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内需与创业原罪论

 今天论述的开始请大家先在纸上画一条左端非常平坦而右端极度陡峭的幂数曲线，然后给这条曲线加上坐标：在横轴的末端标上人口，在纵轴的末端标上资产。没错就像下面这张图：

 

这幅图的坐标很奇怪，在等间距的横轴上标注着的却是呈现对数萎缩的坐标。用一句话来解释这副图所代表的含义：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他的财富分配也必然是高度集中的。公司或者企业中，我相信收入最高的不会是那些工作在基层的员工，虽然有些公司不乏中层技术人员的薪酬颇丰但是就整体来说它们都符合图形所代表的意义。这个“寓言”同样适合我们的国家，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约束羊群效应普遍体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元首或首脑只能由一个人来做，伴随着越来越膨胀的社会群体，决策者总是占据了20%的数量却拥有着80%的权力。因此，就算有人认为这样的财富分配有失公允但事实就是我们无法消除，除非我们放弃羊群效应。但这可能吗？

对于我来说，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个条曲线的具体位置发生在何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今天想要解释的问题——内需与创业原罪。

经济学的研究者时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必须品”和“奢侈品”，对于我们来说衣服、食品、普通的医疗药品、基本的代步工具和最低限度的住房需求都属于“必须品”。相反时装、美食、高档电子产品、家用健身器材、汽车、大面积的商品房、珠宝首饰还有发烧友所喜爱的相机、音响等都属于奢侈品。时代在变化，以前也许只有很少的东西值得被人们所拥有，但是今天想必就连互联网和计算机这样其实离开也不会怎么样的商品也应该被归入“必须品”的范畴了。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必须品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使消费者的收入再少也必须消费的商品。伴随这层意思的衍生就是即使收入提高了也很难有大幅度提高消费的商品，在需求-消费曲线上它们更接近一条水平线。但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时代不同了，你让人们品尝到美食再想从他们的口中夺走就成了一件残酷的事情。“必须品”的行列中越来越多的商品组成了“必须品”与“奢侈品”的过渡地带，面包、米饭属于食品，海鲜、山珍也属于食品，甚至就连面包本身也划分成了多个档次。某些品派的手机是“奢侈品”但更多的普通手机却应该属于“必须品”。因此，到底如何界定必须品和奢侈品是一个应该重新讨论的问题。我更想说明的是，到底人民富裕还是不富裕，不要用那些老套的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来衡量，更应该听听人民的声音。

因为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与GDP的比重如此异常。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回那幅幂数曲线，然后在资产纵轴上画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把幂数曲线分割为上下两个部分。直线以下的部分写上“低收入人群”。然后在这条直线上再画一条直线，两条直线中间的部分写上“中等收入人群”，两条直线以上的部分写上“高收入人群”。

 

这幅图你发现了什么？没错，绝大部分的人口被划入了低收入人群。这里有个概念请注意，低收入人群并不代表着贫困人口，只是他们感觉自己的收入不够高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钱不够花。我们借用恩格尔系数对富裕和贫穷人口的衡量方法。我们把50%的消费支出都用在“必须品”消费的人群计算在低收入人群里——请注意是“必须品”不是“食品”，这里的“必须品”显然是我在前文讨论的那些东西。然后把消费占比低于30%的人群划入高收入人群。这很合理因为它更符合现代人的感觉。剩下的问题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占重人口的比例。

很可惜，无论国家统计局还是经济学者都从来没有实地研究过这个占比问题，原因就是我们以往把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大大缩小了。这样的统计结果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无法反映真实人群的感受。

没有数据并不代表真相被埋没。对于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递增并不能让他们摆脱“钱不够用”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心态的问题，也不能单纯的认为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幂曲线的左段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是几乎平坦的部分，而他们却对应着大量的人口比例，相对他们微薄的收入而言增加一些收入无法令他们摆脱贫穷。相反在低收入人群所对应的曲线的右段，曲线的斜率已经明显上翘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稍微增加一些收入可以令他们被划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再申明一次，我们对低收入人群的定义并非贫困而是按照他们的实际感受。在中等收入人群中的人口，他们会感觉相对富裕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低收入人群增加的收入总额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在了储蓄方面，因为他们担心之后再返回“贫困”。而中等收入人群在获得增加的收入后往往会把较大的比例用来消费，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不太担心生活倒退。而高收入人群在获得增加的收入后他们的消费比例却几乎停滞，原因是在本已经很高的收入中再增加的部分并不能明显著提高它们的效用。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效用一词来自经济学概念。但它很合我们的意，因为它代表了满足的主观衡量。效用函数类似一条对数曲线，它的前段非常陡峭对应的含义是收入的递增使得效用迅速升高，而曲线的末端却接近平坦代表了边际收入与边际效用递减的性质。

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增加更多的财富并不能能增加更多的效用。他们本身的消费能力已经非常可观了，再希望他们增加消费也不太现实。

那么结果就显而易见了，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低收入人群虽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是由于他们处在曲线的左段因此这并不能有效带动消费。而在曲线的头部，又被高收入人群所占据，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无法带动消费。最关键的，也是最能拉动内需的中等收入人群被几乎消灭。这个结论没有任何数据上的支持，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这个问题，但是请注意无论你是否认可我的结论，它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当接近。让我们回到开头我曾经提出的观点：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他的财富分配也必然是高度集中的。这个说法的重点并不在于“集中”而在于“高度”。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属于集中，1%的人拥有99%的社会财富也属于集中，但后者的集中度更高。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每一次的周期性震荡都必然消灭当时的中等收入人群。这也许就是我国的消费占经济总量过小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结构使消费刺激方案的生效异常困难。

面对着低收入与低资产，要想实现积累是相当艰难的。观察资产-人口曲线，徘徊在曲线左端的人群要想通过缓慢积累逐渐过渡进中等收入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太漫长。起步低是关键，另一个影响他们资本积累的方面是税收和法律的“公平”。在我国，无论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还是地方出台的费用设计之初考虑的对象主体都是中低收入人群。对他们的剥削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在提交讨论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这个问题上还有人以剥夺普通劳动人民的纳税自由为反对意见，可见不同阶级的人的思想偏差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或许有人对这样的说法存在质疑，不可否认在税收的问题上，政府的大体思路是按照多收多交的原则。但问题就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一样，到底是看集中还是关注高度？如果我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大于税收的提高比例，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纳税效用其实是降低了。我们其实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按照一个表面“公平”的纳税制度来对待并“不公平”的财富积累过程来说，循规蹈矩的财富积累者无疑成为了现行制度下的受害者。我们把财富-效用函数图再拿出来讨论，这次我们把财富换成了税收。我们发现伴随着税收的增加，效用的增量在减少——而且这还不包括现行制度下对于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漏洞。

在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中，失败者似乎注定是失败者。“人们对激励存在反应”因此当这些失败者希望摆脱贫穷走上创业的道路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桶金就必然存在原罪。特别是当社会人口财富的结构呈现不合理分布的时候这样的原罪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这并不是创业者的错，因为他们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了游戏规则而已。需要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让权力同财富一样更加公平化更加多元化。需要走的路还很长何况我还不认为他一定能进行下去，但是至少让我们更清醒的看待这个问题。

 

2009年2月27日于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