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后的教材
1906年以袁世凯,张之洞等6位革新派联名上书清廷要求为了更加深入推行西学教育强国富民而彻底废弃科举考试制度被当时的掌权者慈禧太后恩准,从而掀开了中国教育以及一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新篇章。这本应是一件有益的事,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在这次仓促的变革中,很多问题没有被妥善的解决。
一是废了科举,教育怎么办?科举是选官制度,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培养忠于朝廷之士,需要以封建理论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上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也埋下了隐患。明清时,科举完全左右了教育,把教育内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众多读书人钻进了死胡同,脱离了社会与民生。依附于科举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改革是势所必然。但是,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废除,而首先要搞清科举和教育各自的功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科举的功能本是保证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科举不应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为选官服务。只有让科举回到原本的、单一的选官功能,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教育与科举分途,才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然而,清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想以新学堂代替科举,对学堂毕业生授予出身,一如科举之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御史陈曾佑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指出新学堂之不能发展,乃“学堂、仕进混一之弊”。他认为,学堂只授文凭,虽多至数千人不觉其滥,如尽授以官,则难以为继,“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光绪政要》卷三十一)以发展新学堂来普及教育是进步的,让新学堂重新承担科举选官的功能则是行不通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其所推行的政策自然难见其效。
二是废了科举,如何善后?废科举是举国之大事,理应做好充分的善后准备工作。由于仓猝定制,容不得清政府过多地考虑善后问题。面对府州县学的停办,面对数百万科举制留下的举人、生员、童生,清政府既没能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也没有妥善安排他们的出路。而在推广新学堂时,也看不到有效的舆论宣传、组织保证、财政支持、师资培训,全凭各地方长官的认知程度各行其是。正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的混乱,国人普遍缺乏对新学堂的认同。
二、废科举后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废科举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一是旧的教育体系解体后,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科举时代,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和私塾,与正规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对乡村的文化教育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废科举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最初的学堂都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乡村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占了极大比重,而一旦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就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十几年,便是耽误了一代人。
二是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科举时代的读书观是“读书做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宣传,渗透到乡里民间,妇孺皆受其染;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更为世人树立了读书做官的样板。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废科举后,许多乡村人士对新学堂嗤之以鼻,纵有学堂毕业者,乡党亦不以为荣。许多人看不到读书做官的效果,又缺乏对新学堂的正确认识,因而产生了“学而无益”的想法。在传统观念尚未转变,而新学堂又未能触及的乡村,传统的启蒙教育难以为继。
三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在晚清,中央及地方的教育经费明显不足,动员民间集资又收效甚微。因此,各地兴办学堂都受到经费的困扰,以至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此外,高额的学费也让众多人等,特别是乡村子弟望而却步。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限制了新学堂的发展,乡村教育更是举步维艰。
四是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大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是师资匮乏。当时办在城市的学堂,有的由于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缩小办学规模,有的只能使用仅受过短期培训的速成教师,还有的“其教授法视家塾无甚差异”。城市学堂尚且如此,又怎能顾及乡村教育呢?
三、废科举后乡村教育的状况
废科举、兴学堂,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导致了另一种状况:一边是乡村教育明显落后,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新学堂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乡村教育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子弟没有得到受教育的均等机会。科举时代,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均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府州县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废科举后,乡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即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微寒不与。”(《举人李蔚然请变通整顿学务呈》,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85页)直到民国初年,这一问题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学校需要大大增设,“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二是乡村读书人数明显减少。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乡村“家弦户诵”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以至“深山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而废科举之后,“乡间读书之声有减无增”,读书人数明显减少,失学人数大大增加。
总之,清末仓促废除科举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造成近代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不免带来社会阵痛和负面影响,当政者的责任,应该在果断推行改革时,更慎重、周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尽量把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第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在今天强调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发展时,这一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作者:李世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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