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之围

有人说“战争的获益者只有蛆虫”，但这对开封之围毫不适用，当旷古未闻的浩劫降临时，甚至蛆虫也在这片诅咒的土地上消失。

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围城都将作为最残酷的战争手段得到铭记。如果将目光放在明末，又除去扬州与嘉定，那么在种种悲欢离合之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如开封之围般惨烈的例子。死神用最无情的手段，对百万军民进行了半年之久的煎熬，导致其中十之八九死于非命；而对大明，这场战斗又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开封陷落，战乱如野火般烧向帝国各地，将千万生灵引入毁灭——大明之劫，实自开封始。

汴梁幻梦

朝代的更迭，在开封周边留下了醒目的印记，它们不仅包括多座城池和堡垒，还有整整18个别号和雅称。最早的建城记录可以追溯到夏代，当杼继位五年后，便将都城迁至老丘，即今天开封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前364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则开启了这片土地的黄金时代。在黄土地上，农民奋力开垦，士兵和工匠建起城墙，保护着渴望安全感的贵族和商人。对那些渴望世俗生活、又不愿被尘世纷争打扰的人们来说，大梁（当然还有后来的开封）简直是理想中的居所。

然而，正是富饶造就了许多城市的不幸，从落成伊始，其得天独厚的位置便吸引了王侯将相，也吸引了那些渴望财富的掠夺者们。开封的历史，见证了三次大规模的战火浩劫，其中两次带来了彻底毁灭。第一次是战国末期，秦将王贲久攻不克，便引鸿沟之水灌城，将大梁陷于泥沙之下；第二次是在1127年，金兵攻破了其厚重的城墙，令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楼毁宫倾，满目疮痍；第三次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的军队从今天的襄阳地区北上，进入河南。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洛阳沦陷，福王朱常洵被杀。作为明朝在河南的两大战略重心，洛阳和开封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的未来就是洛阳的现实。

初围开封

二月初九日，在晚冬的肃杀中，李自成的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来到开封城下。先头部队很快证实了守备空虚的情报，因为当300名骑兵试图赚开城门时，遭到的阻碍并是不来自守军，而是那些因惊慌而四下奔逃的人们。然而，正是由于这莫名其妙的“抵抗”，进攻者失去了奇袭的机会，当主力抵达时，所有人看到的只是城门紧锁。

但李自成已决心攻陷这里，他在城西修建起营垒，做长期围困的准备。开封虽然无法称得上是有备无患，但坚固的工事的确为守城者赢得了时间。“今之城门有五，各建谯楼。城之外百步许，有海濠焉。匝城四围，阔数十丈，深四五丈”，郑之鎏在《续东京梦华录》中写道，砖石砌成的城墙则高达11米。利用农民军逡巡不前的机会，衙役和士兵被组织起来，并得到了祥符（开封府治所在地）知县王燮率领的4800名民兵的支援。周王朱恭枵拿出50万两作为犒军之资，一时间，“挈弓矢刀槊登城”的百姓竟争先恐后。

但振奋人心的景象总是转瞬即逝，当闯军的攻击在呐喊中开始后，战争的真相才彻底显露。虽然对方只有3000名士兵，但胁从的民夫却有十倍之众，他们被毫无顾惜地投入战场，伤亡更是极为惊人。最初的进攻失败后，李自成没有放弃。十四日，他的部下万弩齐发，民夫在西门附近昼夜挖掘不息，意在一举突破城墙。面对危局，祥符知县王燮献计，自城上向下挖，将其凿穿，并把火药从洞口抛下。翌日，闯军改用云梯，但云梯却和操纵者一道，在火炮和炸药罐的双重打击下粉身碎骨。

第一批伤亡让李自成明白，开封已变得难以攻陷，他带来的是一支轻装部队，而包围又未能构建得足够稳固。当二月十六日，明将陈永福急率部队回防时，竟直接冲过农民军大营抵达城下，他的到来在农民军中引发了恐慌，但得到了市民的一致欢迎——这不仅是因为其部众多为开封子弟，更重要的是，岌岌可危的城市终于得到了援救。

当闯军在十七日迫近城池时，紧闭多日的大门竟然开启了，虽然双方只是隔护城河对垒，但变化还是惊动了李自成本人，更令他担忧的是，河南巡抚李仙风、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左良玉的各路明军正在逼近，继续围困已经不切实际，只是作为最高统帅，有一件事他非常确定，那就是必须前往城下确认局势。当他混杂在伍卒中观察地形时，一支竹箭猝然飞来——据说正是这次意外，让闯王今后只能以独眼的形象示人。

无论李自成是否真的失去一只眼睛，有一点毋庸置疑，十八日清晨，他的军队已经开始撤退。城内没有人沾沾自喜，所有受损城墙都以最快速度得到了修缮，因为百姓都怀着强烈的预感：另一个严酷的冬天，可能会在同样的肃杀中到来。

再次围困

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开封局势始终平静，但放眼河南周边，却已是血流成河。明军试图消灭李自成，却并没有意识到在吸纳罗汝才部之后，对方的实力已大为增强。当傅宗龙和杨文岳两位将军贸然出击时，其部队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官方始终对噩耗反应低调，但民间早已察觉到了异样，甚至闯军来袭前三天，小道消息便引得满城风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谣言得到了证实，七名骑兵疾驰而至，在城门栅栏上张贴出李自成的文告。“是夜，贼大营至。”第二次开封之围，就此开始。

此时的李自成已是志在必得，其麾下阵容超过百万，“所获火药器械大称饶足”。因此当二十四日，其发起第一轮攻击时，战争立刻显现出了最狰狞的面孔。在曹门的瓮城附近，一时“贼兵拥集”，守军几乎立刻遭遇灭顶之灾，当少数幸存者被追赶着，绝望地请求打开城门时，祥符知县王燮当即下令投掷炸药，刹那间无论是官军还是农民军都葬身烈焰。尽管有《大梁守城记》《汴围湿襟录》的叙述，但白纸黑字还是无法告诉我们，当年的场面究竟有何等惨烈，更没有人能说清楚，在千钧一发之际，是什么赋予了守城者破釜沉舟的意志。在曹门附近还投入了周王府的卫队——当战况告急时，800名勇士一边以土封堵城门，一边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如切瓜剁菜般地砍掉头颅。

破坏和反破坏交替进行，闯军驱使饥民挖掘不停，同时投入了火炮。《大梁守城记》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贼攻东北益急，攻守皆以炮。二十七日，曹门北，城溃者二丈，贼当溃处并发大炮十余。步贼持枪先登，骑贼踵之”，元月十二日，“飞铁熔铅，四面如织，空中作响，如鸷鸟之凌劲风”。官军肢体横飞，城墙摇摇欲坠，甚至连守城火炮的后坐力都能引发崩塌。此时，守将陈永福坐于炮筒之上：“吾与炮俱碎矣，速点速点，忠臣不怕死！”而当守军得知，城内妇女为免其承受严寒之苦，捐出了仅有的衣被时，更不禁怆然泪下，而农民军则因连日受挫而黯然伤神。

元月十三日，进攻者做了最后的努力，在向城墙东北角的一处缺口填塞了大量炸药之后，顷刻间天崩地裂、砖石横飞。接下来，所有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惊，残余的墙体虽仅厚尺许，依旧巍然矗立，而准备突破的农民军则死状奇惨、血肉横飞——这些或“披甲”或“勒马”的伍卒，显然身经百战，完全不同于之前徒然丧命的协从。顷刻间，城上城下一片哗然，有人认为开封背后有神明护佑，竟不由自主地屈身跪拜。

李自成的耐心正在耗尽，对他来说，围攻除了徒增伤亡外已毫无意义，而不远处，明将左良玉的大军又在坐观农民军流尽鲜血。于是，十四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留下一片狼藉，数万头耕牛成了守军的战利品。修复城墙的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千疮百孔的地段全部被填平重筑。此役双方遗留尸体有十几万具之多，全城的民夫用十多天时间才完成了收殓。

但战争并没有停止，放弃围攻的李自成将左良玉引到偃城，然后突然回师将其包围，双方激战不分胜负，闯军只得主动撤离，转而攻打前来增援的三边总督汪乔年。后者在任上刚挖了李自成的祖坟，故李自成对其非常怨恨，在全力围攻十余天后，汪乔年全军覆没，使开封再次面临攻城的威胁。

万劫不复

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二十八日，开封传遍了“闯贼”去而复返的消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正从乡下赶来，试图得到城墙的庇护。此时，许多居民对敌情已是反应冷淡，这不只是因为前两次守城的胜利，也是因为18万明军正在丁启睿、左良玉的指挥下赶来，形成了对农民军的合围。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兵临开封，十四天后便仓促离开，“闯贼逃窜”的消息引发了许多人的遐想：肆虐了近十年的动乱，也许会在明天终结？

但一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却描述了局势的可怕：在朱仙镇附近，官军遭遇攻击并全面溃败。仿佛命运的玩笑一般，开封上下如梦初醒，一轮更可怕的围困，也就此揭开帷幕。

五月二十五日，百万农民军抵达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两次失败让李自成意识到，面对一个连书生都可以登城守御，家奴、商贾都冲锋在前的城市，强攻已经极不现实。新的策略是长期围困，除了把城外的小麦割尽之外，他们还在周边攻城略地，希望被孤立的开封能不战自陷，但城内军民的意志，将再次令进攻者感到惊恐。

开封人斗志依旧高昂。他们制旗帜、备器械、编队伍，一切井井有条，推官黄澍竖起旗帜，上面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一时间，从郡王乡绅到士民商贾，无不愿意效命。回民组成了“清真营”，犹太人的后代和他们并肩作战，是共同的危险让所有人团结起来，一起守卫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城外则平静得令人窒息，和城内的群情激奋更是对比鲜明。无论《大梁守城记》，还是《汴围湿襟录》，对围攻者的动向只有零星的描述。但对围城中心的开封人而言，长久的安静实际是一种折磨，事实上，进攻者不是没有行动，而是以不动如山的态度，攫取着守军最短缺的资源——时间。援军始终遥遥无期：只有七月十四日，刘泽清指挥的部队出现在黄河另一侧，但在留下了惊鸿一瞥之后便离开了。

开封从此与世隔绝。为阻止守军突围，农民军将金代的城址改造成壁垒，每到夜晚，封锁线上便一片火光冲天，让整个城市感觉如同身陷囹圄。饥饿继续蔓延，早在六月底，所有粮店全部售罄，七月，出现了第一批死者，八月，连官府的救济也无力维持。有士兵杀死平民，诡称“杀敌”来换取食物，藏匿少量粮食则会遭受极刑，一些官兵甚至“持令箭直入人卧内，囊箧尽开，至掘地、拆屋、破柱以求”，如此十五天后，连盐、酱等调味品亦搜罗殆尽。

史无前例的饥饿，摧毁了秩序和良知。许多官兵靠食用皮袄活了下来，而在民间，甚至连野菜、草根也被扫荡一空。而以上这些，又尚在人类饥荒史的知识之内，而另一些东西，则是骇人听闻：旧纸、涨棉（浸泡过的棉絮）、胶泥、喂金鱼的沙虫……当骑马者路过，后面一定有大群人尾随，因为每个人都想捡起新鲜的马粪，然后“和水而吞”。

到了八月底，饿死的人已有七成，升粟万钱，米贵如珠——这就是城内百姓的境遇，而最后的结果，便是“人相食”，正如时人所记：

白昼行人断绝，遇有僻巷孤行，多被在家强壮者拉而杀之，分肉而啖，亦无人觅。间有鸣官，亦不暇为理；虽出示禁拿，亦不胜其禁也。甚有夜间合伙入室，暗杀其人，窃肉以归……居民虑不自保，先将仆婢自杀而啖，尤不忍闻者，父食其子，天地冤惨。

间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栖墙下，敲人骨吸髓。

也许正是因为普遍的身体虚弱，当九月十四日夜黄河决口之时，满城的百姓竟毫无察觉。谁是决堤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成王败寇，李自成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但耐人寻味的是，《守汴日志》和《汴围湿襟录》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看法：“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诚然，双方都有决堤的动机：一面是守军急于打破围困，而另一面闯军也陷入了补给困难。但问题在于，决堤对双方都是下策。倘若官府孤注一掷，那么全城百姓该如何自保？而对李自成而言，在长期围困之后，开封事实上已是唾手可得，又何必画蛇添足？所有当事人的缄默，使得悬案永远成为悬案。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浩劫之惨，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次灾祸。黄河之水宛如从天而降，刹那间泥沙俱下，将整座城市完全淹没。当是时，水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喊叫，吞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宛如小岛一般。洪水退后，尸体随处可见，鼓起的残肢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恶臭，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野狼跑进大街大嚼骨肉。即使幸存，居民们还要面对盗匪，死于其刀下的冤魂不可胜计。原祥符知县王燮时在河北监军，得知噩耗大哭不止，他深夜率领船队，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王宫搭救周王，发现这位皇亲国戚正伏在墙头，脸上一片茫然——皇亲国戚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又能如何？

运载残军、难民的船队渡过黄河，渐行渐远，当半埋在泥沙下的城墙消逝时，甚至那些看腻了刀光剑影、生离死别的军人们也开始默然啜泣，然后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更多的人选择了掉过头去，他们只是不愿再看开封。

关于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人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并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时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上言：“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开封水没后，他的预言果真应验。奄奄一息的河南最终化为绞索，将北京与江南的联系切断，并让京城暴露在直接的攻击下。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于煤山自缢。尽管战争又持续了两年并带走了更多生灵，但天数也许在开封城陷之时便已注定，尽管北京的城墙比开封还要威严高硕。

开封之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胜利，朝廷和满城百姓自不必言，而李自成最终也没有像梦想中的那样，意气风发地宣布这座城市已经屈服。第一次围困，让“独眼”的形象与他永远地联系起来，直到他登基北京，人们都说他只能用一只眼睛俯瞰臣民；第二次围困，他失去了众多忠诚的兄弟；第三次围困，他失去了开封和中原，这片哀鸿遍野的土地已无法成为他的战略后方，随着刘宗敏败于清军，河南军民随即倒戈南明，他理想中的大顺王朝也黯然收场。有人说“战争的获益者只有蛆虫”，甚至这也不适用于开封之围，当旷古未闻的浩劫降临时，连蛆虫也在这片土地上匿迹：它们要么在洪水到来时，随尸首被泥土淹没；要么在围困期间，被饥饿的百姓吞噬。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高度相等。居高临下，郁郁葱葱可以收人眼底——一座公园建在此处，而这今天绝好的游乐之地，又是当年洪水裹挟着泥沙袭来之所，假如不是有人提醒，有谁能设想这地貌，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时间让很多人学会了遗忘，也让他们看不见祖先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只是我们不应忘却，300多年前，李光壂和白愚重返这片令人心碎的土地时，曾一次又一次地泪湿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