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烈士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人民民主事业，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不惜以身相殉，甘作国殇。其生平业绩见于报章、专著者，叙述綦详。我仅就所知数事笔之于此。
放眼全国 经营西北
1931年7月6日，杨虎城将军代顾祝同潼关行营主任职务，蒋介石无力兼顾西北。杨特聘杜斌丞为行营高级参议。多年故旧，相知有素，遂成为杨的主要决策人物。杜公对中国时局高瞻远瞩，向杨提出经营西北宏图。
1931年夏初，杨将军以行营主任职权派遣几组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与地方势力联络感情，调查各部实力内幕和政治动向。我随原西北旧军人、行营少将参议陈冠三到平凉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进行联络。杜斌丞一行数日后亦到平凉。杜到达之日，陈珪璋率其部属，在东门外停候二三小时欢迎。可见其尊荣之隆。杜在平凉与陈珪璋会晤之后，即前往兰州。当时甘肃形势苍黄，危机四伏，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例如历史遗留下来的回汉民族矛盾问题；冯玉祥之西北军留在甘肃的部队与地方武装势力互争雄长问题；冯玉祥派人联络其旧部雷中田，拟乘机在西北形成独立势力问题；原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派代表到西北拉拢回汉各部企图东山再起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派间谍怂恿吴佩孚出山，阴谋挑起北洋军阀联合以抗拒蒋介石势力，而火中取栗的问题；蒋介石利用回族旧军人马福祥，嗾使回族几股军队，控制西北地区，对杨虎城将军掣肘的问题；还有地方旧官僚势力乘机图谋甘人治甘的问题等等。当时最主要的事件是蒋介石以行政院名义派到甘肃的四大视察员(马文车、谭克敏、严尔艾、杨劲支)之一的马文车，自恃与蒋介石、蒋鼎文等关系较深，野心勃勃。马文车勾结雷中田制造了所谓“雷马事件”，扣留马鸿宾，妄图重新组织新政府，攫取甘肃军政大权。马文车自称甘肃省主席，雷中田称甘肃全省保安司令。蛰居四川已久之吴佩孚，得到盘踞天水的回军马廷贤和其他一些回汉武装势力之拥护，率旧日僚属进入甘肃。吴佩孚自称“兴国军总司令”，到处滥发委任状，扩张声势，并借调解雷中田与马鸿宾之纷争，以缓和回汉武装头目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将吴佩孚弄到南京羁縻起来，派人游说于吴。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杜斌丞乘吴佩孚尚未入甘之际，毅然去兰州，寻求消弥祸乱之策。杜恳切向雷中田剖析形势，晓以利害，劝其让出兰州，由行营指派军队接防。雷仗恃有潘振云、高振邦等原冯玉祥旧部数千人，及存贮的一批枪械弹药，不听劝诫，将据守兰州。杜见和平解决无望，又知吴佩孚即将到来，断定甘局终必以武力解决，于是克服重重险阻，离兰返陕。
杜入甘之初，除在平凉与陈珪璋，在静宁与石英秀等晤谈之外，在兰州还会见了驻固原之李贵清、驻靖远之王子元、驻岷县之鲁大昌、驻西宁之马步芳等部派来之代表，申明各民族团结、安定西北之大义，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纲领性口号；指明过去野心家挑拨离间回汉民族关系，兵连祸结，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死亡枕籍的惨痛历史应该结束；提出开发西北，恢复生产的远景理想，各方均表示服从行营指挥。杜对驻在酒泉之新三十六师马仲英部特为注意，认为是实现西北大团结，打开新疆局面极有希望的一支力量，对该部有关情况嵬集不遗余力。由于杜识见宏远，气度深沉，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运用得宜，深为各方所尊重，故有圆满收获。
杜回到西安与杨虎城主任密议收拾西北局势的计划。因吴佩孚已到兰州，又急派邢肇棠参议为代表，赴兰州见吴痛陈利害，使之知难隐退。但当时甘肃地方人物发出拥护吴佩孚的通电，雷中田亦利用吴的名号以壮声势。甘肃局势日益混乱。
经蒋介石同意，杨虎城遂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兼潼关行营参谋长，率十七师两个旅及直属独立团和炮兵营入甘。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襄助戎机。经过会宁、定西两个战役后，于1931年12月初十七师胜利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马文车等均先期溃逃。
蒋介石决不肯让十七路军发展壮大的，国民党政府仅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暂主甘政。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杨委邓宝珊为行营驻甘行署主任，邓系甘肃人，便于和甘肃地方部队头目人物相处。对于和回族部队联系，则通过老一辈军人赵守钰进行工作。赵当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在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以私人友谊关系任马之参谋长，马之子侄辈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均以父执之礼相待，对赵之意见，颇为尊重。此亦为经营西北一个方面。赵守钰也是当时传言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诸人倡导大西北主义君子协定中的人物之一。杜曾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主张。此等密议中之大西北主义，因疏于保密，颇流于外。而蒋帮特务遍布各地，显然不能保密。对所谋颇为不利。为了支持马仲英部进军新疆，杜斌丞在进入兰州后，即派杜立亭为酒泉行政专员兼马仲英部的联络代表(马并委任杜为该部参议)，杜立亭带了一批进步青年朱子休、张玉楚、艾林亭(朱、张是共产党员)等最先到达河西。
接着杨、杜又先后派遣刘佛吾(杨环)、杨波清(武勉文推荐)、蔡雪村(南汉宸推荐)、李罕言、苏醒民(即苏士杰)等去马部工作，并允届时给以物质上帮助。以上数人是为了于军事取得进展后，便于和苏联打通关系而派的。
我于1932年夏，受孙蔚如命，赴酒泉新三十六师马仲英部联络。行前向杜请示。杜谈到经营西北之远景，嘱我观察马仲英部入新之准备工作，了解马左右决策人物所起的作用，了解装备与粮秣及长途行军之各项准备，并要我和杨波清等取得联系。杜介绍邬逸民(邬先任杜的秘书，后参加靖远兵暴)和我同行，为我签发护照。当时马步芳等对去酒泉马仲英部的人极为注意。我在行经武威马步青防地时虽出示护照仍受到严密盘查，我亲见马步青后才顺利放行。
我在酒泉住了数月，冬季才回到平凉三十八军防地。因为蒋介石已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将孙蔚如升任为三十八军军长，实际仅是一个空头衔。十七师部队调驻平凉。我离开酒泉时，马仲英要我向杜斌丞问候，并赠给杜斌丞一匹骏马。马仲英派其顾问张雅韶偕同杨波清赴西安拜见杨虎城主任。
我到西安向杜斌丞报告去酒泉的经过。孙蔚如军长令我去平凉军部参加部队整训工作。我将前次受宋绮云同志委托调查河西走廊社会情况(主要为军事地理)，除口头报告之外还写了书面材料。事毕即和十七师新任参谋长朱亚英同路到平凉。适于此时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红四方面军向西北进军，一度到达秦岭北麓距西安仅数十里之子午镇。蒋介石下令十七路军与四川军阀部队向红军合围。至此，杜襄助杨虎城将军规划之大西北主义则无有实现。人谓：此非人谋之不臧，实因势异而事亦异，客观事物所迫。
回溯杜斌丞为了经营西北，联共、联苏、反蒋这一宏伟计划，不只是坐而言，重在于起而行。当时西安至兰州之公路初具雏形，且无人保养，坑洼颠簸，黄沙飞扬，有一处容不下双轮卡车，须卸下一只轮胎才能通过，车祸不断发生，许多人视为畏途，杜几次往返西兰之间与杨筹商大计，风尘仆仆，不以为苦，且沿途时有匪惊，亦弗之顾。1932年初陈珪璋被杨渠统部杀害后，地方不清，我与杜先生自西安赴兰州，在中途汽车发生故障，昏夜始抵清江驿，地方团队持枪举火，厉声呼喝，其势汹汹。我急持枪跳下汽车与之搭话。杜从容镇静，示我以缓和态度向之说明来历，对方终于了解，为我们安排食宿。同车数人咸服杜公文人而有如此胆略，深表钦佩。汽车司机亦为之赞誉不置。待杜公知经营西北事不可为时，依然兴致勃勃，矢志不堕，积极另谋良策，重整旗鼓，继续前进。
联共反蒋 功在人民
1932年冬，我红四方面军进军川陕，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遣几支部队尾随红军进入陕西。其中之第一师胡宗南部队人数较多，装备亦好，胡又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学生中提拔起来的，胡部到达陕南地区便停止不前。这是蒋介石以武力插手西北布下了一颗黑棋子。同时蒋电令杨虎城和四川刘湘、田颂尧等地方军向通、南、巴红军合围。并拟派湖北之何成浚到陕西指挥“剿共”军事，实是坐观成败，消除异己。蒋介石此举，对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十七路军是致命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杜斌丞提出联共反蒋的积极主张，杨虎城当机立断，深为赞同。但还必须说服杨之主要将领。当时孙蔚如军长离西安不久，即奉蒋令调防天水，刚到天水，又接蒋电令驻天水之三十八军与驻汉中之第一师互换防地以便统一指挥。2月，杜公长途跋涉从西安赶到天水。当时，西安至陇县勉强能通汽车，陇县至天水均须乘马，行程相当辛苦。我计日到马跑泉迎接杜先生，才将马仲英所赠之马交杜骑乘，在途中谈到红四方面军进驻川陕边区后的西北革命形势时，杜提出几个问题作为交换意见。对当时西北局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一，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因为两广势力反蒋，才从西北抽走顾祝同嫡系部队，以西北军事委之杨虎城将军。杨亦欲乘此机会在西北建立一个坚强势力，但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决不允许杨这样做。所以先以邵力子为甘肃主席，并诱惑杨部马青苑师叛变，蒋介石又借口“追剿”红军，将嫡系胡宗南部派进甘肃，利用饥民扩充军队。这对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威胁。第二，胡部避开川陕边区红军，远驻甘肃，以杨部担任主攻任务，蒋介石又电催川、陕军合围川陕红军。他的企图显然是利用杂牌部队打头阵，与红军互相攻杀，以达到两败俱伤，消灭异己的目的，这个阴谋是很毒辣的。第三，十七路军如果要摆脱蒋介石的阴谋圈套，必须避免和红军作战。为进一步使红军了解我们的意图，这就需要同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络。杜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我们不打，要同红军打通关系。杜又说：兹事体大，必须深思熟虑，以策万全，但大方向已定，具体如何做，由谁去做，都要预作准备，既然决心要打这一仗，调兵遣将问题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了。杜言下之意，似属望于我，我已表露知己之感，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审慎机密考虑这一重大决策，杜在天水仅停留三天，又急急偕孙蔚如军长同往西安。先一日孙令我准备随行，孙将调往汉中等事宜交待幕僚人员执行。我和杜、孙一行到陇县换乘汽车到达西安。我见到宋绮云汇报了杜与杨、孙对西北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宋谓此一情况非常重要，并介绍驻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西安来的王右民和我会面，三人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一切为了红军的胜利这一主要任务。认为应当抓住这一契机并尽力使其实现。
杜和我谈及此事颇抱乐观态度，并确定由我打通这一关系，当时用语是“叫开门”。谓如果能叫开门，以后有许多文章好作。我于4月初随孙军长首途赴汉中，因杨将军派王宗山去南京活动十七路军让出陕西，杨辞陕主席以邵力子调陕主席，以孙蔚如任甘肃主席一事，听候消息。孙在宝鸡、凤县均借故停留20余日。待知事不可为，才于5月1日到达汉中。不久，王宗山也到汉中。王带来了杨将军给我的一封信，这预兆着决心已下，不久即按计划实现了。杜有密信给我，我即密作准备。5月11日孙军长找我密谈之后，孙亲笔写了一封绫书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我化装越过巴山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之后方苦草坝，见到几位领导同志，均以真诚相待，我和参谋长曾中生住在一起。他问我杨虎城左右有哪些进步人士时，我提出了南汉宸、杜斌丞诸人，他认为对进步人士的真诚合作非常重要。
我见到张国焘表明三点：(一)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发布的一月宣言，这一文件在白区影响很大；(二)杨虎城和蒋介石是政治性矛盾，对红军修好是出于诚意，特委托孙蔚如就近谈判，这样可便于保密；(三)我个人是拥护中共和红军的，甘愿尽一切可能对革命作出贡献。张表示接受杨、孙所提出联合反蒋的意见，并对我特备一桌酒菜表示欢迎。5月27日，我由苦草坝启程，除红军代表徐以新同志以外，还派了四名武装警卫同行。时值红四方面军空山坝大捷刚刚结束，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大部被歼灭，北线之碑坝业已收复，我们经过空山坝、平溪坝到达碑坝。张国焘有亲笔信给驻军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还给他通了电话，叮嘱对我们保证安全。我和徐以新两人化装出了边区，5月31日到达汉中。6月1日徐以新和孙蔚如第一次会谈，我和王宗山在座。会谈结果，综合孙的意见有如下四条：(一)十七路军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对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置之不理，专意围攻红军，是自相残杀，对蒋政权表示不满，愿意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御外侮；(二)希望红军西进甘肃开辟根据地，那样越接近苏联，对革命更为有力，如西进十七路军将采取秘密方式给红军以适量的弹药补充，并佯为追击在后方作掩护；(三)如红军仍在川陕边区不动，希望双方互不侵犯；(四)互不侵犯协定成立后，十七路军即派一名联络人员驻在双方边缘地带保持联系，那样更便于保密。孙的意见很明显，红军如西进，则给以军火帮助；不西进，则不能帮助。徐以新的意见：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将军主动向红军联络共同反蒋抗日出自真诚爱国，也正符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1933年1月宣言的精神，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所以立即派我来和孙军长会谈。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或在川陕地区开展根据地问题，是中共的重大决策，不是少数人所能决定，须待回去向领导汇报请示后才能答复。徐以新回川陕边区时，总后方首脑机关已移驻通江以北距汉中较近的辛场坝。徐第二次到汉中见孙会谈时，因红军在川陕边区发展很顺利，自然谈不到西进甘肃的问题。只能根据孙所提出的双方互不侵犯的意见，于6月24日宣告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双方互不侵犯协定的成立。我将去川北和红军代表两次到汉中谈判之经过密写了一封长信，向杜斌丞作了报告，并希望杜能到汉中来，以便将文字难于表达的问题当面细谈。同时向宋绮云同志写了报告。杜复信表示高兴，并讲争取早日到汉中一行。
从各方面反映，双方订立协议后，使得川陕边区北线——东起秦巴，西至宁强绵延五百余里基本没有战事，红四方面军对北线便很少顾虑，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对于边区之巩固扩大起到相当的作用，还可以从汉中地区获得部分急需物资。事实就使得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政策，被打开一个缺口。
杜斌丞先生于1933年10月初到达汉中，偕行的有常应黎(黎夫)同志。他谈到杨虎城将军对于和红军取得联络一事被泄露出来，疑我有意为之，使杨“逼上梁山”，杨对我表示不满，并说他已向杨作了解释，嘱我以后应多加小心。我表示对这种怀疑乃属常识问题，杨的部队及其左右人员中，成份复杂，其中还有不少亲蒋的人物，根本无从保密。另外，从西北当前形势，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来讲，要求杨鲜明地举起红旗，乃是不可想像的。我如果那样做，显然是错误的，而且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杜表示谅解。这时，常黎夫同志给我介绍了当时陕南党的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同志(代名张仲房)，以后便建立了经常联系。常、张对我的工作均有所支持指示。我在与张德生同志取得联系后，可以就近随时得到党的指示。张住在南城根禹王宫胡同2号，距我的住地伞铺街7号不过百十步远，往来很是方便。
这次谈话中，杜斌丞先生还表示：(一)帮助杨虎城将军把与红四方面军订立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协定继续巩固下去，不要受蒋匪的威胁利诱，改变初衷。(二)对于党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关系要注意保密，免为敌人抓住把柄，致使双方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三)对红军需要的物资，尽可能地予以帮助。(四)对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将领以及王宗山等人，要做些工作，以免他们从中破坏这一关系。对于孙蔚如军长左右极为明显的坏分子(如宋树藩之类)要劝孙清除出去。杜所说的这一切和张德生、常黎夫同志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当时认为杜不愧是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由于孙蔚如过分相信自己的部下，致使秘密消息传扬出去，杜说：“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在西安见到杨虎城将军时公开提到这一问题，杨将军故作不解，敷衍过去。”杜在汉中住了两三个月，对于巩固双方关系起到很大作用。使我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快。1934年4月间，杜和常黎夫同志介绍张光远同志去川陕边区联络，期使双方协定巩固下来，张之往来都由我掩护。为了使工作保密曾几度变换联络方式。川陕边区曾派黄超到汉中见孙蔚如军长表达信守协定之意。
1934年夏末，杨将军转给孙军长一份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说：“据密报有武志平其人者自称三十八军参谋，住在天池寺卡门附近经常给XX运送汽油军火等物，望就近查拿……”孙说已复电蒋介石该人早已离开我部。孙意为了避免麻烦，要我离开三十八军。我到西安见杜斌丞，杜谓确系事实，十七路军已通令所属各部一体严拿，借以遮掩人们的耳目，目前只好离开。我向宋绮云同志汇报后，到北平见到靖任秋同志，我们同到上海找到中央地下党组织联系人王世英同志，在座的有靖任秋、刘秉琳同志，我向他们作了汇报。组织决定我仍回到汉中继续做情报工作。我从上海到西安见到杜斌丞，杜嘱我凡事多加小心，必须时再行离开。且谓胡宗南已派其军法处长，老牌特务胡抱一常住汉中，名为联络员，实为侦察十七路军的行动。
我回到汉中以赋闲身份做情报工作。不久，新扩编为警三旅的张汉民部军需主任王超北同志到汉中，带有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交待我送潘自力同志到川陕边区。时间已是1934年岁末。我在徐梦周、崔文玉夫妇的帮助下为潘赶制证件和化装棉服等，使他顺利进入边区，随身带去情报等物。因隔一月，于1934年农历除夕，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首先攻克宁强县城，继则近迫南郑，围攻褒城，南郑城中军民均感恐惶万状。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晚间，王宗山到我家里谈话，要我出城向红军说明过去半年来没有联系，是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诚非得已，希望仍维旧好，勿以兵戎相见。我正苦于身处白军范围内所获情报无法送出，且安全无保障，遂允予试行，次日化装出城住在长寨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处，第三天在勉县见到红四方面军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等同志，报告了蒋介石对陕南的军事部署，继续去川北旺苍县见到总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在川北停留约40余日，陈昌浩令我仍回白区工作。我到西安见到杜斌丞，杜以蒋介石调动大量军队入陕甘，十七路军已失去军政两方之主动权，以我曾为蒋帮通缉过，必须离开西北，另换工作环境。谓：“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至此两年来的联共反蒋工作，遂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1984年6月12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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