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在中国武术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争频繁，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武备。宋朝的军队实行募兵制，通过选募、武举考试把武艺人才。军事训练采用统一的“教法格”，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军事训练的规范化、系统化，促进了武艺的提高。这一时期兵器种类大增，形制复杂，各种兵器武艺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军事武艺发展的同时，民间武艺蓬勃兴起，民间结社十分普遍。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中不仅出现了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结社组织，同时出现了适应市民娱乐需要的群众性游艺场所“瓦舍”、“勾栏”。在瓦舍、勾栏中表演的武艺丰富多彩，规模甚大。除竞技的角抵、手搏外，宋代套子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宋代军事武艺的发展
宋朝初始，与夏、辽、金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战乱不已，武备提到了重要日程。战争中广泛运用的军事技艺成为宋军训练的重点，即“教战守”、“练军实”。由于作战以弓弩射为主，并配合各种兵器使用，因而教射、教刀、教枪等均有明确规定。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记载：“至于执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等等。“此为教器械之略也”。在宋仁宗、神宗两次变法期间，多次颁布“教法格”，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使用器械均作了明确规定，成为指导训练的法典。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九月颁布的《教法及并图像》中，对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等皆有法像，使军士诵习。《教法格并图像》的颁行，对军队训练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宋代军队武艺考核，也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考核军士的弓弩水平，主要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以及射箭的准确性。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十月诏立《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分为上、中、下三等。据《长编》卷二九三载：“步射，六发而三中为第一等；二中为第二等；一中为第三等”；“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尚”，并规定“枪、刀术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为了达到统一的考核标准，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
宋代统治者重视对军队训练经验的总结推广。庆历四年，在诸军中推广《射亲格》，元丰年间又推广了《东南排弩法》。推广训练经验，实施教法格皆由专职教官——“教头”执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遣官以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就是中央派出教官以推行教法格。王安石的《将兵法》，更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即由中央派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为了满足需要，当时还采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元丰二年，宋神宗颁布《府界集教大保长法》，规定每两县设一“教场”，集中保长培训。这样便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训练网，按朝廷颁发的统一要求，逐级阅习，并每年进行检查。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这对提高训练水平与兵械技艺均有重要意义。
宋代兵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呈现多样化特点。弓弩是宋军的主要远射武器。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弓制》中写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作为远射兵器的弓弩，在军队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神臂弓是宋神宗时所研制的精良弩射武器，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仍透穿榆木，没半竿”，足见其威力。宋军虽以弓弩射为主，但也重视各种兵器的合理配置和练习。“马、步军除习弓弩外，更须精学刀、剑及铁鞭、短枪之类。”（《河南先生文集》）刀作为短兵器，在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从狭长的长条形方刀头，改成前锐后斜状，有护手，且去掉了扁圆大环和鸟兽饰物。除了手刀外，还出现了各种长柄大刀，其名有掉刀、屈刀、偃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等。北宋神宗时，还造过一种“斩马刀”，其“刀刃长三尺余，X长尺余，首为大环。”斩马刀当时被视为实战的利器。
宋代的枪型比较复杂。据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器图》载：步、骑兵用的枪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锥枪、梭枪、槌枪、太宁笔枪九种，称之为“枪刀色”。这些枪以木为杆，上刃下鐏。骑兵使用的枪首之侧面有倒钩，杆上有环，如双钩、单钩等枪；步兵使用的枪系直刃、无钩，如素木、鸦项等枪。锥枪是四棱刃，“锐不可斩”。太宁笔枪，刃下数寸装一小铁盘，四周有刃，使敌人“不能捉搦”。除上述枪型外，宋代还有专用于攻城和守城的枪。这一时期枪的种类不仅大大超过唐代，而且技法亦有了发展。枪以直刺为主，士兵训练，“驻足举手撺刺，以四十为本等”（《宋史》卷一九五《兵志》）。撺刺连续四十次，不仅是对士卒技术的考核，也是对其体力、臂力的考核。当时“枪手之高强者，则有五百、六百撺者”，显示了“力愈强，则斗力、撺力愈高”（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六四《兵考·教阅》）。宋代除枪、刀等常用兵器外，还有蒺藜、蒜头、大斧、棒、铁鞭、铁锏等杂式兵器。
宋代军中还有武艺表演活动。北宋时期，军中征召了一些精于武艺、擅长杂技百戏的艺人，专习技艺，以供表演。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了当时表演的盛况：“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或“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这些武艺表演，不仅有单练、对练，而且有百余人的集体表演。可见规模之大。
军中的武艺表演还有“剑舞”、“相扑”等。如宋太宗时，“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左右承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南宋时，此类表演仍很盛行。如诸军春教时，“禁中教场，呈试武艺，飞枪斫柳，走马舞刀，百艺俱呈。”（《梦梁录》卷二《州府节制诸军春教》）宋时还设有“内等子”一百二十名，由“诸军选X力者应充名额”，组成相扑营，专供宫廷、庙会节日表演。这种按规定程式、规定动作进行的武艺表演活动，对后世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宋代武举的发展与武学的建立
武举制于晚唐时废弛，宋仁宗时复置武举。《宋会要辑稿·选举》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此为宋武举科目正式建立的标志。自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起，武举并随进士诸及客观开设。在英宗确立三岁一贡举的制度之前武举贡选无定期。治平（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以后，武举又随其他常选三年一贡，至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公元1274年），未尝更易。
宋武举考试程序较唐为多。除解、省、殿三试之外，还有比试。比试是解试之前的资格试，又称为“引试”。比试在京师由兵部委官监督，在缘边地带则由帅司主持，分为武艺与程文两项。“解试”由兵部主持，考试分作弓马武艺和程文试。其中程文试考兵法《武经七书》或谋略策问。所谓“省试”，即兵部试。兵部试武艺常分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器械刀、枪等。一般先试弓马，弓马不精者被淘汰。程文包括策问和墨义。所谓“墨义试”，即讲释《韬》《略》《孙》《吴》《司马》诸兵书大义，“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为通”。（《建炎以来朝野杂技》卷一零）所谓“策问”，即以时务边防或经史事涉兵机者为题，限七百字成文。真宗咸平年间已有过“殿试”，但未成定制。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可视为殿试之始。殿试虽然也有阅视弓马武艺一项，但以策问为主。宋代武举与唐代相比，增设了程文一项，唐代的“翘关”、“负重”之选，宋已不列入武举科目。
宋之武学始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经三月而废序。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复建武学。“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当时对武学入学的资格作了不同规定：在京无品位的低级吏臣、门荫子弟、平民，经京官荐保及考核得入学；由地方官员荐举武举人得免试入学。这种由在职官员奏举武学生员的方法直到元丰年间依旧循用。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公元1106年）诸州置武学，京师武学生员多由地方考选升贡。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因州县武学既罢，复用元丰法收录武学生员。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于临安府重修武学。兵部又呈武学条格，摒弃荐举免试的旧例。从此，参加入学考试就成为取得武学生员资格的唯一途径。
武学分上舍、内舍、外舍三级，考试标准据等级而定。庆历至熙宁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77年）武学教师称教授，训文武官员中知兵法者担任。元丰（公元1078年~公元1085年）改制后，改教授为博士，并增设武学谕。武学课程除研习兵法、操练弓马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三年，经考试而授职。武学的开设，提高了习武者的理论修养，促使武艺与兵家谋略结合，推动了武艺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
三、宋代民间结社武术活动
宋时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武艺结社组织，形成该时期武术发展的一大特点。两宋社会带有很大的区域性，乡社的向心力很强，而农村的武艺结社就是在乡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弓箭社”就是这种武艺结社之一。“自水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宋史·兵志》卷四190）弓箭社是民间自发的保家御敌的节社组织。入社者各置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弓箭社发展很快，据曾知定州的苏轼调查，当时仅定、保两州，安素、广信、顺安三军，以及边面七县、一寨的弓箭社已发展到五百八十八村（组），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见《苏东坡全奏议集》卷十四）可见当时弓箭社影响范围之广。
除弓箭社外，北宋末至南宋初，各地乡村居民还组织了“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各随乡村多寡团结，推择豪右众所畏服者，以为正副，置枪杖器甲之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既“依时农作”，也“教习武艺”，“御贼备战”。忠义巡社当时遍及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福建诸省，发展规模甚大。在农村中还有以“社”、“堡”、“山寨”等形式出现的武艺结社，如“棍子社”、“霸王社”、“亡命社”等。这些组织规模较小，多劳武结合。农村结社组织的武艺活动，开展的目的、范围也不尽相同，或“自相纠率，保守乡井”，或“各据山寨，屯聚自保”。有的是为了防御外族侵扰，也有的是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剥削。这些结社活动的共同点是均具有较强的军事训练性质。他们“聚众阅习武艺”，以习练使用弓、弩、刀、枪为主，突出了武术的实用性。
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市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因此兴起了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社团。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出现了“争交”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弓弩的“锦标社”、“射弓踏弩社”，使棒的“英略社”等。这些社团大多白人左右，成员因社团不同而异。如射弓踏弩社的成员多为武士，角抵、相扑社多是有X力的角抵手。而“射水弩社”则是“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梦梁录·社会》）参加成员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是为娱乐消遣，强身健体。习武活动不仅是市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民间演艺集会、游艺场所不可缺少的表演项目。宋代民间武术结社的出现，促进了武术的社会化、体育化。
四、宋代瓦舍勾栏武术表演
瓦舍又称“瓦子”。据吴自牧《梦梁录·瓦舍》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也。”是宋代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群众性游艺场所。瓦舍中，用装饰有花纹图案的栏木或绳网拦成一个个的圈子叫“勾栏”或“游棚”，各种技艺表演便在这里进行。
北宋都城汴梁瓦子众多，规模很大，如桑家瓦子、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有的可容数千人，观看表演的人很多，“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记伎艺》）到了南宋，临安城内，瓦舍也比比皆是。据《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京城内外的瓦舍共二十多处。在瓦舍演出的各种技艺，名目繁多。在相扑争交前，“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梦梁录》卷二零《角抵》），招徕观众。“打套子”和相扑同为表演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拳术，称为“使拳”，“别有使拳，自为一家”。（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除使拳外，还有使棒、舞剑、舞枪、舞刀、掉刀、蛮牌、舞斫刀等表演。
瓦舍的出现，为大批职业艺人提供了相对固定的表演场地。商业化的习武卖艺，促进了武艺的专门化、职业化。《东京梦华录·京挖伎艺》记载，北宋汴京城有相扑、掉刀、蛮牌艺人七十多名。《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记载，南宋末年临安城的“诸色伎艺人”共八百多。仅角抵艺人就有四十四名，另有乔相扑、女飐、使棒、射弩等伎艺人若干。这些以习武练艺为生的技艺人，多在瓦舍、勾栏进行表演。还有一些跑江湖卖艺的“路歧人”，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叫做“打野呵”（《武林旧事》卷第六《瓦子勾栏》）。民间艺人习武卖艺，首先要取悦观众，因此必须技击与艺术表演并重。无疑，商业化的习武卖艺推动了武术表演技艺的发展。
五、宋代手搏与角抵活动的发展
宋代的“角抵”，亦称“相扑”、“争交”和“角力”。宋人高承著《事物纪源》卷九载：“角抵，今相扑也。”耐得翁著《都城纪胜》也载：“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
宋代承袭五代遗风，角抵活动愈来愈兴盛。其活动形式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平常在瓦舍等平民游艺场所表演；另一类是正式比赛，有所谓“打擂”的性质。如南宋时临安护国寺南高峰的露台争交，须择诸州郡X力高强者参加。“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梦梁录》卷二十《角抵》）这时相扑比赛是不分重量、等级的，以巧、智慧、勇力决胜负，注重方法和技法。宋调露子著《角力记·述旨》中说：“夫角力者，宣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矫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已勇快也。”当时的比赛已有正式规则——“社条”。社条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双方公平竞赛，不准使用不正当手段。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部署”，部署在比赛前要向双方参赛者阐明规则。这种打擂式的比武在宋代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规则、方法，是中国古老的武术竞赛形式之一。
带表演性质的“角抵”，在宋代也尤为兴盛，它不仅在宋宫廷宴会上表演，也是城市瓦舍中极受群众欢迎的项目。相扑除男子外，还有女子参加。相扑一般由两人进行比赛，也有一人装扮成两人的相扑表演，叫做“乔相扑”。
相扑的服装，沿袭汉、唐以来的旧制，比赛时双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脚赤足，仅在腰胯束有短裤，头上一般是梳髻不戴冠，有时足下也穿靴或鞋。在山西晋城南社宋墓中，墓室南顶绘有一幅相扑图，生动地描绘出宋代相扑的情景。宋代的女子相扑也可能是赤裸上身的。北宋司马光还特别写过《论上元会妇女相扑状》一文，要求禁止“使妇人裸戏于前”。
宋代“手搏”与相扑不同，是使拳的一种形式。《宋史·兵志》说：“手搏虽不切于用，而亦习其身臂”，所以得到提倡。当时的手搏已是肘、拳、脚并用，且有翻转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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