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考古資料顯示，從 1937 年至 2014 年，成都地區陸續出土了一批共計 9 件所謂的阿育王像，包括 6 尊頭像遺失的全身軀幹站像，2 尊頭像，及一尊極其重要的帶有南梁太清五年（551年）紀年銘文的完整全身像，於 1995 年在成都市西安路一處窖藏坑出土。這一組作品無論是題材與風格特徵都高度統一一致，在成都地區陸續出土的數以百計的石造像中，乃至在整個南北朝佛教造像史上，都凸顯得獨樹一幟，格外不同，這九朵曇花一現的奇葩，古拙奧奇，耐人尋味，他們因何出現在成都？這絕不是一個偶然。在成都博物館“映日菩提”特展中，又看到了那件精彩萬分的紅砂岩貼金太清五年銘阿育王像，不禁做了一個小小的探討。
1937 年以來成都地區發現的 9 件阿育王石造像線描圖。
The nine pieces of stone sculpture of Asoka Buddha discovered in Chengdu since 1937
董華峰《成都出土石刻阿育王瑞像研究》，敦煌學輯刊，2017 年第一期，第 78 頁。
先來看看何謂「阿育王像」。所謂「阿育王像」或「阿育王瑞像」，並非是阿育王本人的形象，指的是阿育王時代的佛像，意思是佛像的風格樣式來自古印度的阿育王時代，甚至有認為是來自阿育王本人創造的佛像，這其實是為了表示這種造像形式的來源之古老與正統性。但事實上，在印度並未發現可確認為來自阿育王孔雀王朝時期的造像，真正的單體人形佛陀造像是在犍陀羅地區的貴霜王朝時期才出現，這已經是阿育王之後 300 年了。在成都九件出土物中有兩件帶有銘文，清楚說明了供奉形象名為阿育王像：
現藏成都博物館的一尊幾乎完整的阿育王站像，高 48 釐米，1995 年在成都西安路石刻窖藏坑出土，其雙足靠條石上有銘文：
「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杜/柱僧逸為亡兒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養，願存亡眷屬在所生處值佛聞法，早悟無生，七X因緣及六道合令普同斯誓謹X。」
太清五年，即公元 551 年。
現編號為川博 12 號立身像，殘高 138.67 釐米，1953 年四川省成都市西門外萬佛寺遺址出土，像背有銘文:
「益州總管柱國趙國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軀」。
據三段古籍記載：
《周書》卷 5《武帝紀》上：「保定……二年（562）……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並為柱國，又以招為益州總管。」
《周書》卷 13《譙王儉傳》：「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為益州總管。」
《周書》卷 21《子機傳》附《子帶韋傳》：「天和……五年（570）……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
趙國公是北周文帝十三子之一宇文招，在保定二年（公元 562年）當益州總管。由此可知這位趙國公宇文招為益州總管的時間在保定二年（562）至天和五年（570）之間，故此像的製作時間也應當在其中。其風格形制與前述的太清五年（ 551 年）銘阿育王像非常接近，可合理推論為前者的延續。
阿育王（公元前 303 - 公元前 232）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國王，他用武力首次統一了古印度，在古印度歷史上被視為秦始皇式的偉大君王。他的前半生「黑阿育王」是在征戰殺戮中渡過，尤其在征服孟加拉海岸的羯陵伽國後，被千萬人受屠戮血流成河的罪孽景象所震撼，終於皈依佛教，開始了扶持、贊助、弘揚、傳播佛教的「白阿育王」下半生。他向邊陲遠國派遣傳教法團，佛教因此真正走向國際化；他在四方八面樹立「阿育王摩崖敕令」和「阿育王石柱敕令」，宣揚佛教教化國民；他取出王舍城大寶塔中阿闍世王（即 Ajatasattu，八王分舍利的其中一位）分得之佛陀舍利，分為 84000 份，並修 84000 塔奉祀（據《法苑珠林》考據，中國有十九座，建康長干寺即為其中一座），建立廣泛崇拜形式；他召集第三次佛教結集大會，促進了佛教典籍的完善與發展。這四項成就強力推動了原本為社會社團組織的佛教，一躍成為國家機器全面推動的國教，並走出印度，成為國際性的宗教，對佛教作出如此巨大的推動，使阿育王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護法法王。這位偉大的佛教皇帝不但把阿育王塔修到了中國，並在 300 年後的南朝收獲了一枚鐵桿粉絲，這就是中國的阿育王 - 梁武帝。
印度比哈爾邦毗捨離的阿育王石柱
Ashoka pillar at Vaishali, Bihar, India
鹿野苑發現的阿育王敕令石柱柱頭。
此四頭雄獅柱頭形象於1950年成為印度國徽，現藏鹿野苑考古博物館。
Lion Capital, Ashokan Pillar at Sarnath, c. 250 B.C.E., polished sandstone, 210 x 283 cm,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Sarnath, India
The capital became the national emblem of India in 1950.
南朝梁的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502年－549年在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佞佛皇帝，他似乎對阿育王有著不同尋常的崇拜，自比阿育王，欲以佛教治國。不但重修了建康長干寺阿育王塔（據佛經記載，長干寺是阿育王塔傳入中原的第二站。梁武帝在此重修前朝的殘塔塔基中發現了舍利及佛爪髪，為此他欣喜若狂，更加堅定虔誠。），並親自主持筆譯由扶南（今柬埔寨）王遣使節獻上的梵本《阿育王經》- 「帝躬自筆受」，甚至 4 次捨身入寺出家，這個皇帝菩薩對阿育王的迷戀可以說入戲太深，幾近失控，以至於與前來結緣的達摩祖師鬧出一言不合、不歡而散的尷尬場面。在這樣的狂熱中，塑造供奉阿育王像肯定是非常自然的事，事實也如此，所謂「阿育王像」這個名詞，最早就是出現在南朝梁釋慧皎所撰《高僧傳》中，並在卷五《釋曇翼傳》中進一步說明阿育王像就是「阿育王所造」。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其即皇帝位三年乃捨道歸佛。而「蓋其弘法，似阿輸迦（Asoka - 阿育王），而且或以之自比也。「
- 湯用彤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統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南朝四百八十寺」並非虛言，蕭衍不但學阿育王在國內大肆修建佛寺佛塔，「其時京師寺剎，已多至七百」，建康同泰寺九級浮圖聳入雲表，以壯麗名聞天下，並積極開展與扶南國、獅子國等南海國家的佛教交流，徵扶南高僧僧伽婆羅（ Sanghavarman ) 至京師譯經，又贈釋迦佛像及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疏予宕昌、蠕蠕、高麗、拜祭、扶南等國，並建扶南館，可見其用心熱烈備至。從這個環節來看，似乎輸入南梁建康的高僧、佛經、佛教，基本都是從扶南 - 也就是南亞的柬埔寨方面 - 而來，然後再被梁武帝向外輸出。（這個細節要稍後用到。）在他的影響之下，梁武帝長子昭明太子蕭統、三子簡文帝蕭綱、七子孝元帝蕭繹皆崇佛，他向苦心經營的益州（今四川盆地、漢中盆地）派出的九任刺史中，有八位竟然都是皇親國戚，他們大都信佛，包括在大同三年（ 537 年）派出他最心愛的第八子蕭紀入川，成都出土的帶有太清五年（ 551 年）紀年銘文的阿育王像正是在此時製作。
南梁武帝時九任益州刺史名錄
至此，從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到南梁建康的梁武帝，再到四川益州的萬佛寺，細而綿的事件簿脈絡已經顯現。盛極一時的南梁佛教及梁武帝極力推崇的阿育王崇拜，至“陳氏一代，首以中國多故，南京僧寺誅焚略盡。。。” - (見湯用彤 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 佛教之南統 陳代佛教) -，而遠在四川的益州卻因太子刺史們保存了這個傳統，成都出土這九件阿育王像，與其他本地大量出土的造像完全不同，不但自成一格，而且九件的形式、風格、樣式都高度統一，並且製作與流行的時間區間很短，故可推論其崇信與造像粉本乃是由某位益州刺史從建康帶入川，如果以太清五年銘的站像作為標準的話，很可能就是末任益州刺史梁武帝第八子蕭紀帶來的，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小組極為特殊的阿育王像僅僅出現在成都的前因後果。
瞭解完成都出現阿育王像的來龍去脈，我們再回到造像本身看看這種特異風格的真相。在之前發表的一些專題研討文章中，基本上都會將成都阿育王像籠統地歸屬為犍陀羅造像影響之下又經本土化的藝術風格，但如果仔細分析比較，這裡仍然有很多饒有趣味的細節值得觀察研究。
唐代編纂的《法苑珠林》稱阿育王像這種特殊的樣式為「西域古制」，可見它必定來自西域，但具體來自西域何處則語焉不詳。某種佛教造像形式的創造與出現，必須因循某部佛經內容而來，這就是佛教以像弘法、以像傳教的手法。從建康開始流行的阿育王崇拜，是梁武帝本人意志下推動的特殊崇拜現象，阿育王像對應的阿育王崇拜與《阿育王經》，正是梁天監二年（503）由扶南國（今柬埔寨）高僧僧伽婆羅自該國賫來，即為當時南海流傳之本。那麼在建康出現的最早的、最正統的阿育王像或者粉本，也應該是由僧伽婆羅從扶南帶來。而由太子蕭紀帶入川的阿育王像，必定是依照建康母本摹寫而成。
目前考古學術界大都承認古印度西北的犍陀羅與中印度的馬圖拉，是最早的人形佛陀形象誕生的兩個地方，其先後時間相差不大，甚至同步。大約是從公元一世紀中期開始，隨著大乘佛教的成熟發展，加上貴霜王朝的推動，犍陀羅地區與馬圖拉地區的佛像製作，開始進入黃金高峰。雖然犍陀羅與馬圖拉同屬貴霜帝國的重要文化政治藝術中心，但由於地理位置與文化背景的不同，犍陀羅與馬圖拉的造像風格，也有著顯著的不同。相比較而言，犍陀羅造像更富有希臘羅馬的風味，如阿波羅般橢圓形的臉、高而直的鼻子、流暢優美的波浪式頭髮、穿羅馬托噶式的厚氈袍等，而馬圖拉造像則顯示更多印度本地的風格特徵，佛像的開臉具有本地人種的特點，螺髮、薄衣、古風微笑等。如果將著名的「布魯塞爾佛陀」與金寶藝術博物館的馬圖拉三尊像放在一起比較，兩者均為比較可靠的早期造像，則馬上能體現出王鏞先生的評論：前者如翩翩王子，後者似赳赳武夫。
1833 年在阿富汗東北的畢馬蘭2號佛塔中出土的畢馬蘭金舍利盒，華麗精美，充分體現出濃重大夏/希臘藝術風味，大英博物館將它定為公元 80 年，則這個舍利盒上的佛陀是迄今所知犍陀羅地區發現最早的出現單體人形佛陀形象的作品，這對犍陀羅藝術的溯源和解構研究，還有佛教傳播的形式，具有無比重要的非凡意義。
現藏大英博物館。
古犍陀羅地區 雕灰片岩高浮雕佛陀三尊造像 - 布魯塞爾佛陀
鐫刻佉盧文紀年 5 年，約公元 3 - 4 世紀
高：61.6 釐米
紐約佳士得拍賣，2020 年 9 月 23 日，第 609 號
成交: USD 6,630,000.-
中印度 貴霜馬圖拉時期 婆羅米文刻銘刻銘迦膩色伽大帝四年
即公元 82 年或 131 年 紅砂岩雕佛陀三尊造像碑
美國金寶藝術博物館藏
CARVED SANDSTONE SCULPTURE OF SEATED BUDDHA WITH TWO ATTENDANTS
On the pedestal, incised Brahmi inscription:
「Maharajasya Kanishkasya Sam 4」
'Year 4 of the Great King Kanishka' - corresponding to 82 or 131 A.D.
Height: 93 cm Museum Accession number: AP 1986.06
Kimbell Art Museum
的確，從成都阿育王像的外形與衣袍的處理上，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出是典型的犍陀羅與馬圖拉範式影響的作品，成都地區使用的本地石材為紅砂岩，這恰好與馬圖拉紅砂岩很相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的一尊馬圖拉紅砂岩彫佛陀坐像，具有濃郁的犍陀羅風格，這說明在當時，西北地區的犍陀羅與中部的馬圖拉也有著密切的交流，通肩大衣與凸稜衣褶紋，是這尊坐像與成都出土的 7 尊阿育王像軀幹形成的明顯藝術關聯。
左：犍陀羅 公元二至三世紀 灰片岩彫佛陀站像 - 白沙瓦博物館藏
Left: CARVED GREY SCHIST OF STANDING BUDDHA,
circa 2nd - 3rd Century, Gandhara
Peshawar Museum Collection
中：中印度 笈多王朝馬圖拉時期 公元五世紀晚期 斑點紅砂岩雕佛陀站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Middle：CARVED RED SANDSTONE STANDING BUDDHA OFFERING PROTECTION
Gupta Mathura Region, late 5th century
Height: 85.5 cm Accession Number: 1979.6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右：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 趙國公招造紅砂岩彫阿育王像 - 四川博物館藏
Right： CARVED RED SANDSTONE OF STANDING ASOKA BUDDHA,
An incised votive inscription, circa 562 A.D., Excavated from Chengdu
Sichuan Museum Collection
中印度 貴霜馬圖拉時期 公元 200 - 300 年 斑點紅砂岩雕佛陀坐像艾佛瑞布倫戴奇舊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CARVED RED SANDSTONE FIGURE OF SEATED BUDDHA
Kushan Mathura, 200 - 300 A.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very Brundag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
Height: 30.5 cm Object Number: B62S16
若再進一步來看萬佛寺遺址出土的這尊佛陀頭像，鼓起丸狀、比較模糊的髮髻與刻工犀利立體的渦狀的肉髻，形成鮮明對比，很有意思。通常所見佛陀的髮髻與肉髻的裝飾形式是一樣的，要麼是波浪髮，要麼是螺發，極少看見這樣兩種不同的裝飾，這兩尊萬佛寺出土的佛頭像與太清五年像佛頭，均是如此裝飾，說明都來自同一個粉本。既非螺髮，也非波浪髮，在成都出土所有其他的石造像上並未見過，這種模糊的丸狀髮型是怎麼來的呢？如果是因為年代久遠而使石質疏鬆的砂岩表面風化磨蝕，那麼為何線條清晰的肉髻卻沒受影響，這就說不通，只能是刻意為之。我們看到馬圖拉出土的紅砂岩佛像，幾乎全是螺髮裝飾，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的兩件斷代為貴霜時期公元200年的紅砂岩佛陀與耆那教上師頭像，視乎也出現了這種情況 - 原本為雕刻的螺髮的確因風化磨蝕成為模糊的圓餅狀。如果這個假設成立的話，萬佛寺阿育王像所本，也就是建康母本，肯定是完全複製了來自馬圖拉古像細節 - 包括古像上因風化磨蝕的模糊細節。而剔刻犀利的渦狀肉髻，則屬於成都工匠的發揮創造。事實上，太清五年銘阿育王全身像除了正面以外，頭光背後的人物景象與蓮花台座上的鏤空鑲嵌裝飾，都屬於成都本地化或者是建康本地化的藝術手法。
左：犍陀羅 公元二至三世紀 灰片岩彫佛陀頭像 -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Left: CARVED GREY SCHIST HEAD OF BUDDHA
circa 2nd - 3rd Century, Gandhara
Tokyo National Museum Collection
中：中印度 貴霜馬圖拉時期 公元 200 - 300 年 斑點紅砂岩雕佛陀頭像艾佛瑞布倫戴奇舊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Middle: CARVED RED SANDSTONE HEAD OF BUDDHA
Kushan Mathura Region, 200 - 300 A.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very Brundag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
Height: 25.4 cm Object Number: B62S63
右：南朝梁公元六世紀中期彫紅砂岩阿育王佛陀頭像 - 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博物館藏
Right: CARVED RED SANDSTONE HEAD OF ASOKA BUDDHA
Mid-6th Century, Southern Dynastie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TenThousand Buddha Temple, Chengdu
Sichuan Museum Collection
如果仔細對比成都阿育王頭像開臉的風格樣式，也與犍陀羅或馬圖拉樣式大相徑庭，耐人尋味。短而寬的臉型、方而闊的前額、集中緊湊的五官、特別是高顴骨，這種面相的特點，與俊美的犍陀羅式希臘王子臉或者圓潤的馬圖拉式印度貴族臉都有差異，而更加接近柬埔寨/高棉地區的南亞人種面相特徵，如果由扶南高僧帶入建康的阿育王像是馬圖拉古像在扶南國經本地二次摹寫創造而成的版本，那麼成都阿育王像面帶這種奇異的南亞風格則毫不為奇。這不但解釋了這組獨特的成都阿育王像高度統一的風格樣式的由來，也揭示了傳入建康的扶南粉本很有可能有經過南亞二次本土化創作的可能性。
柬埔寨 公元十二世紀 紅砂岩雕天神頭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CARVED RED SANDSTONE HEAD OF A DEITY
Cambodia, 12th Centur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eight: 44.5 cm Accession Number: 67.264.1
結語
在成都陸續出土的一組極為特殊的紅砂岩雕阿育王瑞像，是中國南北朝佛教造像史上的一段奇異的插曲。這是南朝梁武帝個人極力推動下形成的一種特有的阿育王崇拜的結果。梁武帝自比阿育王，并欲以佛法治国，被徵入京师的扶南國高僧帶来阿育王經與像，不但成為建康造像的母本，也因崇信佛教的益州刺史們被傳入四川，形成了這一組曇花一現的作品。從成都出土瑞像的面相特徵來看，均具有南亞人種的特點，這與發源地犍陀羅或馬圖拉風格有所不同，很有可能是來自古印度的母本在扶南就經過了本地二次摹寫創作，成為融合了本地特色的新版本，繼而再傳入建康，這種獨特的風格也隨即被帶入益州。阿育王信仰與瑞像製作最終也隨南梁的崩潰而成為湮滅了的歷史片段。
附註：
扶南國是第一個出現在中國古籍上的東南亞國家，約在公元1世紀前後建國，其轄境大致相當於當今柬埔寨全部國土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其王室男性最初皆來自印度，其統治階層大多屬於印度文化系，佛教約在公元五世紀前後傳入此地。據《梁書》記載，南北朝蕭梁時，扶南憍陳如朝國王闍邪跋摩於蕭梁武帝天監二年，遣使送珊瑚佛像，並獻方物，武帝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賝。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天監十年、天監十三年，闍邪跋摩累遣使貢獻。天監十六年，扶南憍陳如朝國王留瑽跋摩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天監十八年，留瑽跋摩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並獻火齊珠、郁金、蘇合等香。武帝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其又遣使瑞獻方物。大同五年，其又遣使獻生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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