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捧红了新生代导演宁浩，也为方兴未艾的影视方言再助一阵。深重、响亮、掷地有声的重庆话在电影中大放光彩，香港职业劫匪的广东话口头禅“我顶你个肺”也流行一时。影视作品大量使用方言，颠覆国语普通话隐含的意识形态正统性，传达出社会文化的地域特色，这种做法早已屡试不爽。过去是港式粤语和京片子打头阵，现在有东北话与陕西话横行屏幕，唯一的例外是衰落中的上海话。
多年前，我曾在上海看过沪语电视剧《孽债》，感觉演员的说白听起来与生活中的上海话颇有差距。那种尝试带来的影响是水波不兴，留下的结果是下不为例。90年代后期怀旧大潮勃兴，上海话却沦为王家卫电影中60年代香港小家庭牌桌上的生活点缀而已，但对于上海人和上海文化来说，上海话是重要的。30年代，上海话是中国新潮流行语汇的输出源；90年代以后，上海话则成为需要保护和捍卫的对象。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在90年代前期离开上海。10年后，我的朋友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交叉路口的人行天桥上环顾四周，发出了“上海人在哪里”的感叹；我则在电视上看着土生土长的活蹦乱跳的年轻一代用上海话读不清“我”与“下”的区别，感到非常气馁。
过去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我现在不免也会平生“上海在中国，上海话在国外”之感。90年代开始，上海再次成为移民城市目的地，上海话因缺乏吐故纳新、同化异类的自我生成机制而成为被动的受污染对象。一位来自山东的新上海人，在大学里记住几句常用的上海话，比如上课就是“想哭”，下课就是“我哭”，这种对上海话展开的大胆的异质想像和音声比附，是败坏上海话纯正发音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说过一个方言段子，讲一位北京人把上海话的“汰头”听成“打头”，闹出笑话。但真正的上海人听来，“汰头”与“打头”是八杆子打不着边的事，“打”与“汰”清浊分明，毫不相同，何笑之有？上海话也许从来没有强势过，却是小资的语言，优雅的语言，市民的语言，机智的语言。这种特色曾表现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出现在另一位旅居纽约20多年如出土化石般存在的作家木心的笔下。因为没有受到新兴外来语的污染，纯正的上海话唯有活在海外上海人的口耳之间。我们这一批人，或许竟成上海话最后一块净土。
过去10多年，移民潮翻新了上海这座城市，也冲刷了作为上海文化象徵的上海话。目前上海的现状是，初级中学老师由外省人占据主导地位；中低档餐饮服务业基本没人会说上海话；上海最活跃的几份报纸和全国性报纸的上海站中，一线记者几乎没有上海人；在大学里，老师与学生对话必须罢黜上海话；上海沪剧院已经招不到会讲纯正上海话的新生学员……与上海经济强势崛起形成明显反差，上海话非但没能南征北伐，反而在各种地方语言的冲击下，不可抑制地走向粗糙化和低俗化。上海话的基盘在松动、在垮掉，新一代上海人正在丧失作为身份象徵的上海话。
我所理解的上海话的传统特色，表现在语音与语义两个层面。上海话属于中古吴语的语音系统，完整保持了“平、上、去、入”四声，更在清浊读音上翻转自如。在吴方言中，上海话的入声韵保留最齐全，但在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口中，许多入声韵已被简化归并，或根本发不出入声韵。也就是说，年轻一代上海人的舌头、喉咙、声带等发声器官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又如用上海话读“鱼”、“五”、“午”等，发后鼻浊音，北方话语音系统没有这个发音传统，北方人几乎丧失这个独特的发音能力。
上海话的表现力非常强，语汇丰富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表现“很”的意思，上海话中就是“邪”、“邪气”、“交关”、“穷”、“老”、“瞎”、“鼎”等讲法，现在又流行“不要太”……等句式；又如形容圆叫“的粒滚圆”，形容脆叫“刮辣松脆”，形容青叫“碧绿生青”，形容生叫“面熟陌生”，读起来舒服，听起来惬意。在描绘颜色方面，形容白叫“雪雪白”，形容红叫“血血红”，形容黄叫“蜡蜡黄”，形容黑叫“墨墨黑”，绝对形象到家；上海话多三字语，如“插外快”、“轧苗头”、“牵头皮”、“触壁脚”、“打回票”、“卖关子”、“吃豆腐”、“放白鸽”、“拉皮条”、“拎勿清”、“乒乓响”、“一只鼎”、“电影院”、“俱乐部”、“雪花膏”、“橡皮筋”、“大闸蟹”、“偎灶猫”等，都是顺口悦耳，充满海派气息。
在近现代中国，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上海继承了江南吴越的民风，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精华，如今又冲在国际化浪潮的排头。上海人的特色，大都体现在作为文化表征的语言上，比如做事讲究“实惠”，场面上追求“派头”、“噱头”、“掼浪头”；骂人讲究“绰刻”，把别人看成“憨大”、“屈死”、“阿木林”。上海人的聪敏、机智、务实、势利，在上海话中毕显无遗。某种意义上，要改造上海人，就从改造语言开始。(来源/日本中文导报，作者/杨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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