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兵部
尚书柳公绰之弟，唐代
书法家、诗人。历仕宪、穆、敬、文、武、宣、懿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柳少师”。咸通六年（865年）卒，享年八十八岁，赠太子太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
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
欧阳询、颜真卿、
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初学
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字最好，便吸取了颜，欧之长，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 “颜筋柳骨”的美誉。柳公权亦工诗，《
全唐诗》存其诗五首，《全唐诗外编》存诗一首。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碑拓中，宋拓《神策军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
唐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当时如何修复与宦官的关系是摆在武宗面前的一个问题。
唐朝自德宗之后，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专权局面逐渐形成。此前，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谋划“甘露之变”，从而引发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冲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软禁。武宗是宦官仇士良所立。因此，武宗决定巡视左神策军，其用意在于向宦官示好，而仇士良也正好顺从圣意进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神策军碑因此而立。
神策军碑的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而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依惯例，此碑拓本曾颁赐群臣，但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唐末战火，后世也便无从传拓了，至今仅有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孤本传世。北宋末期，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与国图馆藏恰好相同。因此，历来猜测此本曾经由赵明诚、
李清照伉俪珍藏。遥想当年承平之日，赵明诚、李清照以诗书、金石自娱，摩挲赏玩的珍品中也有这件《神策军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赵氏
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入权势之家。国家图书馆珍藏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后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
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明末，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此拓原本上下两册,不知何时失去下册。清乾隆时安岐《墨缘汇观》记载上册尚全，原有五十六页。至清末陈介祺后人转让此拓时，发现第四十二页之后丢失两页，仅余五十四页。民国时，经南方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藏。
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获悉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与陈氏洽商，直到1965年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藏的善本，入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其中就有《神策军碑》。现在，作为稀世珍宝，《神策军碑》仍藏于国家图书馆书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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