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了寻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与人间的“道”，“走遍中国”十几个国家——也就是当时的“全世界”。他也从政过，但从现有证据看，政绩可能乏善可陈。不过谢天谢地！很难想象，如果仲尼当初被某一国国君重用而成为“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情况又会如何呢？按照当时的中国，他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而中国则将会少了一个带着一帮粉丝写“论语微博”的思想者，我们今天少了一位指路明灯。真可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是明灯，而不是道路本身。依照孔子的为人处事、对道德的渴求与对国家与民众的热爱为楷模，我们去寻得当今应该走的道路。这和把孔子之说当成道路，墨守成规有着本质的区别。切记切记！
我在《路边谈话：未来十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法治》一文里写道：很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来教化民众，帮统治者驯服刁民、暴民，培养愚民的。但如果回到两千多年前，我们看到的是，孔子“走遍中国”不但用教学的方法启蒙弟子（都是普通民众），更是在说服、启蒙国君。孔子传播儒学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国”，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说教、感化以及最终“驯服”桀骜不顺的最高统治者，把统治者关进儒家道德的笼子里。
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在知识分子的忽悠与感召下实行“以德治国”，总比绝对不受限制、指鹿为马的秦始皇暴政要强一些吧。站在历史的高度往回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世界已进化到法治的时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与良心来限制“君权”早已成为共识。要把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道德的笼子里。依法治国取代以德治国，知识份子应担负起教育、启蒙、制衡执政者，而不是成为执政者教化、洗脑、愚弄大众的工具与帮凶。这是我从孔夫子身上感悟最深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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