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和一位好友出门散散心，聊着聊着，谈到台湾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觉得问题在于教授在课堂上都不想跟学生互动，如果师生之间都没有对话，怎么可能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正巧上周与英特尔实习的部门出游，回来的路上和主管闲聊，他语重心长地说到：「我在这个产业（电子通讯业）待了十年了，台湾真的越来越差，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教育。台湾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与待过国外的学生相比，大多不想接受挑战，做到一个程度就满足了，更别说成为领袖。」
回顾我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活，学生的确与教授鲜少有互动，也很少主动提出质疑或是挑战。大多数的教室时光，师生的互动十分单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大二时修的一门课。
你不开口我就不开始上课
大二时，我跑去台大哲学系修了一门课，叫做「欧陆哲学导论」。那门课教导的现象学哲学家们的理论，我几乎都忘光了，然而我却在这门课学到一项大学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举手发问。
第一周上课时，开设这门课的德国教授，他带了一个咖啡杯与一本书走了进来。谈到课程规划时，他说：「每周你们要读十页到二十页的英文文本，好好准备之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三个英文的问题过来」，接着就下课了。
一个礼拜过去，我带了三个问题来到课堂上，但我却迟迟没有发问。班上有过半数的交换学生，我生怕自己英文讲得不好，或是问了一个笨问题，不想成为第一个发问的人。教授讲完话后，过了三分钟，仍然没有任何学生发问。
于是他开口说：「如果你们不开口发问，我就不开始上课。你知道你们每学期付我多少钱来教书吗？如果你不努力发问，多学一点东西，就是你们自己的损失。」于是害怕的我缓缓地举起手来，讲出在脑中演练过三次的英文句子，开口问了我在这门课的第一个问题。
在这之后，虽然发问时仍多少会害怕，却渐渐从发问中得到了学习的乐趣。每周的哲学课成为我最期待的时光，常常在课堂上讨论不完，九点下课后与教授继续到学校附近的便利商店坐下来继续讨论，讨论到十点半还不满足！
然而在电机系上课的时光，或是其他的通识课，多数时候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寥寥可数，甚至可说是大学教室的常态。
成为机会的主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大学毕业时有机会到英特尔公司实习。
在大三下那一学期，我偶然跑到研究所修了天线设计的课。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关的工具，所以只好努力求助于助教。事隔一年之后，那位助教突然传脸书讯息，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到英特尔实习。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还是努力尝试看看，想不到面试之后部门主管直接录取，履历甚至是面试结束后才提供给人资部门。
每堂课或是每场演讲，都是讲者繁忙之余，特地拨出时间准备的内容。在他特别挤出来的这两个小时，也许你这一辈子就只会见到这个人一次，然而只要你跨出舒适圈开口发问，或是给予回馈，就能在无形中增加许多机会。培养实力固然重要，然而能够在适当的场合抓住机会，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老师与学生都需要改变
在大学教育中，知识本身不应该成为教学的目的，而是藉由学习知识的过程，扎实地训练学生思考的能力，这才是教学更重要的目的。就以我修的哲学课来说，与其由教授口沫横飞地在台上讲述哲学家陈旧的理论，远远不如由学生认真思考后提出的一道问题，之后再由教授与学生彼此讨论来得有价值。
只有当老师与学生都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携手共同接受新的挑战时，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出现。然而，为什么台湾教育下的学生与老师都不想互动？假如你看看国小、国中与高中的义务教育的内容，就会立刻明了。
我是一个标准台湾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学生，回首我上大学前十八年的岁月，大多数时光都在不鼓励犯错的升学主义及沉默的教室中度过。考试只鼓励学生追求分数上的完美、努力背诵苍白的知识，与教室外的世界脱节。学生怎么可能一踏入大学，就摇身一变成为积极发言、勇于挑战，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呢？
但即便教育制度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与其不断检讨体制的缺失，不如从你我自身的改变开始做起。你与我都能从现在就马上开始一场「教育改革」，那就是开始跨出舒适圈，在演讲与课堂中积极举手发问吧！
（撰文：许瑞福／本文获「维京人酒吧 Viking Bar」授权转载；原文可点此；文章反映作者意见，不代表本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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