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的教唆下，勾搭成奸，“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知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街坊邻舍可不可以跑到衙门，检控潘金莲与西门庆呢？
答案是：不可以。根据宋朝的立法，对于通奸案，作为旁人的街坊邻舍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
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丈夫的意见为准。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换成现代的说法会比较容易理解：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影视剧中的西门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奸从夫捕”是一则良法。
再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故事，大家就能更好地理解了。
大约宋理宗端平年间，广南西路永福县发生一起通奸案。教书先生黄渐，原为临桂县人，为讨生活，寓居于永福县，给当地富户陶岑的孩子当私塾老师，养家糊口。黄渐生活清贫，没有住房，只好带着妻子阿朱寄宿在陶岑家中。
有一个法号为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怎么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陶岑与妙成发生纠纷，闹上法庭，陶岑随便告发了妙成与阿朱通奸的隐情。县官命县尉司处理这起通奸案。县尉司将黄渐、阿朱夫妇勾摄来，并判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押下军寨射充军妻。
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完全就是胡闹。
黄渐当然不服，到上级申诉。案子上诉至广南西路提刑司，提刑官范应铃推翻了一审判决。在终审判决书上，范应铃先回顾了国家立法的宗旨：
“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
然后指出，阿朱案一审判决“非谬而何？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何所凭？”而且，县司受理阿朱一案，长官没有亲审，而交付给没有司法权的县尉，“俱为违法”。
最后，范应铃参酌法意人情，作出裁决：“在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本案中，阿朱就算真的与和尚妙成有奸，但既然其夫黄渐不曾控诉，县衙就不应该受理；黄渐也未提出离婚，法庭却将阿朱判给军寨射充军妻，更是荒唐。因此，本司判阿朱交付本夫黄渐领回，离开永福县；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灵川县（今广西灵川）看管；一审法吏张荫、刘松胡乱断案，各杖一百。
范应铃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的判决书申明了“奸从夫捕”的立法深意：“捕必从夫，法有深意”，“若事之暧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愿而从离，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则今之妇人，其不免于射者（指奸妇被法院强制许配为军妻）过半矣”。如果男女之间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告到官府，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因此，国家立法惩戒通奸罪，又不能不以“奸从夫捕”之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亲告罪，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书影
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在法庭门外。
元朝初期，还沿用宋朝“奸从夫捕”之法，但在大德七年（1303），“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废除。这是因为，元朝官员郑介夫发现，“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又有良家妇女，“私置其夫，与之对饮食，同寢处”。“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由于有“奸从夫捕”的旧法，丈夫不告诉，官府无从干预，“所以为之不惮”。
郑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只有废除了“奸从夫捕”之法，才能够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建议元廷：民间男女通奸，“许四邻举察”；若有通奸案未能及时举报，“则罪均四邻”。元廷采纳了郑介夫的奏议，于大德七年（1303）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
于是乎，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南宋法官范应铃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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