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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二十四诗品》所重的是生命意兴、精神风貌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出现在一个深厚而独特的哲学和美学传统根基上的。不联系这个根基,就难以领会《二十四诗品》的旨趣。

先联系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看

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在《二十四诗品》最后一品“流动”的品题下写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或停。……《诗品》以‘雄浑’居首,以‘流动’终篇,其有窥于天地之道矣。”孙氏这话,把《二十四诗品》的构架和传统哲学观点联结起来,说得很有见地。

关于“天地之道”,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个基本共识:自然、万物、人乃至社会,是按一个总规律生生不息地运行和变化的,因为一切事物都不过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但由于阴阳相互作用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事物又千姿百态,呈现出多样性。概括着这共识而且加以阐发的是《周易》这本“经”。《周易》六十四卦,描述了64种自然运化类型,肯定着事物的多样而其分类的依据则全在于阴阳组合的比例和排列方式,又在肯定着多样事物的统一性。六十四卦的次序也体现着《周易》作者对自然运化规律的理解。

《周易》把全阳爻组成的“乾”卦摆在第一位,表示阳刚之极最值得重视。而易学的深层意蕴是反对单一化的。生物的繁衍要靠两性配合,这是古人最普通的常识,“能近取譬”,因而易学就认定:事物都是在阴阳的“刚柔相摩”中产生的。按照这种认识,《周易》的第二位便摆上“乾”卦的反卦,即由全阴爻组成的“坤”卦,表示和阳刚之极相对应,自然运化还有另一极:阴柔之极。《周易》作者不但如此精心安排了开头,还精心安排了结尾。第六十三卦卦象 ,从下向上一阳一阴相间,表示阴阳比例均衡,结构有序。作者把这个卦象命名为“既济”,其含意是:在阴阳大致对等、协调的时候,自然运化可以出现某个阶段的结束。但易学的深层意蕴又是否认自然运化会出现终结的。因此,《周易》最后一卦的卦象 ,虽然也是一阴与一阳相间,然而每个爻都刚好与“既济”相反,且被命名为“未济”,则其含意也就变为:正是在这阴阳大致对等、协调的时候,自然运化又已在酝酿着下一个过程了。阴阳比例和结构的均衡、有序,以及在这均衡、有序中出现的阴阳易位的微妙变化,在“既济”、“未济”两卦中显出了既结束又开始的两重性。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雄浑”、“冲淡”二品开头,以“旷达”、“流动”二品作结的基本构架,是和《周易》相似的。“雄浑”品体现着阳刚之极,类于乾卦;“冲淡”品体现着阴柔之极,类于坤卦;“旷达”品体现着阴阳最和谐的境界,类于既济卦;而“流动”品则体现着阴阳的对转,类于未济卦。

在“雄浑”品里,司空图写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二十四诗品》使用的是类于禅宗的非逻辑语言。这些话具有形象性、象征性、跳跃性以及泛义性,全都只为启发读者进行直觉领悟而说。研读非逻辑语言不宜倚重知性分析。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博士说:“禅从来不作任何解释,只作暗示;不诉诸累赘的陈述,也不作归纳整理,它总是接触事实,……它不是否认逻辑,而是遵循事实的途径,抛开其他的一切。……禅不是任何东西的敌人,它不具有什么理由反对那可以在某一时刻为自身所利用的理智。”因此,如果读者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知性分析,又着重使用直觉思维来研读司空图的说法,那么,就可以从字里行间领悟到作者的用意,知道所谓“雄浑”,是指某种形式的生命意兴。它博大得无所不包,其活动非常强劲、显著、绝无界限;而且,其动力发自充实的内劲,不假外求。这显然是一种阳刚之极的生命意兴。

次看“冲淡”品:“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蕙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这些非逻辑语言描述的是阴柔之极的生命意兴。易学认为,生生不息的自然运化,会出现一个外表寂静而内中实有运动的阶段。这时,事物内部的运动是最幽微、最不易觉察的。冬雪里一株梅树,今天和昨天的表征一样,如果不是有内部生命活动,改天吐出红萼就不可理解了。人在其生命历程中,也常起不显眼的变化。同样,人的生命情感活动,有时进入“有我之境”,感慨万千,激昂呼喊,其活动强劲,属阳刚;有时则进入“无我之境”,宠辱皆忘,于是表现得似无还有、似有如无,属阴柔。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显著的生命活动就忽视内在的生命意兴。司空图在“冲淡”品中使用“机”、“微”、“太和”、“荏苒”等字样,就是要启发人们省悟到生命意兴的阴柔极则。

怎见得司空图有极则的念头呢?这里找个佐证。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左丞(此处应是“右丞”的笔误,参照其《与李生论诗书》可证)、苏州,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有佳致。”文中把李白、杜甫视为宏肆之极,相当于标榜他们接近“雄浑”。王维、韦应物,“若清风之出岫”,则是“冲淡”品中“犹之蕙风,荏苒在衣”的另一种说法。司空图在这信札中,对其他诗人只许以“有胜会”、“时有佳致”,可见他们成就较小。造诣最高的李杜王韦,或近“雄浑”,或近“冲淡”,按司空图文意,他们就是代表两极的人物,再没有谁能超越他们了。

回过头来再看“旷达”品:“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其中所描写的生活情状,是司空图所认为的阳刚与阴柔组合排列的最佳形式。其中的阴柔成分十分明显,但又决不像“冲淡”品所描述的那样的寂寥。“倒酒既尽,杖藜行歌”与“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相比,当然多了几分阳刚品性。不过,和“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相比,则其阳刚品性又差一大截了。司空图的“旷达”品,正是想点出人世中、诗境中有这么一种阴阳基本和谐的生命意兴。他不是歌颂实在的生活情景。不一定要倒酒杖藜,不一定要在烟萝茅檐之间,“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何尝不是这么一种“旷达”的人境、诗境!

至于“流动”品:“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这中间有强调虚静的“超超神明,返返冥无”,又有强调对转运动的“水輨”、“丸珠”;所提到的“坤轴”、“天枢”,还令人想到作为整体的阴阳都在转动。司空图显然不想把“旷达”品树立为人生与诗歌寻求的最终境界,因此就注意到诗歌作品中,有的还反映了在和谐中有着自然的心灵骚动之生命意兴。“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不就是阴柔向阳刚的自然转化么!

《周易》建立“乾”、“坤”——“既济”、“未济”的构架,表示一切自然运化都不过是阴阳在两间的多种形式的运动。《二十四诗品》建立“雄浑”、“冲淡”——“旷达”、“流动”的构架,也即表示各品诗作都不过是生命意兴在阳刚之极与阴柔之极中间展现的多种形态。比如“劲健”、“豪放”,阳多阴少,而尚未达到雄浑水平;“自然”、“疏野”,则阴盛阳衰而又不及冲淡。如此等等。研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只有先弄清这个构架,才能一以贯之地认识到,二十四品主要是从生命意兴角度品味诗歌的,纵使涉及技法问题,也无意深入讨论。下面试挑易招误解的两品来讲一讲。

(一)“洗炼”:“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如果这段话是就修辞学上的洗炼而言,作者并没有具体讲明如何修辞才算洗炼,说的近乎废话。但如果从生命意兴的角度来仔细寻绎这番话,则可看出司空图是在讲心灵的冶炼。心灵,借助于空潭以及古镜——古人习惯以这两件宝贝象征“道”——的启发,不断追求更纯净的素洁。由此看来,本品所描述的,主要是现之于诗的力求净化心灵的自觉修炼活动

(二)“含蓄”。本品开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几句,涉及到技法问题,但也不是教人如何使用技法,只是述说了使用该技法可产生的效果。说完这几句,司空图就转轨了:“是有真宰,与之沉浮。”“真宰”露面,就是要深入诗人心灵去讲“含蓄”。接着,“如绿满酒,花时反秋”,是暗示作诗需得许多原料,又须经过酝酿加工。最后,“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是说诗人应了解整体,从整体高度回顾细微现象,才能知道细微现象在怎样的情况下最足以反映整体。司空图讲“含蓄”,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讲的:“其富若生,万物必具,海地负”,如出一辙,着眼点均在诗人精神世界的充实丰满。倘沉迷于议论如何透过“一爪一鳞”而令人悟出龙之全体的技法,偏偏忽略了对诗人精神世界提出高要求,那是后世神韵说者说“神韵”,不是司空图讲“含蓄”了。

沙发
 楼主|发表于 2007-3-6 20:37:00|只看该作者

再联系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看。

传统美学主张在形神兼备基础上重神。重神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重客观事物生命意兴,二是重人的精神审美。《二十四诗品》以这传统为根基,又使用了具泛义性的非逻辑语言,虚多实少。如果不牢牢把握住这个根基,就很容易会随心所欲地从泛义中任取一义而加以引申,从而远离司空图本意了。

重客观事物生命意兴,就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产物,其逻辑根据就在“天人合一”观念上,就在易理上。声称“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易学,其生命观念已超越生物学的范围,山川草木乃至社会政治,都被或浓或淡地赋予了生命的色彩,一切运动都被看成各种生命意兴。有前途的事物固然生气勃勃,濒临死亡者则预示新生。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到美学上,自然就要重生命意兴、重神。人也好,万物也好,如果只写出其形状,固然也展现出生命的一些表征,然而表现不出生命的本质。生命本质在神,在天人共构的内在生命意兴,在深层的生命运动。杜甫《丹青引》认为曹霸画马胜于韩干,原因在于“将军(曹霸)画善盖有神”,而“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批评韩干画人只画出“状貌”而画不出“情性笑言之姿”。“情性笑言之姿”亦即生命意兴,即人之神。唐人写诗大都在追求表现出生命意兴。司空图正是在总结唐人大量创作经验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诗学观点的。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王维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馀”,其好处都不在于给人以一个精雕细刻、毫发俱现的形似画面,而在于传达出一种生命意兴。客观事物有其生命意兴,诗人也有自身的生命意兴,“天人合一”,相互触发、交流,就创造出有独特意境的生意盎然的诗句。司空图自己写诗,就较自觉地追求展现生命意兴。其《与李生论诗书》写道:

……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愚窃常自负,既久而愈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长,冰轻著雨销”……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得于道宫,则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

文中所谓“韵外之致”,是一种用逻辑语言说不清的感受。当诗人接触到客观事物的生命意兴时,所产生的一种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动态的感受,是无法说清楚的。他只能用诗的、非逻辑的语言,尽可能把触发感受的客观因素和主体感受的基本倾向融为诗句,做到“近而不浮”——有具体可感形象,从而使这些诗句在作用于读者感官之际,能引发读者与作者相类同的感受,即同样也受到客观事物生命意兴的触动,达到“远而不尽”——读者的感受只被导入一个方向,却有如数学上所说的射线那样,这头有出发点,那边则无所限止,任凭读者依据自己的经历和修养,按各自的方式,结合各人的处境,不断地延伸和修改。“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在司空图心里,其闲静之感必融和着唐时道教的庄严氛围;而在远离道教的人读来,对于那个有幡影石坛的古怪地方并不了解,其闲静之感则未免要在阴森神秘中晃动了。然而不管有些什么不同,相同点又是突出的,那就是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安宁,引发出一种向往闲静的生命情趣。引发出情趣,亦即有“韵外之致”。而之所以能有“韵外之致”,是因为自然和人生处处存在着生机。司空图重视“韵外之致”,从他自己所标举的得意之句来判断,就是重视与客观事物生命意兴相融和的主体生命意兴。

人们往往如此责备《二十四诗品》:满纸叫人难以捉摸的话,什么“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之类,有如教唆人们脱离现实。然而如果从传统美学深层意义上看,看到这些话秉承着传统的重生、乐生精神,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是教人放开怀抱去感受而非教人奉旨爱憎的,那么,其作用就不该轻视了。

重生命意兴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若泛泛地提重生命意兴,则又非纯正的中国美学传统。情感迷狂也是一种生命意兴,但中国就不大有人提倡它。我们所重的生命意兴,是和特定的道德精神结合着的。

在“天人合一”观念统领一切社会意识的环境里,《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传统道德观念本就植根于传统生命哲学。《易·系辞传》属儒家,《老子》属道家,两家同样具有传统生命哲学观念。近人爱说“儒道互补”,很对。儒道之所以能够互补,是因为两者都诞生自传统生命哲学母体,是亲兄弟,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都在讲道讲德,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儒家在人和社会关系方面讲道德。道家则在人和自然关系方面讲道德。人,一脚踏着自然,一脚踏着社会,必须兼顾着适应两者。只是由于情势的不同,有时侧重于这边,有时又侧重于那边。因此,儒道势所必然要互补。孔子讲治国,但也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讲过宇宙论,也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两位老祖师早就已经互补了。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儒家讲入世,道家讲超脱,两者互补,就成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二千多年来,道德大体上就是这样讲的。能不能“兼济天下 ”,能不能“独善其身”,是士人能否在社会上取得声誉,进而在历史上取得地位的关键。诗是情感交流的工具。士人发觉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对治理社会有些什么好计划,一般并不用诗而用文来表述;一写诗,就是要抒其“济天下”的抱负,或作“善其身”的自励;大发牢骚,是因为欲济天下而不得;退而去写闲适诗、山水诗,则是在展现作者顺应自然的道德精神,带着善其身的意味。士人都在表现自我,又都在用社会道德规范来修炼自我。唐代诗人写的,无论是燕山飞雪、南岭绽梅、波撼城墙、蝶穿花径,或者是林卧愁春、山行访旧、军中祝捷、月下思乡,在生意盎然的自然及运转无穷的社会之中,时刻不忘表露诗人自尊、自爱、自重、自强的道德风貌。“诗仙”李白,写得算是最放得开的了吧,也不过“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绝对没有柳永“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那种调子。唐人是十分珍视诗中自我形象的。

中唐时,有些士大夫也曾受到市民通俗文学影响,略略有点适应市民阶层悄悄兴起的转变。传奇写偷情,元稹白居易以琐事写口语化诗,韩愈“把先秦两汉堂皇的著书立说的古文变为日常应用的杂文”,是古典审美观念向世俗化审美观念转化的先声。但司空图并没有附和这风气,仍然以古典审美观念看诗,要求诗人在作品中展现传统的道德风貌。《二十四诗品》里,提倡诗人保存、修炼道心,乐于过“佳士”“畸人”的生活,表现出道家的道德观;而在“雄浑”、“劲健”、“豪放”、“悲慨”诸品中,赞颂人的力求驾驭客体的入世精神,又表现出儒家的道德观。《二十四诗品》并非对所有的诗加以品评。只有展现出高尚精神风貌的诗才能得到品题,而所谓高尚是按或儒或道的标准确定的。“乃都市豪估耳”那种诗人——精神风貌不及格者的诗没有入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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