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管理者，都应该明白物流和贸易是商业的核心。
现代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是海洋文明和天空文明，内贸是陆运。
这句话的含义是大多数商品通过海运运运输，高货值的电子产品则通过航空运输。而国际贸易和物流当中还存在通关和税务体系，从而产生效率和成本问题。
几百年来，欧美商业文明在实践中产生了国际贸易的习惯法，以英国法为基础，形成国际航运和贸易法律。国际间通过贸易协定，来解决关税壁垒和贸易效率问题。
商人们通过计算物流运输的距离和承载成本，自然形成了国际港口。而许多经济体的国家战略又帮助许多港口形成物流中转、税务、金融服务的中心。
比如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等等。
围绕着这些港口，形成自由贸易区、保税区、港口仓储、金融服务、制造业基地，从而辐射产生一个个庞大的城市群落。
在中国，最好的港口是上海，因为其地理位置决定；但软件最好的港口是香港，因为其法律和金融体系决定。上海要使得自贸区成功成为亚太区最重要的港口和金融中心，需要改革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
但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全国的权贵和利益集团在这个国际贸易中心盘根错节，其固有的利益，是否有主动性去改革，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港口和自贸区，非常令人怀疑。
而上海不具备香港和新加坡所有的英美商业法系，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体系融合，就有一团乱麻的障碍。
全球化的形成，还在于全球分工协作，在中国自有的创新没有形成之前，仅仅依赖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内需市场，沿海一带形成加工贸易，从欧美日韩来的核心配件和技术，从澳洲印尼智利巴西来的大宗商品，在这里加工成型，或用于内贸，或大量出口海外。
因此你也会明白，整个港口物流体系依赖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当人口红利消失，无论是国际成品贸易还是大宗商品贸易，都逐渐衰退。于是像上海等港口城市，要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也前景不佳。
至此，中国则需要庞大的内需，来维持制造业和金融物流服务业。
实际上需求都是供应产生的，新供给主义在宏观上是一个理论，放到微观层面，就是如何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于是我们又回到本系列的各个段落，那就是如何让企业家奋勇前进。如何让农民工和中产阶级产生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