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既定程度必然要走的一条路。
顺其自然，一定会走向大城市群。没有户籍制度和土地非私有制约束，中国会形成三个超级城市群，那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体。
在户籍制度和土地不能自由转换约束下，农民工将三十年积累回乡宅基地盖了大房子，然后又在城镇化买了水泥公寓。伴随着这些地产的浪费，中国的土地是唯一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耕地却在减少的国家。
与此同时，三大城市群应该房地产更发达，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租赁市场。
即使如此，三大城市群还是事实上形成了。这些农民工不会再回去，他们在城市群打工创业，寻找发展机会，服务业于是围绕着人群集聚形成。
一般自由竞争的服务业容易形成，但受管制的教育、医疗产业无法形成，这带给农民工和一线城市双重困扰。农民工并不在本地纳税和缴纳福利，因而其子弟教育和医疗会挤占土著资源。这使得一线城市实际上在封堵农民工扎根。
回到中产阶级的服务业发展。
在人们多半已经完成居住、车辆拥有率之后，饱暖思淫欲，除了低俗一块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之外，精神层面的需求和健康需求开始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居住的更健康，穿的更健康，饮食向精细、天然和高价值发展；娱乐向健身、文化艺术、旅游等方面发展，中老年向保健和养老方面发展。年轻人向更时尚的电子产品、互联网社区发展。金融业向为人们理财和保值方面发展，更多的人开始把资金转到金融衍生品。金融业为家庭资产负债表提供保值和增值服务。
这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当巨大的城市群形成，庞大的从上而下的服务业需求就形成了。
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里，服务业占7成就业率，农业、制造业和重工才占其余的三成。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即使是政策发生了扭曲，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但带来了更多地错误代价和效率降低。
而如果农民工的后代无法融入城市，则产生的不仅仅是效率代价，而且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培育基地。
目前的政策封堵，和所谓引导农民工回到原籍乡镇，只不过是鸵鸟政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