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专家预测,在20世纪高等教育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经济功能之后,人们未来可能更加注重发挥大学的文化功能。已往对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问题,而很少顾及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本原联系。为此,通过对中国古代大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期能进一步明析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好地发挥其文化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 最初的大学是一种文化机构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最早的古代大学。其实,“成均”乃是五帝部落联盟时期用于实施“乐教”的场所,是当时的精神文化集中地。因为音乐在当时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
宗教仪式和公共集会时必须有音乐。音乐是当时的高等学问,部落显贵都很重视音乐修养,贵族子弟更要接受乐教。然而,“乐”在当时却涵盖了包括音乐、舞蹈在内的一切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内容。这样,专门进行乐教的“成均”实是奴隶主贵族子弟的“文化俱乐部”。
西周的教育已形成体系。“辟雍”是天子设在一个四周环水之处的国立大学,是一个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于一体的官立高等学府,但也将这里作为讨论国家重大事务的政治活动中心。高等教育与文化在此处得到了充分融合,大学集文化与教育于一体的功能进一步彰现。
“稷下学宫”是目前大多数教科书所认定的中国古代大学或高等教育机关。它以其独创的官方兴办、私家主持的办学体制,集讲学、著述、育才和资政为一体,自由游学、自由听讲、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以及特有的尊重优待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它把各家学派荟萃其中,不仅充分发挥了大学的文化交流与创造功能,更使“稷下学宫”成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园地和闻名于列国的东方文化圣地。可见,先秦时期所谓的大学首先都是一种文化机构,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
二、高等教育是从文化事业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高等教育是逐步从文化事业中分化出来的,这可以从我国教育行政机关和教师职业的
历史变迁中得到揭示。
原始社会不可能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只有到了奴隶制时代,教育工作才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六卿”之一的“司徒”负责。但这时的司徒主要还是全面负责意识形态和教化工作的的官员,而并非专门的教育官。《周官》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抚万民。”可见,司徒职掌“以文教化”是其主要职责。
封建时代的汉代,太学等中央官学,均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实施统一领导。但这时的太常也是除负责太学博士及其弟子的考选之外,还主管祭祀、乐舞、天象、历算、太医和图书档案等工作,分化还只是初步的。
隋唐设立国子寺(监),成为古代高等教育正式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标志。但从宏观上看,学校、科举却是由中央“六部”之一的“礼部”来主管。如此直到1905年清“学部”成立,才算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行政的独立化进程。我国在传统教育时期,高等教育始终就是文化行政机构和社会教化的一部分,虽有逐渐分化的趋势,但“文”、“教”不分的局面持续时间很长,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内在联系。
从教师职业变迁方面来看,原始社会的教师大都由氏族中经验丰富的年长者担任。到了氏族社会末期,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加和原始宗教艺术活动的出现,“巫师”开始从原始社会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他们以其拥有的宗教知识和掌握的巫术以及有关医药、历史方面的常识,俨然成为原始部落文化的集大成者,并被后人誉为是“知识分子的前身”。
但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前躯是“士”。“士”本来是宫府中的最低级官吏,在奴隶制时代“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体制中,担负着为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传授学术知识和从事文化服务的任务。春秋战国的巨大社会变革,使他们大量流落到民间,从而促成了文化下移局面的形成。“士”中的一部分人,如
孔子、
墨子、
荀子等还开创了私人讲学,他们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传授者,在官与民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在民间建立起新的知识中心,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孔子等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教师,他们的出现和士阶层的崛起,标志着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首先从文化事业中分离了出来。
“博士”是与古今高等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我们从它的身世中还可以更直接地和更深刻地感受到昔日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良好的关系。“博士”一词始于战国,在秦代是重要的兼职教育行政吏员,承担着保全历史文化遗产、充当皇帝顾问、传播文化知识的职责。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在汉代,仅设有为数很少的“五经博士”,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的象征。他们除专司其专门之学、教授博士弟子外,同时参与国家政事的讨论。魏晋南北朝的博士之设有进一步扩充和分化的趋势,除国子博士、太学博士,还设有专门的书学博士、律学博士、算学博士等,这些博士均以传经授受,训育诸生,“敦五化,隆风俗”为本意。直到唐代国子监“六学”所设的各科博士,才始全以“教训诸生”为职志。明清所置“博士厅”中的博士,专司讲授“四书五经”,其他学校事务分别改由绳愆厅、典籍厅等处理。这样,“博士”便从一个掌管文教的“博士官”,逐步演变成为以教训高等学府诸生为职志的教员。这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从文化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个历史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