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非子·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读。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莉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跋，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士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则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无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为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个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同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胡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缨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大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养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情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来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变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叠，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介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力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窊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读解】
在远古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蛇虫等野生动物。这时圣人出现了，他教人们架起木头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伤害，而人民就高兴了，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食用瓜果河蚌蛤蜊等动植物，腥臭难闻而且伤害肠胃，人民因此经常生病。这时圣人出现了，用钻擦木燧的方法取得火种烧熟食物来除去腥臭臊气，而人民就高兴了，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在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而鲧、禹疏通河道。在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残暴昏乱，而商汤、周武王征伐了他们。如今如果还有架木搭巢钻木取火在夏王朝之后的时代里，那必然就要被鲧、禹耻笑；如果还有人整天疏通河道在商、周之后的时代里，那就必然要被商汤、周武王所耻笑了。然而如今还有人赞美尧、舜、商汤、周武、夏禹的政治措施可以用在当今之世，必然就要被新时代的圣人所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指望学习照搬古代的那一套，不效法常规的那一套，而是根据时代论事，制定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地的人，田里有一棵树，兔子在奔跑时撞树，颈部撞断死了，于是他放下木锹而守在树旁，希望再捡到撞树而死的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了，而自己却被宋国人取笑。如今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就是守株待兔之类的笑话了。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也不加修剪，采集来的椽木也不砍削；吃的是粗糙的饭食，野菜豆叶的羹汁；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的衣衫，虽然现在看门人的衣物给养，也不会比这更少了。大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木锹铲把自己作为民众的带头人，累得大腿上没有肥肉，小腿上不长汗毛，虽然是奴隶们的劳动，也不至于这样苦。根据这种情况来说，古代谦让位天子之位的事，是去掉看门人的给养，而脱离了奴隶般的劳役，所以把天子位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出门乘车的特殊待遇，所以人们才看重这个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职位这件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如今的县令，这是因为待遇上的微薄与优厚不一样。那在山上居住而从山谷中取水的人们，每逢腊祭就把水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被水涝害苦的人们，却要雇佣劳力来开沟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就是幼小的弟弟也不给他饭吃；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过客也要请他吃饭。这并不是要疏远自己的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粮食的多少不一样。因此古代人看轻钱财，并不是心地仁慈，而是财物多多；如今的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卑鄙无耻，而是因为财物很少。轻易地辞去天子，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如今争着当官或依附权势，并不是因为身处下位，而是因为权势重要。所以圣人计议社会财富的多才、考查权势的厚薄来为政。所以处罚轻微并不是因为仁慈，惩办严厉也不是因为残暴，而是适应社会习俗来办事而已。所以政事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政治就应该适应变化的社会。
古时候周文王住在丰、镐之间，领土才方圆百里，他行为于仁义而感化了西边的戎族，随后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了汉水以东的地区，土地方圆五百里，行为于仁义，割地给他向他朝拜的国家就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会危害到自己，便举兵攻打徐国，随后把徐国消灭了。所以周文王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丢失了国家，这说明推行仁义适合古代而不能用于现在。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事情也就不一样了。在舜统治天下时，有苗族不肯服从，禹就准备征伐他们。舜说：“不可以。君主德行不深厚而使用武力，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修整教化三年，拿着盾牌大斧跳舞，有苗族于是服从了。到共工打仗时，铁铲巨大打倒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伤到自己身体。这说明盾牌大斧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不一样了那么装备也就不一样了。上古时代的人们在道德上竞高低，中古时代的人们在智谋上争优劣，如今的人们在力气上争强弱。齐国将要攻打鲁国时，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齐国人说：“您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而不是这些话中的道理。”随后举兵攻打鲁国，把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作为国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口才智慧而鲁国削减领土。这样说来，那仁义辩智，都不是用来掌握国家的办法。去掉徐偃王的仁爱，停息子贡的智慧，依靠徐国、鲁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万乘之多的敌人，那么齐国、楚国的欲望也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心怀仁义。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明智的道路而周游天下，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的学说而给他效劳的人才七十人。可见崇尚仁爱的人少，能行为于义的人很难。所以天下很大，而为孔子效劳的才七十人，而奉行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面向南就统治一个国家，国境内的民众没有哪个敢不臣服。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而权势的确可以用来制服人，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却只能做臣子而鲁哀公反而做了君主。孔子并不是心怀仁义，而服从权势。因此按仁义来讲那么孔子不会屈服于鲁哀公，但凭借权势那么鲁哀公就可以使孔子称臣服从。如今的学者去游说君主，不劝君主去凭借必然可以制服人的权势，而致力于推行仁义那么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要赶得上孔子，而以为世上的普通老百姓都会像孔子的门徒一样，这必然是不能实现的道理。
儒家用文献典籍来扰乱法治，侠客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君主对这两种人都以礼待之，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那违反法令的就应该加以治罪，而儒生们却靠研究文献典籍被录取任用；违犯禁令的应该被惩处，而成群的侠客却因为私利去行刺被供养。所以法律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录用的；官吏所要惩罚的，却是君主所供养的。法律所否定的、君主所录取的、官吏所惩处的、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虽然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行为于仁义的人并不是应该称赞的，称赞了他们那么就有害于功劳；研究文献典籍的人并不是应当任用的，任用了他们那么就会扰乱法治。
楚国有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把这事报告给官吏。令尹说：“杀掉他！”人们都认为他对君主正直忠诚而对父亲大逆不道，所以报告官府把他惩处了。由此看来，那君主的正直忠诚之臣，就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战他三次败退逃跑。孔子询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有孝道，就推举他让他当了官。由此看来，那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了逃兵而鲁国民众就容易临阵败逃了。君主和臣民的上下利益，它们的不同就像这样，而君主在推崇平民百姓为个人利益的行为时，又想求得社稷的平安幸福，必然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扰乱国家风俗习惯的是：那些学习文献典籍的人，动不动就称颂先王之道以凭借仁义，讲究仪表服饰并修饰言词高谈阔论，用这种方法来质疑当今的法制，而转移君主的思想。他们言必谈古，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借助于外部势力，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而丢掉了国家利益。他们中的带剑习武之人，聚集徒众，标榜气节，以此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肆意触犯五大部门的禁令。那些担心去打仗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用尽财货进行贿赂，利用大臣的说情请托，来逃避作战的劳苦。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具，聚集供人挥霍浪费的财物，囤积居奇，而牟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去除这五种蛀虫似的民众，不培养光明正大的读书人，那么天下即使有残破沦亡的国家，有削弱覆灭的朝廷，也不必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