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诏进言
魏晋南北朝时，水、旱、风、震、蝗等自然灾害频繁且酷烈。囿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有限，人们并不清楚这些自然灾害的爆发机制。受到先秦时形成的神灵思想的影响，人们逐渐将自然灾害的爆发与帝王对神灵的不敬、亵渎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自然灾异“天谴”说。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帝王的言行触怒天地神灵，所以神灵降下灾异，以示惩戒：“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如果帝王不警醒，还是怙恶不悛，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深刻反省，真心改过，上天还是会给改过自新的机会的：“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这一理论在先秦秦汉乃至古代中国大行其道。因而，每当灾异爆发时，帝王们总是“战战兢兢”，深刻反省以往言行、施政是否有阙。毕竟，每个人都很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于是，帝王们往往会下“罪己诏”，引咎自责，并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改过从善，平息天怒。对混迹政坛多年的公卿大臣们来说，除了像魏徵、包拯等少数大臣能屡屡秉公仗义，抨击朝政和皇帝阙失外，大多数人还是出于明哲保身的顾虑，往往对帝王们的胡作非为视若无睹，然而，一旦灾异来临，很多人就觉得机会难得，平时那些如鲠在喉的话，不如一吐为快。那么，魏晋南北朝时，大臣们直言进谏都涉及哪些问题呢？
《锦绣未央》文官形象
一、抨击帝王奢靡无度
作为贵临天下、奄有四海的帝王们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生活奢华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不成，你们还会要求朕像穷人那样勒紧腰带省吃俭用不成？要是这样的话，当皇帝还有啥意思？因此，奢靡无度基本上是帝王的“标配”。
不过，对每位帝王来说，奢靡的“配方”却不尽相同。像曹魏的明帝，他刚即位时还算勤勤恳恳、励精图治，但“憋屈”了几年后，奢靡的本性就再也压抑不住，暴露无遗了。他喜好大兴土木，修建崇竣华丽的宫殿。为此，他不顾蜀汉、孙吴虎伺，大量征发民役，滥用民力。尽管有刚直不阿的大臣几次劝谏，但魏明帝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
《锦绣未央》奢靡的宫殿
终于有一天，崇华殿大火。魏明帝赶紧诏问侍中高堂隆：“此何咎”？高堂隆引经据典地说：“《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说：“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早，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魏明帝一听，紧张了，赶紧问高堂隆：“有祈禳之术乎？”高堂隆摇摇头，故作无奈状，说：这种事吧，祈禳是没有用滴！“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和洽也提出：“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魏明帝听了众臣的谏言后，悚然有所思，自此收敛了不少。
二、抨击国家制度有阙
任何一项国家制度，可能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制度创立后，历朝历代都会因时因地制宜，修改完善。不过，很多制度的改革，往往都会因触犯一部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抵制。皇帝有时也因循守旧，不愿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然而，天灾的爆发，却给一些早就思虑变革的臣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会趁机提出改革某些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建议。
比如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水早灾害频发。武帝诏令群臣直言进谏。大臣傅玄趁机上奏，要求改革当时的五件弊政：一是当时国家对佃农剥削过重，“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二是针对很多地方官擅作表面文章，实则阳奉阴违，“不勤心以尽地利”的做法，傅玄认为应恢复汉朝“以死刑督之”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督促和考核。三是司马昭执政时，以水利事大，非一官所能顾全，因此设五名谒者，职掌水利；现在只设一名谒者，而且还“不知水势”，建议恢复五谒者之制。四是各地官府只是一味地追求开垦田亩的数量，而不太注重提高亩产量，傅玄认为应“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五是针对曹魏邓艾“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允许数万鲜卑人与汉民杂居事，傅玄认为久必为害，因此需强化边防，消弭后患。
石苞建议，应将劝课农桑的成绩，作为地方官员考核、升降、任免的重要标准。郤诜则针对当时门阀体制下，选官只重门第、血统的弊端，认为首要的是选贤任能：“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唯任贤，然后无患耳。”
《锦绣未央》皇帝
三、强调重农抑商政策不可动摇
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农业（包括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饲养业）被统治者视为财富之源，而贩运农副产品，利用产业布局、季节、地区差价来赚取利润的商业，则被视为游手好闲、不创造价值，只是凭商品差价来骗取巨额利润的末业。因此，自战国迄明清，历朝历代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商业推行歧视性政策。
古代繁华的商业
纵使如此，商业还是依靠其巨额利润，在很多朝代造就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他们身着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生活奢靡无度，甚至依靠雄厚财力，出入豪门，游说王侯，交通官府，翻云覆雨。因而，尽管很多朝代限制商业的发展，但正如太史公感慨地说道：“贵农，农夫已贫贱矣；贱商，商人已富贵矣。”因此，商业还是不受抑制地蓬勃发展、繁荣起来。巨大的财富，吸引着成千上万“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垦一年却所得无几的农夫们奋不顾身地抛弃农业，投身商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天灾、兵祸频仍，大量民众或死或逃，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平素不太起眼的粮食，有时甚至能决定一个政权的胜负兴衰：“夫国资于民，民资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因此，很多大臣往往趁天灾爆发，皇帝下诏直谏时，纷纷提出大力裁撤“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强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建议。
文史君说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相信天灾的爆发是帝王施政有阙所致，很多帝王为维护“君权神授”的神话，也自觉或被迫充当“背锅侠”，承认自己品行有亏、施政不当，以至上天震怒，降临灾谴。为改过自新，重邀天宠，稳定统治，很多帝王会下罪己诏，同时诏令群臣直言进谏，勿有所讳。那些平素沉默立朝，唯恐因言获罪的大臣，就趁机批评帝王骄奢淫逸的无德品行，批评国家制度的阙失不足。而面对大臣们的批评、指责，帝王们内心无论如何震怒，表面上也得做出一副虚心纳谏、诚心反省的样子来。帝王们惧于天灾的震慑，确实能有所收敛，改正前非，减省徭役靡费。这或许也是天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有的一丝“正能量”吧。
参考文献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陈高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
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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