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诏进言
魏晋南北朝时,水、旱、风、震、蝗等自然灾害频繁且酷烈。囿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有限,人们并不清楚这些自然灾害的爆发机制。受到先秦时形成的神灵思想的影响,人们逐渐将自然灾害的爆发与帝王对神灵的不敬、亵渎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自然灾异“天谴”说。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帝王的言行触怒天地神灵,所以神灵降下灾异,以示惩戒:“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如果帝王不警醒,还是怙恶不悛,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深刻反省,真心改过,上天还是会给改过自新的机会的:“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这一理论在先秦秦汉乃至古代中国大行其道。因而,每当灾异爆发时,帝王们总是“战战兢兢”,深刻反省以往言行、施政是否有阙。毕竟,每个人都很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于是,帝王们往往会下“罪己诏”,引咎自责,并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改过从善,平息天怒。对混迹政坛多年的公卿大臣们来说,除了像魏徵、包拯等少数大臣能屡屡秉公仗义,抨击朝政和皇帝阙失外,大多数人还是出于明哲保身的顾虑,往往对帝王们的胡作非为视若无睹,然而,一旦灾异来临,很多人就觉得机会难得,平时那些如鲠在喉的话,不如一吐为快。那么,魏晋南北朝时,大臣们直言进谏都涉及哪些问题呢?
《锦绣未央》文官形象
一、抨击帝王奢靡无度
作为贵临天下、奄有四海的帝王们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生活奢华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不成,你们还会要求朕像穷人那样勒紧腰带省吃俭用不成?要是这样的话,当皇帝还有啥意思?因此,奢靡无度基本上是帝王的“标配”。
不过,对每位帝王来说,奢靡的“配方”却不尽相同。像曹魏的明帝,他刚即位时还算勤勤恳恳、励精图治,但“憋屈”了几年后,奢靡的本性就再也压抑不住,暴露无遗了。他喜好大兴土木,修建崇竣华丽的宫殿。为此,他不顾蜀汉、孙吴虎伺,大量征发民役,滥用民力。尽管有刚直不阿的大臣几次劝谏,但魏明帝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
《锦绣未央》奢靡的宫殿
终于有一天,崇华殿大火。魏明帝赶紧诏问侍中高堂隆:“此何咎”?高堂隆引经据典地说:“《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说:“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早,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魏明帝一听,紧张了,赶紧问高堂隆:“有祈禳之术乎?”高堂隆摇摇头,故作无奈状,说:这种事吧,祈禳是没有用滴!“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和洽也提出:“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魏明帝听了众臣的谏言后,悚然有所思,自此收敛了不少。
二、抨击国家制度有阙
任何一项国家制度,可能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制度创立后,历朝历代都会因时因地制宜,修改完善。不过,很多制度的改革,往往都会因触犯一部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抵制。皇帝有时也因循守旧,不愿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然而,天灾的爆发,却给一些早就思虑变革的臣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会趁机提出改革某些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建议。
比如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水早灾害频发。武帝诏令群臣直言进谏。大臣傅玄趁机上奏,要求改革当时的五件弊政:一是当时国家对佃农剥削过重,“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二是针对很多地方官擅作表面文章,实则阳奉阴违,“不勤心以尽地利”的做法,傅玄认为应恢复汉朝“以死刑督之”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督促和考核。三是司马昭执政时,以水利事大,非一官所能顾全,因此设五名谒者,职掌水利;现在只设一名谒者,而且还“不知水势”,建议恢复五谒者之制。四是各地官府只是一味地追求开垦田亩的数量,而不太注重提高亩产量,傅玄认为应“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五是针对曹魏邓艾“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允许数万鲜卑人与汉民杂居事,傅玄认为久必为害,因此需强化边防,消弭后患。
石苞建议,应将劝课农桑的成绩,作为地方官员考核、升降、任免的重要标准。郤诜则针对当时门阀体制下,选官只重门第、血统的弊端,认为首要的是选贤任能:“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唯任贤,然后无患耳。”
《锦绣未央》皇帝
三、强调重农抑商政策不可动摇
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农业(包括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饲养业)被统治者视为财富之源,而贩运农副产品,利用产业布局、季节、地区差价来赚取利润的商业,则被视为游手好闲、不创造价值,只是凭商品差价来骗取巨额利润的末业。因此,自战国迄明清,历朝历代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商业推行歧视性政策。
古代繁华的商业
纵使如此,商业还是依靠其巨额利润,在很多朝代造就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他们身着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生活奢靡无度,甚至依靠雄厚财力,出入豪门,游说王侯,交通官府,翻云覆雨。因而,尽管很多朝代限制商业的发展,但正如太史公感慨地说道:“贵农,农夫已贫贱矣;贱商,商人已富贵矣。”因此,商业还是不受抑制地蓬勃发展、繁荣起来。巨大的财富,吸引着成千上万“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垦一年却所得无几的农夫们奋不顾身地抛弃农业,投身商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天灾、兵祸频仍,大量民众或死或逃,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平素不太起眼的粮食,有时甚至能决定一个政权的胜负兴衰:“夫国资于民,民资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因此,很多大臣往往趁天灾爆发,皇帝下诏直谏时,纷纷提出大力裁撤“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强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建议。
文史君说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相信天灾的爆发是帝王施政有阙所致,很多帝王为维护“君权神授”的神话,也自觉或被迫充当“背锅侠”,承认自己品行有亏、施政不当,以至上天震怒,降临灾谴。为改过自新,重邀天宠,稳定统治,很多帝王会下罪己诏,同时诏令群臣直言进谏,勿有所讳。那些平素沉默立朝,唯恐因言获罪的大臣,就趁机批评帝王骄奢淫逸的无德品行,批评国家制度的阙失不足。而面对大臣们的批评、指责,帝王们内心无论如何震怒,表面上也得做出一副虚心纳谏、诚心反省的样子来。帝王们惧于天灾的震慑,确实能有所收敛,改正前非,减省徭役靡费。这或许也是天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有的一丝“正能量”吧。
参考文献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陈高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
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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