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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10月26日下午14:3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7层会议室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是通过周明全兄的介绍知道老村作品的，曾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读，后来看了这个版本，一口气读完，感觉的确很好，也很激动，认为这个作品很值得一读。刚才王社长也讲得也很有意思，在已有的文革作品里老村这部是非常独特的。也许有些同学并不了解，《骚土》这部作品是1989年开始写作的，但孕育写作的过程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即他的这部作品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孕育的。但与80年代整体的文学思潮是相左的，即使与85年以后的“寻根文学”相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虽然表面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以寻根文学代表阿城为例，我们过去认为阿城的语言非常的传统，从中国古代白话中借鉴了很多资源，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阿城的语言是被知识分子化归以后的语言，而老村的语言更接近我们表达的本色。寻根文学提供给我们是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作品中一些更细节的东西。从这一方面来讲，我认为阅读老村的作品可以丰富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认知，也可以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和评价。当年我读张玮的《古船》，觉得这部作品挺丰富的，现在再读《古船》，觉得这部作品特别的概念化，是一部越读越薄的书，因为它只是通过概念把几个人物编织起来，相对而言《骚土》丰富性要更多。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老村作品的文体和语体，明全已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就是“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好的中国小说一定是有它独特的文体和语体的。在老村的作品《撒谎》、《骚土》中，这两部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文体和语体。《骚土》是完全是《红楼梦》式的文体，是网状的，这个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也有。而《撒谎》则是一个线性的文体，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两者是互补的。老村的丰富性绝对不仅仅他提供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说话方式，还在于他有非常现代的一面，这两者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以琢磨的地方。老村曾自嘲自己是“地摊作家”，我觉得这点没有必要自卑，“地摊作家”没什么不好，赵树理当年也是个“地摊作家”，走的也是与当时的文学作家完全不一样的路。只是后来他被政治征用了，我们才认为他是主流作家。其次是语体，老村作品的语体很独特，一种是《红楼梦》式的语体，还有一个是“毛语体”，《撒谎》是对“毛语体”的征用和反讽，这个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贡献，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会用一整部作品对“毛语体”进行征用和解构。我很奇怪，老村的作品的气质与九十年代文学评论界的审美标准很契合，可为什么九十年代评论界没有对老村的作品有着足够的重视、进而做出丰富的评论呢？《撒谎》中的阿盛这个人物很值得讨论，比如他和阿Q是什么关系？他和堂吉诃德是什么关系？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撒谎》其实是对《小二黑结婚》的反写，阿盛其实是另一个“小二黑”或者说是“阿Q”。最后，老村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也特别值得去注意，如他对中国传统乡绅文化的关注，进而对中国传统集权主义文化的反思，特别是对集权文化对人性的禁锢的反思是很有深度的。
周明全（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我只说一下《骚土》所反映的关于“逆向写作”的问题，最近关于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的热播也反映了这个问题。《骚土》写于80年代，当时正是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大多数的作家都在这样的文学思潮的引领下写作。但老村却在西宁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创作出《骚土》这样的作品，这部作品酝酿了十年，包括早期的《狼崽》等中篇的内容在《骚土》中都有影子。但所谓的“逆向写作”并不是与时代相反的和与时代对抗的产物，而是作者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坚守。如萧红，抗战时期很多文人去延安，但是萧红并没有；当时很多人写抗战题材的小说，但是萧红也没有写这样题材的小说，而是写了《呼兰河传》。现在我们认为《呼兰河传》是极具价值的一本小说，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能记得那些抗战题材的小说“中国好小说”的问题，这个概念是我05年提出的。我曾一遍一遍地读《骚土》，而且读了它的各种版本，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小说中的古典韵味。中国自百年以来首西方小说的影响太深了，比如先锋小说。其实在大量一线作家作品中都存在模仿西方作品的痕迹。这也是刚才杨庆祥老师提出了为什么像张玮的《古船》会越读越薄，在一个大的文学运动过去之后，人们对这些作品就失去了再咀嚼的兴趣。但是老村的作品则是一个越读越厚的作品。我读《骚土》不下十遍，每次读都会收获一种新鲜感和陌生感。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反思有没有“中国好小说”，如果有，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我曾撰稿探讨了“中国好小说”的八个层次，从技术层面做了一些分析，这些可以供大家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像老村写的这些优秀的作品多年来为什么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我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简要的分析，一可能是与老村的性格有关，他一直在体制之外，这种孤僻自小的性格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上次开阎连科的会议，我写了关于中国作家入世与出世写作的问题。当时针对阎连科和老村，我也做了一个分析。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与中国百年来一直倡导“革命”这种激进的思想有关。老村的作品也写文革，但是却是相对很平和的一种叙述态度。在一个激烈的年代这种作品可能很难引起关注。
刘涛（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我自己推断老村名字的来历，“老”可能是老村的思想资源有关，与传统有关，因为晚晴以来的思想都是求新求变，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向“老”求的比较少，我猜测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另外“村”这个字，应该是与庙堂相对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站位和立场。所以老村这个名字合起来反映了老村思想资源和和价值立场的一种紧密结合。《骚土》这部小说的志向是很大的，对土地要有一个命名，以“骚”来命名土地，有另外一个作家，也是长期没有受到关注，他的作品《当黑夜想你没办法》，他所处理的时间段也是文革期间，写的主题是“食”、“色”两个层面，他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层面。虽然我读这部作品时，感觉很不错，特别是他的语言非常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土的掉渣的语言”。但我读这部作品并没有感到特别满足，因为它沉浸到日常生活中太深，基本是对文革日常生活中“食”、“色”两个层面的描写。《骚土》处理的时间段也是文革时期，但是他作品中的“色”多于“食”，较之于《当黑夜想你没办法》，这部作品更超脱出日常生活一些，而不仅仅是沉浸在其中。比如说他的小说的开头有一个类似于《红楼梦》的一个大的格局，又提到《黄帝御女图》，黄帝是中华汉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史记》第一篇就是《黄帝本纪》。清末《民报》创刊号就有黄帝的像和关于黄帝的文章。这些和《骚土》都是有关系的，可能也跟八十年代弗洛伊德的一些思想有关，可能也反映了八十年代西方的思想资源介入的影子。《骚土》也可以和人大阎连科老师的《金玉流水》相比较，也是处理文革为题和男女问题，但是阎连科的《金玉流水》是比较概念化的写作，它有两个层面:地上和地下。地上的层面是革命，地下的曾层面是性爱，他试图通过地下的层面来颠覆地上的层面，来达到一种对大时代革命、信仰的解构。《骚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痕迹，如到村子里的季工作者也是拜倒在石榴裙下。但因为老村写这个村庄人物头绪繁多，除季工作者外还有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充实了整个村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体大虑周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个比较，一个青年作家冯唐写了一部小说《不二》，我对这部书的评价是：《不二》是黄书却作道书状，里面写到了韩愈、五祖、六祖，题目也叫“不二”，似乎有复杂的想法，但是意义还是很单薄。但是《骚土》却是在色之外寄予了深刻的寓意的和写作者的反思的。老村作品的语言和结构非常独特，20世纪很少有作品像老村这样的作品。如果有可相提并论的那是阿城，阿城在云南流浪时随手带着《庄子》，他的作品也深受影响。莫言的《生死疲劳》形式上采用的是章回体，但是语言上还是原来的一套。老村作品的语言和结构达到了统一，整体的风格可看出他受传统文化濡染很深。另外，这本书的出版业非常坎坷，从他的写作、出版、修改、再版、再修改，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来九十年代文学思潮的一个变化。而老村的人生经历也是大时代在个人身上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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