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一天,京师长安皇宫大殿上,皇帝与众臣济济一堂,神情肃穆。奏言者慷慨激昂,声震屋宇;未奏言者凝眸沉思,似欲反驳。若不细听,还以为他们在争议军国重事呢。毕竟,“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的藩镇、臣党、宦祸、边患、民变,已将繁华似锦的大唐弄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各地告急、求饷、求兵的文书,整天价雪片般飞向朝廷。颇为棘手的军国重事,往往迫使皇帝与大臣们会聚大殿,彻夜论辩。不过,今天好像与往常不同:皇帝和重臣们不复往日常见的焦虑和无奈,反而显得超脱,甚至是无聊;论辩者也少见重臣,反而是太常博士、吏部郎中等素常没机会当殿陈奏的小臣;他们争吵的,也不是什么急报、警报,反而是“《诗》曰”、“《书》曰”等之乎者也。他们在争辩什么呢?
一、唐初皇家“始祖”的选择
隋末,炀帝无道,群雄纷起。李渊趁机起兵反隋。618年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武德七年(624年),唐陆续平定群雄,统一全国。随着唐朝建国、统一,各项礼制也逐渐恢复、健全。其中,给皇室寻一“始祖”,成为唐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事情。
本来,李渊若不称帝,他这支的“始祖”,倒无需耗时费力去找寻,但既然称帝了,就得郑重其事。毕竟,秦汉以来,历朝皇室相沿成习,都要给自己找一显赫先祖,以证明天命有自,皇权神授。
出身寒微,凭军功跻身上层,常被膏腴华族鄙视的李唐皇室,自卑心理实难消除。因而,李渊一度攀附当时北方汉族望族赵郡李氏。不过,相较皇家,赵郡李氏的分量有点轻。李渊转而尊十六国中的西凉(400年—421年)创建者李暠[hào]为“始祖”。
或许嫌李暠还不够显赫,李渊索性追认春秋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为李唐皇室“始祖”,而这也极有利于获得当时兴盛发达的道教对皇室的认可与支持。
二、唐太宗至唐玄宗“始祖”的确定
唐太宗或因老子年代久远,谱系难稽,因此,他还是倾向以李暠为“始祖”。对此,房玄龄等皆无异议。于志宁却以为,西凉国祚短暂,又僻居西北一隅,“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争论一番后,不了了之。
唐高宗不但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还将道教经典《老子》钦定为经书,与儒家经典一并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
自称弥勒佛转世的武则天以周代唐,尊崇佛教、贬低道教,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也被蠲除。唐中宗复国后,恢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唐玄宗正式确定老子为皇室“始祖”。
三、唐德宗年间宗庙“太祖”的争议
既然从高祖到玄宗,最终选定老子为皇室“始祖”。为何50多年后,朝廷又爆发了持续20多年的“太祖”之争?如果仔细听听论辩者的发言,你会发现,他们争辩的话题,和一百多年前的争辩,其实不一样。以往,君臣们论辩的是老子、李暠谁是皇室“始祖”;唐德宗时,群臣争辩不休的,却是举行宗庙大祭时,被尊为宗庙“太祖”的李虎神主(牌位)朝向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祠堂主(牌位)的陈列方式
原来,李渊称帝时,虽循礼追尊祖父李虎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父亲李昺[bǐng]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却追尊高祖父李熙曰“宣简公”,曾祖父李天赐曰“懿王”。直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才分别追尊李熙、李天赐曰“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
李渊在世时,李熙、李天赐尚未出“五服”(四世祖以下),与皇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他们的神主(也就是牌位)得以供奉在皇家宗庙中。随着高宗、中宗、玄宗等依次谢世,李熙、李天赐与皇室的血缘关系已终结,他们的神主也被依次移出皇家宗庙,安置于德明皇帝(被唐玄宗追认为皇室远祖的皋陶的尊号)、兴圣皇帝(李暠的尊号)庙中。
按礼制,举行宗庙大祭礼(禘祭、祫祭)时,“太祖”神主应置于庙室正中尊位,面向南方;其余子、孙诸神主,按昭、穆(“太祖”以下后世子孙,第一代称昭,第二代称穆,第三代称昭,第四代称穆,以下类推)次序,分别置于“太祖”神主左、右,向南依次排开,面向西(昭列)、东(穆列)。若“太祖”即“始祖”,神主陈设不会有争议。可是,被尊为宗庙“太祖”的李虎,却是“献祖”李熙之孙,“懿祖”李天赐之子。大祭时,若将李虎神主置于最尊首位,那么,“献祖”李熙、“懿祖”李天赐的神主只能置于众子、孙昭穆行列中,古人谓之“抑祖从孙”,乱了辈分,合礼却不合情;若将“献祖”李熙神主置于最尊首位,那么,李虎宗庙“太祖”的尊号就名不副实,合情却不合礼。从情?从礼?颇令君臣纠结万分。争议能持续20多年,症结就在这里。
早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礼仪使于休烈或许想快刀斩乱麻解决此问题,索性建议将“献祖”、“懿祖”的神主迁置它处,太祖李虎以下后世子孙,依昭穆依次序列。这一合礼却不合情的方案虽被唐代宗采纳,但群臣非议不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太常博士陈京提议,应仿魏晋先例,将“献祖”、“懿祖”神主置于德明、兴圣二远祖庙中。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大祭时,应“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也就是说还是要以献祖李熙打头。若“太祖”神灵有知,不会怪罪后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恰恰可以体现出太祖“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的智慧和胸襟!朝廷又采纳其说。
颜真卿的建议,到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遭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吏部郎中柳冕等人抨击。他们认为,应舍情取礼,恢复“太祖”东向之尊。韩愈则重申颜真卿孝道为先,抑礼从情之说;工部郎中张荐建议,干脆将宗庙“太祖”尊位虚空,所有先帝神主,皆入昭穆次序中。司勋员外郎裴枢建议,在献、懿二祖陵寝中修建石室,存放他们的神主。陈京则坚持他于建中二年提出的建议;京兆少尹韦武建议:袷祭(大合祭)时,“以献祖居于东向”;禘祭(祭祖)时,以“太祖”居尊位。众臣引经据典,争辩不休,于是就上演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其实不光听得片言碎语的随侍们凌乱懵逼,唐德宗也是无所适从,因而一直拖宕到贞元十一年,才诏群臣平议。左司郎中陆淳建议采纳陈京的建议,也就是将“献祖”、“懿祖”神主置于德明、兴圣二远祖庙中。唐德宗“依违未决”,又拖到贞元十九年,唐德宗再饬臣僚博议。王绍、王权等援引《诗经》、《礼记》立论,才促使唐德宗最终裁定:正太祖景皇帝东向尊位,献祖、懿祖神主祔祭于德明、兴圣皇帝庙中。至此,断续20多年的宗庙“太祖”礼仪之争,才算勉强画上了句号。
文史君说
在现代人看来,唐初戎马倥偬,百废待兴;唐后期,藩镇、宦官、党争、边患、民变,将繁华似锦的大唐闹得乌烟瘴气、分崩离析。统治者不是应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恢复盛世为急务吗?他们为何徒耗数十年时间、精力,汲汲于无聊、无谓的事呢?其实,按现代观念来看无谓、无聊的事,对唐朝统治者而言,却都是关乎礼教名分、皇权神授生死攸关的要务。对唐初皇室而言,无论是自称赵郡或陇西李氏支脉,还是冒认老子为始祖,虽都缥缈无稽,却既是证实皇权神授、政权正统屡用不爽的利器之一,更是出身寒微,却硬要在门阀观念强烈的时代,努力攀登权力金字塔尖的李唐皇室克服自卑心态、睥睨名门望族的手段。唐德宗年间皇家宗庙太祖神主朝向之争,虽是情、礼冲突的反映,但更被统治者视为强化孝道伦理,培养孝忠舆论,强化因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而遭严重削弱的皇权,重建礼秩,维持唐朝统治的治世良药。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日)户崎哲彦:《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咸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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