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剧照
今天的“公知”(注:此公知非指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意,而是特指中文互联网中大家都懂的那一小撮人)真可谓一言难尽,从恶之花、空气香甜、方方到回形针,各个标榜为人权、进步都直言敢谏,实际就是diss国家、给外国递刀子、吃人血馒头。当然这种人其实自古就有,回到清朝雍正时期,雍正帝虽有缺点,但的确是个勤勉的君主,说清朝在雍正时期开始了新生也不过分。但在此时期,清朝发生了第一件“公知”案,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既爱道听途说diss国家,被捕后又贪生怕死,可谓是今天“公知”的鼻祖了。雍正为了羞辱曾静,没让他死,反而让他全国演讲自己的罪,雍正这招可谓不杀人但诛心。
一、雍正盛世
今天都说康乾盛世,似乎忘了二者之间作为过渡而被累死的雍正皇帝。康熙晚年,清朝已经出现颓势,除了著名的九子夺嫡造成政局混乱外,其他方面,康熙也有亡国之君的表现。
比如康熙的懒政。朝鲜朝贡使回国后曾对朝鲜王说:“皇帝(康熙)不恤国事。”其次就是官员推诿、政事不畅、人浮于事、贪污横行、国库空虚,到康熙死时,国库仅剩700万两。税收和吏治实为清朝最要紧之事。
康熙微服私访记 地方府库空空如也
所以雍正继承的并非一个太平盛世。雍正为人刚猛,面对康熙晚年的腐坏内心深有抵触,所以迫切想要改变大清颓势。雍正绝对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学者根据故宫清朝档案做出过统计,雍正在位13年,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他亲笔留下御折(《雍正朝朱批奏折》)达3.5万件,批语达1000多万字!雍正时期开启新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整顿吏治、平定西北、治理西藏,不仅充实了国库,而且维护了国家统一。雍正死时,国库存银已达6000多万,四境安稳,雍正给乾隆留下的完全是一番盛世。
就在雍正励精图治的时候,清朝第一件“公知”案发生了。
雍正
二、吕留良和曾静
吕留良案,还有其他名称,文史君更喜欢称之为“曾静投书案”,因为此案实际和吕留良关系不大。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1629),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到吕留良案案发的1728年,吕留良都死了45年了。吕留良以精通儒学著称,他主要活跃于明末清初,而此时又正是故国灭亡,满清入关之时。刚刚入关的满人较为野蛮,圈地剃头搞屠杀,所以吕留良十分不满,他哥吕愿良参与了史可法的扬州抗清战争,吕留良则在家乡散尽家财,学习文天祥,组织民间志士抗清。顺治晚期,抗争失败,吕留良便隐居江南一带,著书修说,不入仕新朝,其学说满怀华夷之辩,痛斥清人野蛮。
下面先说说曾静投书案的主角曾静。曾静,湖南人,1679年出生,秀才出身。按照以后他写的忏悔录,雍正又加了批注和指示,最终成型的《大义觉迷录》所说,他家本是中农,他考举人却考不上,又因为经营不善,田地被吞并了,家里越来越穷,只能靠教书活口,所以他对现实特别仇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解人性》中就说:对权力的渴望会夸大、强化(甚至成为病态的)执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一切事物(普通生活)都不会满意。按照这个观点,就是曾静当不了官,所以他对国家和社会就特别仇恨,这成了他反动反社会的思想根源,其他的原因不过是借口。
曾静没有直接接触过吕留良,他只是阅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吕留良的著作写得很激进,激进思想一遇到反社会思想,瞬间就迸出火花,终于让曾静产生了失智行为。
影视剧中的曾静
三、曾静投书案
雍正四年末,雍正政敌,参与九子夺嫡的胤禩(也叫允禩)去世,其家人被流放云南,一路上,这些人就散布雍正弑父、逼母、杀弟的坏话,企图将雍正妖魔化。湖南的曾静听到了这些传言,觉得有机可乘。
到了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派学生张熙去甘肃找到了总督陕甘的岳钟琪,忽悠他反清。曾静给岳钟琪的书信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曾静列举的雍正十大罪,其实其手法和今天公知搞得那一套完全一样,道听途说加故意用高大上的词汇,忽悠不知真相的群众,煽动群众的反政府、反社会情绪。
岳钟琪(左一)
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酗酒”五条,皇帝的私事一个乡下读书人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这是曾静道听途说,乱写的;“贪财”是指雍正新政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给国增税,这两点的积极意义中学课本都说减轻穷苦人民的压力。“好杀”是指雍正澄清吏治时处死的贪官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时用兵西北。“淫色”,在帝制时代下,唐宗宋祖都有三宫六院,大官僚家里妻妾成群也是正常,现在曾静将人的共性缩成雍正一人的特性。“诛忠”是指雍正曾处死了阻碍新政、只会瞎说不干实事的清流派官僚。“任佞”是指雍正曾用过年羹尧等人。十罪之后,曾静归纳出 “这国怎、定体问”的结论,高举“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大旗,忽悠岳钟琪造反。
年羹尧
岳钟琪何许人也?他是反金(清就是金的后代)名臣岳飞的后代,还是汉人,能做到陕甘总督,麾下10万兵马,俨然西北王,这可不是一般的聪明。所以岳钟琪马上报告给雍正,随后曾静落网。
四、杀人诛心
曾静落网后被押送京师大牢。雍正虽然恼怒,但没有对其施加酷刑,反而以礼相待。雍正让宦官替自己传话,曾静回复,宦官再把曾静的回复带回来,雍正再问,曾静再回,如此反复,隔空对话。对于曾静对雍正本人的人身攻击,雍正都一一反驳。在雍正解答完曾静的华夷之辩后,刚开始还誓死不屈、要为反清复明做贡献的曾静,突然改头换面,跪地磕头,一口一个罪该万死、弥天大罪,并不断表示自己身处穷乡僻壤、都是受到吕留良反动书籍的蛊惑,才做出愚昧之事,要向皇帝、向社会、向人民道歉,写下了“忏悔录”。后来雍正以他的“忏悔录”为基础,增补了雍正的辩白和批示,这就是著名的《大义觉迷录》。
雍正和曾静
在“忏悔录”中,曾静大赞大清乃“天命所归,民心所归,道义之当然”,自古未有及大清之盛世者。曾静及时表明立场、潜心悔改,再加上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受到吕留良反动书籍的蛊惑,最终使雍正原谅了他,雍正还特别下旨,不能屠戮曾静和其子孙后代。你以为这是雍正仁慈?错,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不杀人但诛心。如果雍正杀了他,反而成就了一个反清志士,但曾静先反清diss国家后叛变,不忠不义全占了,这种行为特别为读书人所鄙视。而且从曾静这一苟且偷生行为来看,曾静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公知,不能成事,所以雍正可以放心地让他活着。雍正为了让全国都认识这个“公知”的丑恶面孔,就让他现身说法,让他带着《大义觉迷录》全国巡回演讲,这下子脸都丢尽了,但曾静就这么乐此不疲地演讲。
可怜的是和曾静没有任何交集的吕留良,因为曾静将责任全部推给吕留良,吕留良已死,死无对证,所以吕留良的学说就成了罪魁祸首,吕留良就成了反动头目,所以被开棺戮尸,吕家后人被发配宁古塔,再无翻身之日。
公知曾静的嘴脸
文史君说
文史君之所以将曾静投书案称为清朝第一“公知”案,是因为他不同于其他文字狱。康雍乾时期的其他文字狱的确是统治者故意攀附、肆意牵扯的冤假错案,什么“清风不识字”,这都成了反清口号,这当然是应该谴责的!但曾静投书案不同,我们通过阿德勒的心理学说可知,曾静是因为考不中科举才反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康熙晚期最混乱的时候不造反,到了安定的雍正时期才造反的原因。吕留良骂的是刚入关的野蛮清朝,其本人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坚定的气节,与其他很多明清易代时期不事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吕留良应该是值得尊敬的。
但曾静不一样,雍正时期的清朝已经汉化,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雍正帝也励精图治,堪称一代明君,在这个时候曾静还用前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通过道听途说的消息肆意diss国家,企图推翻当朝,进而成为新朝的开国元老,俨然公知嘴脸。
参考文献
《雍正朝起居注》,中华书局,2015年。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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