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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能取代我的有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已经被我杀了

1931年11月29日傍晚,人烟罕至的南京城郊,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着一辆囚车缓缓驶过白水桥,趁着夜色,向着汤山方向稳稳开着。

刚抵达紫金山麓沙子岗时,他们像一齐得到了什么命令似的,齐齐停了下来。

囚车的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这是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

他打开囚车门,谄笑说:“老师,车抛锚了,请先下车吧。”

车上人依言下车,还未站稳,子弹便悉数打到了他身上。

邓演达瑰奇的一生就这样结束在他36岁之时。

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原因很简单。

临终之际的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他这一生只敬佩一个人,但畏懼两个人。

敬佩之人,是周恩来总理;畏惧的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邓演达,自1931年枪杀了邓演达,蒋介石可以说是安稳了大半辈子。

邓演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让蒋介石忌惮至此?

邓演达其人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亦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与中共高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来往频繁。

邓在两次讨伐陈炯明中屡立奇功,被孙中山视为战无不胜的“砝码”之一,亦是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

1895年3月,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

其父邓镜人学识满腹,曾是清光绪年间秀才,但因无心致仕,便回到乡间创办了鹿颈小学,后来又被淡水镇上崇雅学堂聘去担任教员。

彼时《天演论》随着甲午惨败传入中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学说,成为了我国革命的序言。

邓镜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其为两子命名:长子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名演达,字择生。这便是邓演达名字的由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16岁的邓演达与好友郭冠杰,以及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的十几名同期生一同被派往潮汕,参加革命军敢死队。而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样的结果让邓演达大失所望。

次年,各地革命军纷纷“反袁”,掀起了“二次革命”,然而由于炮兵叛变,此次反袁北伐再次失败。

从广州起义、至辛亥革命,再到“二次革命”,几次失败让邓演达认识到,只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他下定决心,继续在军校深造。

1914 年,19 岁 的邓演达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原陆军中学堂)。1916 年春,邓演达以优异成绩,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与黄琪翔、叶挺成为了同学。

十年磨一剑,经过三次革命的洗礼,又在四所军事学院系统学习过的邓演达,在军事理论、文化修养、组织能力等方面收获良多,最终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强体魄、意志坚定、目光远大的有志青年,为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的邓演达在粤从军,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讨。

护法运动后,孙中山有志于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壮大南方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1920年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由邓铿担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少校参谋,负责师部编练工作。

粤军第一师的威名在后来名扬四海,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如叶挺、李济深、蔡廷锴等,都是从第一师走出来的。

但在成立之初,粤军第一师仅仅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其中成分极为复杂,不少官兵身染恶习,鱼肉百姓、花天酒地且不说,甚至还有黄赌毒无所不沾的。

为整顿这样的一支军队,邓演达从编制、行政、军事装备、教育机构等方面一一入手,悉数亲自操办,不止建立起一套规范流程,且严格执行。

而邓演达为人光明磊落,作风清廉,品格正直,有他以身作则,学生无不敬重于他的为人和学识,甚至有不少学生还仿效他的一举一动,被人笑称是“邓演达式”学生。

尽管他在第一师的职位并不高,美名却已传扬到了其他的师部。

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也颇为欣赏邓演达,既有英雄间的惺惺相惜,亦有对他个人品格、军事才能、领导能力的叹服。

他曾对部属说:“我看择生兄将来才是我们总司令。你们不要小看他现在只是一个步兵团长,他的前途是十分远大的。也唯有请他来领导我们,才能巩固与发展革命军队的势力,使革命事业日进不已。”

李济深在谈到第一师时,既赞赏了邓铿的伟大及毅力,同时也十分欣赏邓演达的忠贞与热诚。在邓铿和邓演达的带领及巩固下,第一师成为了其他师的模范,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有力基石。

在邓演达以身作则的严格治军之下,效果极为显著。

仅仅半年的时间,粤军第一师就从作风不正的“乌合之众”,成为了一支作风优良的精锐部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决定出师北伐,在全国完成统一。

就在这时,暗中勾结直系军阀的陈炯明叛变。他派人暗杀邓铿,接管第一师,暗中拉拢收买各级团长和营长,造成第一师内斗。

邓演达对此感到极其忧愤,他给身在桂林的叶挺去信,称仲元先生(邓铿)被刺,不仅是陈炯明对邓铿的妒贤嫉能、“妨功害能”之举,更是为了他自己的狼子野心,企图破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他在信中表明自己的决心,不仅要为邓铿报仇,更不会止步于此,要保卫革命的前进。

11月,陈炯明再次进犯,邓演达率团迎击左翼。这次战斗激烈异常,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邓演达身先士卒,突入敌军阵营用猛烈炮火压倒敌人三次袭击。直至天将亮未亮之时,敌军被猛烈的炮火击溃。

陈炯明十分气愤,直接买通了港媒,造谣邓演达已死,叫嚣孙中山军不足为惧。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赶忙派出陈友仁核实消息为伪,孙中山才放下心来。他说:“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

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原本作为同僚,邓演达对蒋介石称得上是敬重的,但两人决裂至分道扬镳的契机,发生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从那时起便是蒋介石狼子野心初露端倪的时候。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培养军事人才,在苏联和中共的促成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进入筹备阶段,由蒋介石担任筹备委员长,邓演达等7人为筹备委员。

然而,成立之初蒋介石就生有二心。他不仅因为个人野心,对待筹备工作没有全心投入,还擅自离开岗位,私自离开广州,甚至妄图解散筹备处,廖仲恺、叶剑英多次劝说,仍不为所动。后来中共得知此事,派联络员积极推动下,筹备工作才得以继续推进。

在黄埔军校得以正常开展教育活动期间,邓演达重演了他严格治理粤军第一师的作风,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带队拉练,吃住也都与师生同在一起,学生们只要听见邓教官的脚步声,腰背都会下意识挺直些。

邓演达除了注重对学生们的体能训练,更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注重教导他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支持一切进步活动。

但蒋介石却在校内培养亲信,排斥异己,让“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周恩来语)把持校内政务,并指使王柏龄,在校内散布有关蒋介石的谣言,造谣是学生对蒋的不满,还攻击几位教官与干部,将邓演达与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诬陷为“黄埔四凶”,加以污蔑。

日本留学归来的何应钦迷信日本军事教育的方法和体系,思想极端反共;邓演达则赞成苏联的教育方法,因而他们在有些具体教学事务上经常争执不下。

每当这时蒋介石总会出面调和,明面上是不偏不倚,实则说话做事都偏向于何应钦,令邓演达备受制肘。

周总理得知后,对蒋介石有所评价,称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容不下有些骨气不愿奴颜卑骨的邓演达。

因此,邓演达对蒋介石的态度,从对同僚的信赖,转而为求同存异,为了革命理想不得不合作。

原本培养一个合格的军官需3年,但为了适应复杂的革命形式,在苏联的培养体系内,苏联顾问制定的教育期限为7个月。

黄埔第一期学员11月毕业后,邓演达再不能忍受蒋介石在校内的种种行为,便辞去了军校职务,自请公派至欧洲留学考察。

他在给友人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此行目的:“天下未有不学而 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飘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 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传到柏林,邓演达为孙中山组织并主持了追悼会,表示要继承国父遗志,为三大政策奋斗。会后,邓演达与朱德一同担任领队,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游行活动。

孙中山病逝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三大政策,刺杀廖仲恺,流放孙中山助手胡汉民,造成左派失势,同时通过了数条反革命议案。

革命形势骤变,革命前途堪忧,邓演达毅然回到广州,主持左派在党内事务,阻止右派对左派赶尽杀绝。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演达出席会议,与共产党人一同痛斥右派的反革命行动,指责蒋介石等人倒行逆施的行为,主张继承孙中山遗志。

会后,邓演达参与到北伐战争中,亲任战役指挥。

尽管以往他仅仅只是参与治军,第一次上战场,但丰富的军事理论和革命经验,使他在战场上如鱼得水。

9月初,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武昌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华中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北伐军北进路上的一道重要关卡。

然而武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吴佩孚派了3万主力在此驻守,北伐军久攻不下。

军情紧急,军部每日开会直到夜半三更,天不亮就要起来行军,邓演达干脆住进了军部,行军床也不取了,和衣睡到石板地上。

固守城池的敌人以逸待劳,北伐军却只能不惜顶着炮火,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攻城。

督战时,他与苏联顾问铁罗尼经常出入枪林弹雨中之中,有时炮弹就在他旁边开花,身边的卫士大半倒在了他们面前,甚至邓演达本人也曾经在激战中被子弹洞穿了右肋骨,坐骑被流弹击中当场殒命,他也依旧冷静镇定。

军情危急,将士怕邓演达这样亲临战场指挥,恐怕有性命之虞,纷纷劝他回到营中坐镇指挥,邓演达却丝毫不惧,不愿退缩。

他心存强攻之志,于是斩钉截铁:“我不是站在武昌城头,就是倒在武昌城下!今日之事,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四个月后,北伐军顶住了猛烈炮火,围得对方弹尽粮绝后,最紧急的时分才算真正过去。

1926年10月,北伐军再次发动总攻,于1日后攻克武昌,活捉军长刘玉春以及总司令刘嘉谟,令吴佩孚一系元气大伤,不足为惧。

经此一役后,北伐军得以转移阵地,转向东南消灭孙传芳。

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1927年1月3日,邓演达从前线到达南昌,准备力劝蒋介石迁都武汉。

此时,邓演达已经察觉到了蒋介石有大搞军事独裁、分裂革命的狼子野心,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

果不其然,3月后,蒋介石就公开反革命,在党内大搞分裂,还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大肆抓捕中共党员,同时诬陷邓演达叛乱,下令将其逮捕。

而另一边,邓演达此时正随军北上征讨,根本无暇抽身应付。

6月,等到军情较为稳定时,邓演达公开留下一份辞职书给曾经并肩为战的革命同伴和党内同志,只身踏上前往莫斯科的路途。

根据以往与蒋介石斗争得来的经验,邓演达与黄琪翔、彭泽民等认定,要推翻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除了在政治层面上活动外,军事层面上的斗争才是重中之重,因而他们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离南京不远的江西发动起义,直逼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武装基干以黄埔军校为根基,这就给了邓演达很大的操作空间。他利用以往在国民党内的人脉,成功策反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甚至蒋介石手下一员大将陈诚也被其成功发展。

邓演达提出,要组织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称为“黄埔革命同学会”。

如果只是在政治层面的活动,蒋介石根本不惧怕邓演达。

即便他再有政治军事才干,也抵不过老蒋的长袖善舞,以及他背靠的财阀,他根本就不怕邓演达投身共产党,或者在哪里起义。

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大不一样了。蒋介石尽管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在校内更得人心的是邓演达,从根基上要动摇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轻而易举。

且同时期,国民党内部分裂,不少人不满蒋介石纷纷准备另立国民政府,此时若是邓演达振臂一呼,加上从内部“挖墙脚”成功策反他的部属,指不定哪一天在睡梦中小命就丢了,这样恐怕他是一个安稳觉都没法睡好。

于是,他叫来戴笠,限令他在一个月内捕获邓演达。

回国后,邓演达与同盟的主要活动地在上海,于是蒋介石又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发了一道密令,责令他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并要求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饬捕协缉 ”。

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就等着邓演达落网了。下了几道密令后,蒋介石罕见地睡了个好觉。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准备动身前往江西,筹备起义事宜。

在此之前,追随邓演达起义的江西干部已经学成结业,启程前他需得前去出席结业仪式。

不料这一去,就永无回头之日了。

上海愚园路愚园坊 20号,是邓演达最后公开露面之地,也是他被捕之地。

在关押之时,他有时静思,当时种种蛛丝马迹也许被他有意无意忽略了。比如那个借口停课两日的学生陈敬斋,在当日也借口腹痛,暗中前去巡捕房告发了他们。

于是正当他慷慨陈词之时,警备司令部的警领着巡捕房的包探们将愚园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口中还叫嚣着要逮捕共产党员,逮捕邓演达。

尽管他当时挺身而出,称自己就是邓演达,不要牵连其他人,但在场的12个人也被带走,临时关押在静安寺巡捕房中。

他心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完全暴露了,且背叛他们的“犹大”,就曾经藏在他们其中,而且恐怕现在已经溜之大吉了。

夜深人静时,一同被带走的罗任一悄声问邓,如果敌人利诱,他会怎么办?

邓演达坚定回答:“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邓演达的美名在当时四海皆知,许多人平时便十分敬重他的为人。

在负责看押他们的缉查队中,就有这样一位广东籍的李姓班长。值班时,他就时常用广东话与邓演达“加密”交谈,对他的人品极为钦佩,便向其透漏他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恐怕不日蒋就要将他押解到南京,届时脱身将会十分困难。

这位李班长提出,要为他盗取钥匙,两人一齐逃到距离仅两里地的法租界。

邓演达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婉拒了李班长的好意。

其一,他不知这位班长的底细;其二,萍水相逢,也不能将他人拖入险地;其三,若是自己逃脱了,蒋介石为了泄愤可能会杀了和自己一同被捕的同志。

两日后,蒋介石果然来电,要求将邓演达转押至南京。

到了南京,蒋介石时不时便来“看望”邓演达,有时温言软语,又是又是威逼利诱。邓演达皆用一句话挡回:“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南京虽是蒋介石眼皮子底下,南京国民政府的防守也更为森严,可黄埔系的学生在其中任职的更是不少,许多学生感念昔日师长,纷纷为其奔走,实施营救。

南京教导总队的学生邓克敏,暗中策划武装营救,不料计划实施前夕被军统特务发现,邓克敏本人也被军统列入逮捕名单,只得潜逃。

黄埔二期生许沅圃得知邓演达被捕并转押至南京的消息后,前往上海找到中共高级干部朱蕴山,提出了具体营救计划:许沅圃有一亲信部下,正巧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班次中担任班长。

他那一班次的士兵都是可信之人,可暗中实施营救。

但有一难处,士兵皆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须得一笔资金,先将他们妥善安置。

朱蕴山和季方一同研究后,认为这一计划可行。于是他们找到黄琪翔,筹足了5万元,亲自动身前往南京安排计划执行。

正当如何脱身、逃脱路线、乘坐工具等等一切执行细节全部安排妥当时,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却下令转移邓演达的关押地,营救计划又再次落了空。

经过多次转移,在转移至紫金山麓时,邓演达似有所感。

他托人将一张纸条传出,大意是自己已做好被囚至白头的准备,要同志们继续为革命努力。

一个月后,适逢蒋介石即将下野。若是蒋下野,再上台的极为可能是邓演达,蒋介石的下场几乎可以预料。于是,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便将邓演达处决。

几日后,邓演达身死的消息传出,悲愤欲绝的宋庆龄奔赴南京当面质问蒋介石,随后发布《宋庆龄宣言》,宣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全国解放后,邓演达的灵柩被移至紫金山麓,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右侧的廖仲恺陵墓侍立左右,象征着邓演达永远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

参考资料

人民网:《蒋介石:我敬佩一人、畏惧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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