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甚至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把原因归结为小人嫉妒和谏官的无情。反正苏轼是倒霉透了！
元佑八年（1093），垂帘听政的宣仁高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重申变革主张。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己申请远离京城，外补为河北的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越发的偏执，著名的“乌台诗案”让苏轼更陷入了一场冤狱。乌台，就是御史台，中央纪委和最高检察院吧。黑衣御史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词语，不容分辩就把他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惠州西湖还留下了他不少优美的诗词。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个面子，实际上他已是被监视居住，离“双规”只差一步了。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次贬到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当别驾，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才算拨云见日，遇赦北归。一路颠簸，还没有回到汴京，半路上就病死在了常州。
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苏轼被赦免的时候高俅有何表现。但据《挥麈后录》说：高俅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掖之情和最后的推荐。他利用自己的方便在徽宗跟前替苏轼说几句好话，是可以肯定的，在情理之中的。何况，后来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去抚问，送一些金银财物，帮助他们解决来往与居住的困难。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讨厌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赏识。
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是位很有胸怀气度甚至是过于善良的大好人，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的弟弟苏子由提醒他爱才也要分个好坏人，过于善良也是一种迂腐。他还讥笑子由说：眼里见不到一个好人，这是一种病啊。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互对立，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然而当苏门子弟贫困得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救助了他们，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时重振家风。这大概是高俅一生中唯一有人性的、知恩图报的善举吧？
我们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之初，进军快兵临城下之际，高俅护送太上皇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了京城治疗、休养。当时大奸臣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被百姓痛骂为祸国殃民的“六贼”，被钦宗下令暗杀的暗杀，流放的流放。惟独高俅不在“六贼”的名册，免于此祸，那是因为此前他已经病死于家中。
可能是苏学士九泉之下也添了不少好言，阎王老子才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你看，高俅这厮到末了还落一善终，真是阴错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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