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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最被低估的古代宰相!以一人之力为华夏文明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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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8月15日,天朗气清。笔者独自一人西行前往颐和园,参拜一位长眠于此已长达774年之久的儒者——耶律楚材的祠庙。这座祠庙位于颐和园文昌阁旁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在明清遗迹的金碧辉煌中显得无比凋敝孤零,有如它的主人一样,功而不显,湮没于世。

在元末,由于战乱影响,耶律楚材墓遭到严重破坏。至明代时,其尸骨又被重新发现、安放,在后世颇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敬仰,明末清初人王崇简路径此地,尝有诗云:“丞相遗坟知已稀,荒冈不似旧崔巍。空余祠址藏狐窟,无复苔纹绣石衣。耕叟驱牛依冢卧,东风流水落花飞。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挂夕晖。”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诏重修耶律楚材祠,形成了现在所见的形态规制。乾隆皇帝亲自为耶律楚材题诗,且下诏立碑,以示景仰之情。碑文中有言:“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评价之高,可谓罕见。

墓主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能在逝世五百年后受到如此高的关注与评价?让我们怀着这个疑问,回到八百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去追寻他的足迹吧!

耶律楚材祠照片

一.从仕金到仕蒙

宋元更替,是自宋、辽建制以来所形成的游牧-农耕文明南北对峙的终结,代表北方游牧文明的胜利。作为新的入主者、蒙古高原上的原生民族,蒙古缺乏较为成熟的文明建设,制度的原始性与落后性在其南下初期即暴露无遗。然而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政权均先后汉化,蒙古也无可避免的要走这条道路。在蒙古文明纳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道路上,汉族或已汉化的士大夫集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成吉思汗

本文的主角耶律楚材即是其中的先驱。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其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金朝臣子,后一阶段为蒙元之臣,主要历史贡献集中于后一阶段。他辅佐铁木真、窝阔台两代可汗,按照中原文明成果建构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蒙元立国和华夏文明的延续立下赫赫功勋。

他是辽朝东丹王耶律倍的后裔。其家族虽然是契丹皇室后裔,却在金朝世代为官,且汉化较为深彻。耶律楚材自幼博览群书,学识出众。在金朝曾任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在统治者受到北方刚崛起的蒙古威胁后,南迁开封,命他的家族留守燕京。

蒙古铁骑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破燕京,面对剧烈的局势转折,耶律楚材的思想陷入痛苦与矛盾当中:为什么战争屠戮如此之惨?如何看待即将发生的政权演替?自己应当入世还是避世?为了寻找答案,他参见了佛教界大家万松行秀。此时他专修禅道,将佛教思想扎根于内心当中。从此佛与儒成了他思想里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叫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两年后,铁木真闻耶律楚材之名,特意召见。他决定北上大漠,从此他的仕蒙生涯开启了。

铁木真破燕京后自称是为辽人雪世仇时,耶律楚材表示自己虽然是契丹贵胄,但父祖都在金朝做官,与金朝统治者是君臣关系,哪里有臣向君复仇的道理呢?秩序在政治抉择上,他将所谓的契女之辩、契蒙之辨、华夷之别看的很轻,而注重纯粹的儒家君臣义理。

耶律楚材画像

中国古代对于巨变之际儒臣的要求无非两种,一为“忠臣”,二为“良臣”(简单地说:前者遇国难而殉节,后者入新朝作贡献)两种道路的交叉口处选择了后者。既然不以节著称,则应忠诚地向新朝进言(唐时概括为“忠谠之言”)、积极地参与新朝建制当中,以实现政治抱负。

然而“忠谠之言”能否被采用、用多少,则不是耶律楚材本人能决定的了。

二.宦海浮沉:从军与改革

成吉思汗一朝,耶律楚材参与了西征、征西夏。他擅长医卜之术,故受铁木真重视。他曾借占卜之名止战,向蒙古统治者初步提出了马上得天下与下马治天下的区别。铁木真也将他留给窝阔台作为重臣。

不过,除了有限范围内的止杀之外,耶律楚材此时并未做出体制上的改革,蒙古军队的贪暴与嗜杀仍为普遍现象。成吉思汗本人终究只是对耶律楚材的占卜之术感兴趣,对儒家思想并无了解,更况论实践了。楚材因之而感叹“言轻无用自缄默,浮沉鹭相趋陪。”“泽民致主本予志,素愿未酬予恐惶。”等句,可见其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

影视剧中的耶律楚材形象

在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托雷摄政监国两年后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窝阔台成为蒙古大汗,是为元太宗。蒙古南下步伐在此后进一步加速,即将成为中原之主。是时战火未平、经济破坏、制度不定、文化紊乱、隐患迭出,抱着构建儒家社会理想的耶律楚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改革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一开始就有蒙古游牧贵族向窝阔台进言,竟主张杀尽汉人,将农耕地变为牧地!这显然是草原政权原始掠夺思路的延伸。倘若如此,已经饱受战火凌虐的中原将再度遭受灭顶之灾!耶律楚材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窝阔台许诺如果按照汉法征税,就能够每年收入“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高额的数字吸引了窝阔台的心,他决定放手让耶律楚材主持改革。

经济上,他主持建立了新的国家赋税机构,即十路征收课税制,将地方分为十路,由中央遣人任课税所官员进行征收,征收对象以生丝与粮食为主;将纸币交钞发行量上限规定为万锭,防止通货膨胀;将驿站制度规范化,防止通过驿站的官员勒索驿站工作人员;并在荒年建议窝阔台免除税负。在政治方面,耶律楚材想要加强蒙古的中央集权。自蒙古南下以来,中原地方形成了广泛且零散的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形成很大的威胁。然而这一合理想法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窝阔台还延续铁木真时期的经验,将土地人民分与功贵,使中原政制几乎向魏晋隋唐的中世时期倒退。

同历代改革一样,耶律楚材的汉化改革开始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即蒙古游牧贵族集团,他们开始向窝阔台进谗言。虽然未在此时扳倒耶律楚材,但他们坚持游牧民族传统,利用特权对百姓加以掠夺式剥削。如大规模发行纸币掠财、在收税过程中擅自加赋等等,这些是耶律楚材难以管控的。

蒙古灭金前后的局势

可以说,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都因为种种因素受到了限制,影响不甚大。而他在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却是独树一帜、卓绝于一代的。

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灭金之后,耶律楚材先是进言止杀,保护了地方百姓。而后又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儒化,祭奠孔子,封孔氏后人。举办了一次具有科举性质的“戊戌试”,使大批被俘儒生免于为奴、获取一些经济特权。虽说科举制度早在隋朝已经建立,依葫芦画瓢,也无足称奇。但诸位看官注意,蒙古起初在战争时期都只注重收罗能工巧匠,对于手无缚鸡之力还没什么手艺的文人是很轻视的,大批文人都死于战祸或者沦为奴隶,在以往朝代收到的优待已荡然无存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形容元代阶层状况的“十儒九丐”之说,即在此时开始流传。耶律楚材开科举的行为,大大扭转了自成吉思汗南下后儒生地位低下、不得任用的局面。而蒙元一朝的下一次科举,则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元仁宗时期了。

此前在实行课税所改革时,他采用的官员多为耶律楚材本人的金朝文人旧友,如陈时可、刘中、赵昉等人,这一批人的命运由此改变,其中一些还在元朝正式建立后仍旧活跃于历史舞台上。

正当耶律楚材志高意满之时,事情似乎悄然发生了改变。

三.耶律楚材失势

太宗十二年,窝阔台任回回人奥都剌合蛮提领诸课路所,取代了耶律楚材的财务长官地位。奥都敕合蛮探准了蒙古统治者的敛财之欲,主张向老百姓加征税赋,将买扑税最多时增至二百二十万两,税额较以往商税增加一倍。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一敛财举动,但毫无作用,甚至遭到窝阔台反感。

窝阔台画像

太宗十三年十一月,窝阔台驾崩。如同历代蒙古可汗去世时的情形一样,蒙古汗位再次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危机状况中。乃马真皇后趁机主政。她执政五年,政令紊乱,制度荒废,且更加宠幸奥都敕合蛮。耶律楚材不忍心其汉化改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便不断上奏讽谏,几乎因谏被杀。且遭谗言污蔑,一度被罢官。恰好在此期间,他的夫人苏氏病故。仕途上的不如意与丧妻之痛摧垮了他的身心。不久,耶律楚材郁郁而终。

传统史家多把耶律楚材的晚年悲剧归为乃马真的迫害及小人进谗所致,然而实际上自元太宗后期,楚材即有失势之相。从根源上看,耶律楚材的悲剧命运背后实质上反映了蒙汉文化的冲突。这在窝阔台一朝诸事上有充分的体现。

例如在一次审案过程中耶律楚材私扣嫌疑人杨惟忠,被人向窝阔台污“违制”,窝阔台竟一怒之下竟然命人绑了耶律楚材——这位当朝宰相问话,传统中国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精神一时荡然无存。而在宋朝,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北宋神宗曾被一大臣讥讽,想要往他脸上刺字,却被大臣们硬生生用“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硬生生拦了下来!宋神宗因此感叹:“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尽管耶律楚材的汉化改制曾得到窝阔台支持,但起初说服窝阔台的理由不是所谓的圣王之道,而是“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用汉制收税不过是一种敛财之法,当有了奥都敕合蛮提出能够敛财更多的扑买之法时,窝阔台自然会取后者,从本质上看仍体现了游牧民族缺乏合理的理财意识,而留有浓厚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意识残余。

在奥都敕合蛮实行扑买时而遭耶律楚材反对时,他驳斥“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为百姓而争,在窝阔台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乃至可笑的事情,可见儒家倡导的“仁政”思想,在游牧民族的掠夺思维隔膜下,至其晚年都未能扎根于其心中。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是统治者与耶律楚材产生隔阂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种差异,即使是在更彻底的忽必烈改制中亦未完全消除,最终成为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然而,元王朝的汉化改制却并未因耶律楚材的死而结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他主导了更深程度的汉化改革,正式使蒙元成为中华王朝中的一部分。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文 史 君 说

说他是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下来的功臣,乍一听有些浮夸,实则丝毫都不为过。

他开启了蒙古政权的汉化。尽管他起到的作用有限,在生前并未完成这一工程浩大的改革,但他无愧于“先导者”之称。其设十路课税所制、加强中央集权等政策,是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改制的源头,其核心内容在元世祖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正如元初名儒郝经所言,“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中国”在当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入主者能否纳入“中国”体系当中,首要标准就是行中国之道,简要来说其实就是多方位的汉化。在“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特殊时期,他的汉化改制开始促进了南北政权斗争由传统语境下的华夷之争,逐步过渡为汉族性质的政权之争,宋元交替也就成了正常的朝代更替,传统文化依旧得到延续。即“亡国”而未“亡天下”。

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他一生的评价和总结是耐人寻味的,现摘录如下:

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戞戞乎其难哉!幸赖明天子在上,谏行言听,故奋袂直前,力行而不顾。然而其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钧受其赐矣!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

这段文字描述出了耶律楚材在庙堂上所处的困境,周围的色目官僚、蒙古贵族,乃至于统治者铁木真、窝阔台、乃马真皇后等人,从未与他心怀相同的志向。一切的汉化改制,都是他孤立朝堂而又用尽心力,与统治者相抵抗、斡旋、妥协之下的成果。尽管为数不多,在那个动荡之际却显得弥足珍贵。

他是一位真正的心怀理想的孤臣。他以一介书生之躯,历经了无数艰难困苦而志向不该,诠释了“虽天下人吾往矣”的士大夫精神。

他本可以在当上中书令后,与统治者以及其他官僚站在统一立场上,不顾百姓、不问改革,这样也就无需遭受那么多的污蔑甚至是生命威胁。然而他始终还记得“致主泽民”之大愿,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他临走之时,如若想起自己年轻时北上蒙古的豪情壮志,心中也必定是无悔的。

他做到了“不负初心”四个字。

你呢?

参考文献: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五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影印本。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江海学刊,1963年,第六期。

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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