌壳，现主要为“则”草之用，本文两位作者均使用过禾则则草。据本文作者之一的杨汉立的父亲杨云浩先生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汉立的祖父还使用禾则采摘粟线（穗）。
　　
　　然而，如此娇小的农具身世却神秘离奇、非同凡响。在它的身上，流淌着中华农耕文明上万年的血液，蕴含了华夏远古先民发明农耕的传奇故事。
　　
　　农具的生产和发展与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是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换一句话来说，人类有了原始的农业，同时也创造了运用于农业的工具。
　　
　　《淮南子·修务训》：“古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虫龙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教民种五谷。”神农之世耕而食的时代开始了。很明显，原始农业就是从人类对野生植物果实的采摘开始的，采摘的简单工具也便逐渐发展演化为原始的农具。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知，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不仅有距今1万多年的碳化的稻谷、稻壳，也有大量的农具实物，如：石刀、石镰、蚌镰、骨耜、木铲、木杵等等。镰是刀的一种，蚌镰其实就是旧石器时代的蚌刀。
　　
　　（图为距今7800年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刀）
　　
　　（图为会同连山坛子墙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刀，图片提供者：张子平）
　　
　　[图分别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刀(来自网络)和]）
　　
　　原始农具的材料以石、蚌、骨、木为主。可分为农耕类、收割类、加工类三大类型。“禾则”就是收割类用具，其“始祖”即古人用来采摘禾穗的蚌刀或石刀。当时叫做“辰”或“则”，原始的“辰”就是这样的（见图）。“辰”是为象形字，像人手戴蚌刀的形状（从古时蚌又叫“蜃”可佐证）。“厂”为蚌壳做的简单的刀，“”下的部分像绳线缚于手指的样子。生动形象，形意兼备。很多的学者对此有了统一认识。郭沫若以前认为是耕器的一种，这是没有抓到“辰”的实质造成的。他说：“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辰又转为时日之通称，于是而耕器之本义遂全晦。”（《甲骨文研究》）
　　
　　一般认为，农业早期，人类只收禾穗而不收秸杆。这是由于人类已习惯了早期获取树木果实与草本可食谷物的“采摘”方式，且其时秸杆并无用处，而无需收割以增加负担。
　　
　　有声语言是远远早于文字的，人们对获取树木果实，可食谷物的过程或动作已叫做“采”或“摘”（会同方言念ze）了。那么，这种用于刈割禾穗的农具“辰”（有蚌壳做的，也有石片做的），也就有了叫做“则”的充分理由。《说文》：“则，等划物也”。字义应为“以贝壳为刀”之义，和农具“辰”意甚切合。“禾则”，就是用来“则”（会同方言“则”与“摘”同音）禾穗的农具。
　　
　　可是，在周以后的文献里，“辰”或“则”作为收割农具的本义已经消失。因为随着青铜器的发明，农具的不断进化发展，以及人类对稻麦秸秆有了需求（用于编织、盖屋等），人们获取谷物的动作也随即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摘穗变为了刈割禾蔸。“则”义消失，随之而起的便是“铚”或“镰”了。据考证，“铚”就是“辰”，就是“则”，而“镰”就是形状变大了的“铚”。那为什么叫做“铚”，叫做“镰”呢？我们认为有如下理由：
　　
　　其一，“铚”应为形声字，在古文献里也写作“挃”或“秷”。其实此字是由刀刈割大把秸杆发出的声音得来的。《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诗经·周颂·良未员》：“获之挃挃（刈禾声），积之粟粟。”这就是“铚”由刈禾声而得名的证据。
　　
　　其二，“镰”实际为会意字。“镰”古文为“鎌”，“兼”字小篆写为“兼”，像人手握“禾把”之形，由此可推知，“镰”之义是指能一次刈割掉一把秸杆的农具。这样，那种一次只能“摘”下一线禾穗的简单农具“辰”或“则”也就变成了锋利无比的“铚”和“镰”了。
　　
　　会同的这种“禾则”，现在在靠近会同的贵州苗族、侗族、水族农户里也还存在，名字叫做“温”，和会同的“禾则”相比较，名异而实同。
　　
　　通过以上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我们应该清楚，在汉语言地区，“则”应是这种收割农具的最早名称。后来，“则”在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慢慢消失，其名称、功能全部为“铚”与“镰”所代替，但世世代代生活在“神农会同”这片神奇土地的神农遗民，却将它最初的名称和含义保存到了今天。
　　
　　“则”与“摘”义实为一脉相通，都只是以手指和手腕用力为主，且无使用“镰”那样拉锯似的左右横拉而割的动作，仅以切入方式使之断开。“准则”一类的词语，也来自“则”这种古老的生产工具，一把禾线（穗）用禾则一则，基部便整齐划一，故引申出“准则”之义。
　　
　　2.古咒“托牢眼死的”，揭示了远古刑罚的起源
　　
　　从表达人们自身的意愿来看，原始的宗教大抵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祈福、禳灾与诅咒。这些意愿是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表达的，由此而有了祝文与诅文。后世的《诅楚文》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之一，诅咒的内容丰富，目的单一而明确，撇开其道德的层面去分析，剥茧抽丝，从中我们可以发掘到与咒文内容相适应的社会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刑罚方面的。如“枪打鬼”之诅咒，它的出现就绝不会在冷兵器盛行的时代。
　　
　　会同方言里存有很多诅咒式的语言，从其流传的时间与普及面看，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托牢眼死的”这一句了。现在，包括会同在内的很多地方有“把牢底坐穿”的诅咒，但这远远晚起于前者。大抵是有了房屋式的监狱之后，才产生了通如此内容的诅咒的。从字面判断，会同古咒“托牢眼死的”，起码应该源于人类最早的监狱形式——井。用石块压住井眼以囚禁犯人，故而才有了想让犯人“托石块”而死的诅咒。
　　
　　在中国，人们最熟悉的“坐牢第一人”非周文王莫属。“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文王被残暴的商纣王囚禁在羑里以致成就了他的千古佳话。然而从历史的真实情况去推理，华夏“坐牢第一人”绝不是重演八卦的文王，应该在氏族社会时期和私有制诞生后就有了的。
　　
　　那么，最早的惩罚人的手段和形式有哪些呢？我们可以去殷商的甲骨卜辞里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甲骨文里有“”、“”、“”、“”、“”、“”、“”、“”、“”等字，“”是戈，“”、“”是刑具，与刑罚最早的起源时间应有了一定的距离了。在原始社会，限制人自由的最早方式，应该是利用简单工具，掘地为“牢”。这与甲骨文“”（臽）、“”、“”（刑），（囚）、“”（牢）所反映的事实相符。“”、“”即是深而小的臽井（此二字后演变为“陷阱”），将犯置于井底，对大的石块把井眼封住，这便成了最早的牢狱形式。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放了有关广西黎族的几期节目。考古学家在一块平地中发现了很多眼深达了3米的小圆井，怀疑就是奴隶主用来囚禁犯人的“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摩系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论述：“近世各种制度具有贯通各时期的直系的系统，有其血缘的源流，而同时是一种逻辑的发展。……近世诸制度的根苗系生植在开化时代之中，而其萌牙是由开化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移植而来的。”这个论断是相当精辟的。华夏祖先偶而发现了被困在天然坑地中的鹿、羊等动物，受此启发，进而发明了用来猎获动物的陷井，继而发展到掘地为牢以限制氏族中有罪之成员。其发展的脉络清晰，勿庸置疑。
　　
　　后世有的学者认为“刑起于兵”，认为刑罚是部落之间的战争衍生出来的。这与历史的真实不相符。《汉书、刑法志》记载：“书云：‘无秩有礼’，‘无讨有罪’，故圣人因无秩而制五礼，因无讨而作五刑。”《魏书·刑罚志》写道：“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氏族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早期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及与此相关的道德、宗教等行为规范逐渐显得软弱无力了。它们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在氏族的内部就形成了新的社会规范，这就是刑罚的萌芽。
　　
　　会同古咒“托牢眼死的”，把我们引回到几千年前的父系氏族时期，沉重的石板下面，传出犯人忏悔的呼喊……
　　
　　我们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三、会同方言堪称上古汉语的活化石
　　
　　我们对照前述一、二部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甲、读音接近上古音
　　
　　会同方言不仅语言含混、短促，缺少声调的变化，而且许多单音节词的读音与上古音极为接近。试撷取几例作简要分析，为方便大众传看，因此，以通行的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1、“水”不读“shuǐ”，而念如“xǖ”，与水字的上古音“sjix”极为接近。依据杨树达先生“因果推论”的原理，“水”字之音确应与“雨”、“鱼”音近。因此，“水”字之音确应念如“xǖ”。
　　
　　2、“斜”不读“xié”，而念如“jiā”。唐杜牧《山行》诗中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会同方言念‘gǎ’）”之句；刘禹锡诗《乌衣巷》也有“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句子。古诗讲究音韵之美，故“斜”与“家”、“花”与“斜”应押韵，可知“斜”字不应念“xié”，而应读如“jiā”。虽然此为中古音之例证，但“斜”字上古音也近如是。
　　
　　3、“国”不读“guó”，而念如“gué”。《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会同方言读如“me”），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会同方言读“tè”）。很明显，诗中“麦”、“德”、“国”、“直”合韵。用会同话诵读此诗，则朗朗上口，韵味十足。此为“国”上古应读如“gué”之明证。
　　
　　4、“夺”不读“duó”，而念“tuò”。与“脱”音同而声调各异。会同方言里，“夺”有“脱离”，“遗失”之义，与“脱”字可谓音同而义近。古书中“夺字”亦写作“脱字”，意谓遗漏了文字。此处“脱”与“夺”同音通假，可见“夺”古音确应念为“tuò”。
　　
　　5、“踝”不读“huái”，而念如“luó”，“踝”即小腿与脚之间左右两侧突起如圆形果实的骨头，俗称“踝（huái）子骨”。会同方言里却把它叫做“踝（luó）眼珠”，此骨形状较圆实，与“箩”、“脶”、“蠃”、“裸”等读如“luó”音字的本义相近，都指形状较圆实的东西。
　　
　　6、“蛇”不读“shé”,而念如“sā”“蛇”在甲骨文里写为“”，读“sā”之音，即“它”之本字，为象形字。估计是从蛇在草丛里爬行时发出“沙沙”之声得来的。刘兴隆著《新编甲骨文字典》：引用《说文》的记载：“上古草居患它（sā），故相问无它乎？”讯问语“无它乎？”发展到今天就演变成了“没啥吗？”的讯问之语。蛇（它）与啥同音，也可以证明“蛇”上古时读如“sā”。
　　
　　乙、音同义近现象特别突出
　　
　　我国学者骆鸿凯在他的大作《尔雅论略》在说：“盖太初语言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故声类韵部同者义为近。……然太古之世，则未有以大别，故其义近者，必为同声同韵之词。”此即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现象的概说。
　　
　　通过对会同方言的长期研究，我俩发现会同话里“音同义近”的现象特别突出，限于篇幅的原因，仅以会同方言中念“tuo”音的单音节词进行分析。
　　
　　会同方言中，念“tuo”音的常用词有：脱、拖、托、唾、妥、夺、拓等七个，普通话里念“tuó”的驮、沱、坨、砣、驼等在会同话里念为“duo”，故不列入讨论之列。
　　
　　根据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的原理，以上七个念“tuo”音的词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的意义，也可以称之为语根：即指事物脱离原有的位置。
　　
　　“脱”原指动物皮屑毛发等与本体脱离，念“tuó”，实为模仿用石块等物刮削动物皮毛时发出的声音而得的；“拖”即借用外力使物体平行移动脱离原有位置；“托”即借用外力使物体向上运动脱离原有位置；“唾”即指脱离了嘴巴的口水；“妥”原意是女人服从于我了，可以脱离严密的控制而自由活动；“夺”小篆写作“”，意即禽鸟脱离人手的控制而飞走。引申为“失去”；“拓”原意为垦荒时将石块搬离原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会同话”与“普通话”在这一方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夺”的读音差异，念“tuò”而不念“duó”，是符合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的原理的，也符合“夺”字形体所表示的最原始的意义。由此可见，会同方言的存古特征是何其显著。
　　
　　接下来，让我们从反的方面探讨一下会同方言里有“抢取”义之单音节词“duò”，则更能正本清源说明问题了。
　　
　　会同话里念“duò”音（普通话里念duō）的词有五个：、剁（斫）、掇、哚、跺。它们都有通过强力获取之义：用刀斧大力砍切获取东西叫做“剁”；用手大力抢取东西叫做“掇”；用强大的威慑力获取东西叫做“”（现代汉语里也写作掇）；用嘴巴大力咬取或吮吸食物叫做“哚”;用单脚大力蹬踏泥巴使黄鳝从孔中退出的动作叫“跺”。
　　
　　“剁”之本字为“斫”,《说文》：“斫、击也。击者，攴也。凡斫木，斫地，斫人皆曰斫矣。”“斤”在甲骨文里写作“”，象曲柄石斧形。古有“斧斤”一词，可知斧与斤同义。“斫”与“剁”实为一字二形，“剁”为形声字,“斫”为会意字，意为用斧大力砍切物体。普通话里的“砍柴”“切一斤肉”，用会同话来说，说是“斫剁柴”，“斫一斤肉”。
　　
　　“又”在甲骨文里写为“”。释为“右手”因为人的右手普遍力大，绝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握取东西,所以“”字可会意为多只右手大力争抢之意。掇、“”、二字均为会意字,“攴”又为手持棍棒暴力击打之义。通过层层剥析。我们有道理可以相信：现代汉语里的“抢夺”“掠夺”二词，实为“抢掇”，“掠”之误。古人造字之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了。
　　
　　查阅古代文献资料，“哚”本应写作“朵”如《周易·颐》：“初九，舍尔灵龟。欢我朵颐。凶。”陈子昂《感遇》诗也有“深闺观元化，悱然争朵颐”之句。“朵颐”就是大口咀嚼吃食的意思。同现代汉语一样,会同方言里，“朵”念“duó”不念“duò”。因此,为了方便区分，且本着合理的原则，故用“哚”字来代替“朵颐”的“朵”“duò”。时至今日，“哚”字在会同方言中仍运用得十分活跃,如普通话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会同话都笼统地说成“哚一口大的”；如普通话的“接吻”，会同话却又分为了两种：一般性的温情的接吻叫做“亲嘴”，热烈的接吻则做“打哚”仔细口味其中的含义，我们不能不为会同话的准确表述所折服：打哚者，热情含咬对方嘴唇，用力吮吸对方口水之动作也。
　　
　　更的趣的是，会同话把现代汉语普遍使用的“着凉”说成了“夺（tuò）冷”。“着凉”的词义，是从人体感冒的原因及机理来说的，“着凉”即“感受了风寒”之意；会同话的“夺冷”，却是从人体感冒后出现的现象来说的，因人感冒之后多出现发烧之症状，“夺冷”即“丢失了冷”之意。华夏先民有着朴素的阴阳平衡之观点，认为健康的人体也应冷热平衡，进而以为发烧之症状是因为人体丢失了冷而导致的。这不是牵强附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由浅而深，由表及里，先现象后本质的。会同话的“夺冷”之表述，和“着凉”“感冒”相比较，其实应该与华夏远古先民最初对“感冒”症状的认识更贴近，更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实际。
　　
　　丙、文字本义探原
　　
　　“伏羲画卦”“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为很多人都熟悉和津津乐道的。然而，历史的真实应该不是如此。其一、有声语言在甲骨文出现之前早已存在；其二、甲骨文是建立在有声语言基础之上，通过象形会意来表现有声语言的音和义的；其三、甲骨文的产生、发展到成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绝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成，更不是圣人造成字后再为它取声定义。
　　
　　既然如此，甲骨文中单个字体一定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在造字之初，它一定是与当时已经存在并经常运用的“音义”最为切合。会同方言中有很多这样的单音节词，在我们以前写的一些文章里，已经介绍了一些，如“先”、“若”、“夺”等等。现再举几例略作分析。
　　
　　〈1〉既。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里，此字常见的义项有这样几个：①尽完了。如《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杜预注曰：“既，尽也。”②既然，已经。如成语“既往不咎。”③连词。④《说文》解为“小食也。”
　　
　　那么，此字的本义是什么呢？甲骨文写作“”，左边是食器的形状，右边象一个人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基于这样的构形，传统观点认为其本义应为“吃罢，吃过”。《礼记·玉藻》“君既食”即用此义。进而产生了“尽”、“已经”的引申之义。但是，我们认为“吃罢，吃过”并非本义，其本义当为“吃饱，吃多了”。理由如下：
　　
　　其一，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人因受食量的影响，只有“吃饱”了才算真正“吃过”了一餐，也才会产生“扭头离开”的意愿和举动。而“吃完”不一定是“吃饱”。
　　
　　其二，从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的原理看，此字之本义也应为“吃饱、吃多了”。如“人才济济”之“济”字，从《左传·成公二年》“济济多士”之济皆为多义；如“痕迹”，细微的少量的叫做“痕”，显明的众多的动物足印叫做“迹”；如“绩”字之本义：把众多的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又如“齐”（会同话读“jī”）字，其本义是指禾麦之穗广布田野，甲骨文写作“”，也有众多之义。
　　
　　会同话里很好地保存了此字的本义用法：酒喝多了，用会同话说就是“喝既酒了”。
　　
　　〈2〉必。《说文》：“必，分极也”。许慎认为：必从八，从弋。属会意字，“八”表示“分”，“弋”即“木弋”（小木桩），会意为用木杆做标记。从而推定其本义为：区分的标准。查《古代汉语词典》，“必”有如下义项：①一定。如“事必躬亲。”②肯定。如“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③固执。如“毋意，毋必。”④果真，假使。如“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事实上，以上这些义项全与“必”字真实的本义无关。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汉人对此字的构形误解所致的。为什么敢如此讲呢？让我们仍然从甲骨文说起。
　　
　　“必”字在甲骨文里写作“”。李乐毅著的《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认为：“甲骨文‘必’字像一把有长柄的水勺子，旁边有水滴。”可见，这是一种工具。因为甲骨文里已有专门用来碗取水的叫“勺”的工具了，依据生活常识，人们没有必要再去另造一种名称不同形状功能一样的工具。李乐毅先生又认为：“”字中的斜横是指事符号，“必”认定为“”之本字，即指水勺的长柄。这与事实恐怕也是不相符的。因为甲骨文里有一个用来捕捉动物的工具叫“毕”，甲骨文写为“”（甲骨卜辞中多用为捕捉类动词）或“”等形，其柄上也有一斜横，但它的本义也并非长柄，而是指一种有着网状结构的长柄工具事实上，字中的斜横不是指事符号，而是起强调作用的。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民间走访，我们认为“必”是一种用竹篾编织的安装有长柄的勺形工具。它有着过滤水的功能，专门用于水中捞取东西，其功能和“勺”“毕”都不同。一些会同农户现在仍然运用这种工具从田里捞取浮萍做为猪的食料。
　　
　　其次，从“音同义近”的原则去分析，其本义也应是“用于水中捞取东西并有过滤功能的工具。”理由是上古汉语念“bi”音的词都有共同的语根，意象为“靠近的，间隙小的”。从本义去分析如“比”为两人靠近之义，“闭”为门扉闭合之义，“笔”是将动物毛发聚拢束紧后再制作而成的书写工具，“璧”为有着细小圆孔的玉器（大孔者称之为瑗），“毕”为有着小孔网状结构捕猎工具，“敝”为有着细小裂纹的衣服，“箅”是一种有细小网眼用以隔物的器具，“篦”为密齿的梳发工具，“蔽”指浓密的小草，“婢”为常伴主人左右（距离近）的人。根据这些分析，念“bì”音的必，如作为工具，也应是一种有着小孔或其它细小间隙的工具。再者，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必”与“毕”极其相似。既然“毕”已确认为一种用绳子编织的有小孔网状结构的捕猎工具，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必”的本义，既不是“区分的标准，”也不是“水勺子的长柄”。
　　
　　现代汉语里的很多动词是从上古汉语时期的名词演变而来的。上古人们从“必”“箅”可以过滤水的现象得到启发，把这种依靠“箅”或“必”挡住泡着的东西，让水过滤掉的动作或过程也叫做“bì”，进而把将无用之物倒掉的动作也称为“bì”。后人根据形声字原理，造出了一个与其相对应的“滗”字。其实写做“泌”或“”更为恰当。
　　
　　会同话也保留着“滗”字的这一用法。如“把淘米水滗嗄”，“把洗脸水滗嘎”“把垃圾滗嘎”等等。汉语发展到现在，因为受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各地的方言子方言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变化给人的感觉甚至可能是“面目全非”的。但在外界因素（如人口大量迁徙融合）影响很小的前提下，日常用语生命力是最旺盛最能长久传承的。“滗”字的保留与运用，的确也是会同话存古特征显著的有力佐证。
　　
　　丁、会同话与甲骨文
　　
　　我俩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尚未破译或破译了却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的“甲骨文”，从字的构形会意看，其音义却和会同话里的很多单音节词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因篇幅之原因，略举几例，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炘。《甲骨文合集》（三0四一三）有一“”字，为“炘”“”之初文。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收录此字。
　　
　　《玉篇》释此字：“本作，炙也。”根据此字的构形，知其音应该读如“xìn”。《法苑珠林》卷一0八：“人在镬中，随沸出没……内尽烂，而犹不死”。从这一记载可以清楚：“炘”之义并非用火直接去烧灼肉体。《玉篇》将其简单地释为“炙也”是不太确切的。
　　
　　在会同话里，有把饭炘一下，指“将置于鼎罐之类的器具的食物后用文火温热”之事。这种用法是正确的。这样说的理由，同样可以根据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的原理得到证明：
　　
　　“xin”音的语根与狗有关。确切地说，是从狗用鼻子去嗅地面上遗留的禽兽的气味时发出的声音而得的。“臭”为“嗅”的本字，会同话就读为“xìn”。根据语言起源的因果关联原理，人们便把动物的气味称为“腥”，花的气味称为“馨”。另外，古人把蛇的“舌子”称为“信子”。生物学告诉我们：蛇的确是通过“信子”来感受空气中猎物的气味的。“信子”实应写为“嗅”（xìn）子。从“嗅”的本义可见：“xìn”这个音，在上古汉语时期，有“感受到微弱气味或信息”的意象。如“昕”指早晨出现微弱阳光的时候，“新”为树木上散发着微弱的气味的刀口，“辛”是古代在犯人脸上刻划细微印记的刑刀。那么，可以推论“（）”的本义一定与“文火”有关。
　　
　　2.。《甲骨文合集》（三O三九三）有“”字。刘兴隆著的《新编甲骨文字典》分析说：“从火、从，可释，同。”《集韵》释：“音腦（náo），热貌”。
　　
　　此字《说文》也没有收录，秦汉后几乎销声匿迹了。然而，会同话里仍有它活跃的身影。从字的构形分析，此字当与火、与足有关。足与火靠得太近，便会产生灼热之感受。会同人便把这种感受称为“”。如：“火太嘎”，“饭嘎”。
　　
　　3.与。《甲骨文合集》（一三八六一）有一“”字，因“”与“疾”字，所以将其定为“”字；《甲骨文合集》（三六七六六）有“”字，“大”字为人的正面之象形，“”可会意为一只脚有伤病，权定为“”。
　　
　　因上述两字为《说文》所无，且在古代献典籍里也没发现过，当可以划入未破译的甲骨文行列。所以，我们也可以对其音与义进行大胆的臆测。
　　
　　从字形来看，“”字当为对鸟翅有伤病无力下垂状的形象表述，“”字当为对人之单脚有伤病软弱无力状的形象描述。意义出来了，上古汉语“音义相随”，那么它们又应该读什么音呢？
　　
　　会同话里有一个读如“lià”音的字词很符合这两个字所表述的状貌。鸡鸭鹅翅膀有伤病无力下垂，会同话就说是“翅膀lià嘎”或“lià翅膀”，人的脚有伤病用不上力，会同话就说是“脚lià嘎”或“lià子脚”。读“lià”之音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现代汉语词典》有一“苶”字读“niē”释为“疲惫萎靡，软弱无力”之意，另外，“蔫”读“niān”，有“枯萎下垂之意。对湘方言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湖南人“l”与“n”是分不清的，“niān”在湘方言里实际读如“liān”。因上古语言混沌短促，liān即读如“liā”音。会同是不说“累”，而习惯说“liā”的。“liā”就是软弱无力的意思。依据上古汉语“音同义近”的原理究其根源，“苶”确有读如“liā”的充分理由。
　　
　　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将尽快推出相关专著）。会同话与甲骨文如此的紧密联系应该引起古文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研究会同方言，探寻汉字源头，不失为语言学术界人士的一个明智正确的选择。
　　
　　结语
　　
　　对汉语起源的研究，几千年来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从音韵入手，从字形入手，多少学者浸淫其中，殚精竭力，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从许慎、刘颐、段玉裁、程瑶田、章太炎，一直到当今的李学勤先生，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汉语研究的神圣殿堂添砖加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勿庸讳言，在对于汉语语源学的探讨方面，从已经正式出版和发表的相关文字来看，现在仍然处于一个非常粗浅的阶段。
　　
　　要想探讨汉语的源头，研究上古汉语是必经之路；要想研究上古汉语，研究存古特征特别明显的方言、子方言又是最佳的捷径。我们俩通过对会同话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存古特征特别多特别明显，堪称上古汉语的“活化石”，能够以之为密钥破译汉语起源的天机。这是其他方言无法相比的。
　　
　　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深入会同调查研究，恳切呼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研究会同方言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制订落实相关政策，发掘它、研究它、保护它。
[稿源：红网综合]
[编辑：邓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