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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四)

君王的评价标准

管子非常看重君王的品性才能,认为“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在《管子》许多篇中都有劝导君王的言语。在此归纳总结《管子》中有关内容,按照《尚书?立政》中周公所讲述的夏商朝“三有宅”考核官吏政绩标准,即从政务、管理、执法三方面建立君王的评价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的标准虽根据《管子》摘录,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一定能面面俱到,未必能给您呈现一个完整的管子标准。即便是不很完整的评价标准,过去极少有君王能够做到,是古代理想君王的标准,就是“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的神圣君王或“国在危亡,而能寿”的明圣君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即便是众人眼里的英明君王能做到80%也非常不容易,同时这会使君王丧失掉很多常人的乐趣。《周易》中代表国家鼎盛时期的乾卦 上九爻辞“亢龙有悔”大概就有这方面的含义。

1.君王的政务方面评价标准

政策要顺应民心。

这是执政兴邦的总纲领。治理国家实际上就是“官”管理民众,要想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让民众心甘情愿地服从管理,政策法规必须要顺应民心。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

管子认为,强民所恶是产生诈伪的原因之一。“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单凭高压政策不足以收服民心,相反会影响政权的稳定。

要体察下情,知民众的疾苦。

管子认为,“夫国有***:令本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本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管子?明法》,下情不能上通或上通中途被阻是四个国家灭亡征兆中的两个。君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若想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必须要明晓下面情况,正确判断国家的形势。“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在《管子?问》中,管子列举了数十个调查问题,并对常见问题根据条件背景进行归纳统计。

首先,君王必须要首先了解民众的疾苦,进而能够有的放矢,为民众排忧解难。管子强调要体察民情,关心民众,认为“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毋惧以罪,毋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驇距”。在《管子?问》中,管子列举了多个调查内容,如:为国捐躯的烈士家人是否被妥善照顾?为国立大功者是否被妥善安置?鳏寡孤病者有多少人?犯罪之人的家族环境怎样?不务正业、衣食奢侈有多少人?黎民百姓的职业都是什么?一个人需供养几人?借债的穷人有多少家?穷人的家族环境怎样?和睦孝悌的有多少家?外来之人没有固定职业者有多少家?大家富户雇佣多少人?家臣婢佣多少人?放贷的有多少家?无固定职业者都做什么?

再者,君王应了解各级官吏的情况。君王了解官吏,不仅可以监督官吏依法执政,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威慑贪官污吏,防止他们结党营私,树立君王的威信。“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在《管子?问》中,管子列举了多个对官吏的调查内容,除了要了解国家的应急和应战能力外,还有:各级官吏都是怎样提拔的?都是哪里人?官吏的待遇如何?官吏厌烦的是什么?诉讼案件为什么积压、拖延?

体察下情,知民众的疾苦,是君王作为一个明主必要条件。“举知人急,则众不乱”也是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条件。

政策举措要量民力,坚持可持续发展。

管子认为政策举措要考虑民众的能力,“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政策举措若想量民力,必须要首先知民力。譬如君王若想征发劳工,必须要了解农民的每年的劳作时间和劳动能力,既不误农事,保证农作物的耕作,又要满足劳工的任务完成。再譬如君王要想增加赋税,必须要了解民众的财务能力,预测增加的赋税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同时,管子认为举措要“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不能贪图一时的侥幸和短期的功效而急功近利,要坚持政策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在《管子?形势》管子再次强调,“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做事要有奖惩措施,赏罚严明信用。

管子认为,做事前必须要颁布正式命令,要有奖惩措施,事后要按规定赏罚严明,“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而且,“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

管子认为,赏罚“不可不审也”。如果有功绩而无赏禄,人们就会与君王离心离德;功绩多而赏禄少,人们就不再努力工作;功绩少而赏禄多,人们就会弄虚作假;无功绩而得赏禄,人们就会心存侥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

“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赏罚明则民不幸生,民不幸生则勇士劝矣”,所以管子认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

精细管理,公平合理税收。

战国时期国家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管子对农业生产非常了解,准确地知晓土地的贫瘠、农时、农民的劳作能力、不同年景的产量和农民的负担疾苦,这些在《管子?大匡》、《管子?小匡》、《管子?乘马》、《管子?乘马数》、《管子?山权书》、《管子?地数》、《管子?治国》多次提及。大概正是由于对生产和农民负担的了解,才能做到精细管理,为其制定国家政策、公平税收、端正官吏作风、强国正天下奠定了基础。

管子主张税收公平,以使人们付出同样的劳动获得相同的收入。在《管子?乘马数》中,管子甚至考虑劳动者的家庭负担,以追求做到国家税收办法与劳动者收入状况相适应。只有税收公平,人们才能安心工作,保持社会的安定。在《管子》“相地而衰其政,“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驰而税”,在《管子?乘马》、《管子?乘马数》中管子也重申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税收政策,如“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田策相员”。

管子了解国家的财政需求,认为赋税不能过重。认为“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防治各种灾害,发展生产,富民强国,并吸引客商。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 ?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其获得国际大国地位的基础,“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只有“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国家才能挺直腰杆有底气。

《管子?立政》中要求君王做好五项政务,摆脱国家贫困。五项政务概括起来为:

①防止各种灾害,如山林防火、江河防洪。

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充分保障生活供应,富裕人民生活。

③发展生产,保障基本工业产品供应充足。

除上面政务外,《管子?五辅》还列举了修筑道路,方便贸易等政务。

管子在对内富民强国的同时,积极倡导推进对外贸易,对其他地方来的客商持开放欢迎态度,认为外人来到我国,“食吾本粟,因吾本币”,这样我们所需要的良马和通用的货币黄金也就带来了。

运用物质储备等手段,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利国利民。

管子重视商品市场,认为“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今天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也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对商品生产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尽管管子肯定市场的作用,但管子主张商品薄利经销,认为市场物价低平,则商贾就没有过高利润可得,而商人得不到高额利润,则各项生产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各方面需求都可以适度满足。

管子坚决反对商贾哄抬物价,尤其是痛恨商贾在国家灾害面前乘火打劫,主张对商贾暴利进行国家干预,以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至于调整物价的方法,管子认为要做好物资储备,“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即在商品价格下跌时收购,以抬高价格;在商品价格暴涨时抛售,以降低价格,维持物价“准平而不变”。以粮食为例,丰收年景,粮食价格低还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灾荒年景,粮食价格很高,而且道有饥民。物价便宜的时候,按原价四分之一也卖不出去,百姓连本钱也收不回来。而物价昂贵的时候,出十倍的高价都买不到手,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管子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在民间物资不足、商品价格高时,把储备抛售出去;在民间物资充裕、商品价格低时,把物资收购进来。这样,买得便宜,卖得昂贵,不仅可以调整物价保持稳定,而且国家从中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利国利民。

对于物价,也许是当时没有海关,管子认为,物价“与天下齐准”,和各国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会泄散外流,偏高会被别国倾销取利。物资泄散外流,会使国家丧失经济权益,被人倾销取利,会造成本国经济生活失调。“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管子主张,物价控制“若以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

管子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认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巨商,不是国君轻易能够控制的,而且还可能与国家争夺经济权益与政治权力,奴役百姓。

储备粮食等,备战备荒。

管子非常重视粮食等物资的储备,认为拥有国土治理百姓的君主,务必要重视四时农事,“守在仓廪”,确保国家粮食储备,备战备荒。

首先,管子吸取“汤七年旱,禹五年水”,百姓因没有粮食活命而卖儿卖女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进行粮食储备,以保证在天灾面前,民众不至于死于沟壑或沿街乞讨。管子认为,如果国家不去准备应对天旱水涝等自然灾害,民间只好自己想办法,就会发生人们私相奴役的事情。这就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于是原本公平的也会变成不公平,富裕的人会沦为贫穷,国家积蓄会消耗空虚。不仅如此,在国家储备粮食的同时,管子还进一步提出,在发生天灾时,可以雇佣无生活着落的灾民修建宫室台榭,这“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可以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再者,战争会影响粮食的生产,粮食储备是决定一个国家战时能否持久坚持、最终赢得战争的最基本物资条件。

另外,粮食储备也是国家在灾害和战争时调控粮食价格的基本筹码。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管子认为国家必须储备粮食,“守在仓廪”。

对内控制自然资源,对外根据天时、地利最大限度获取利益。

由于无法控制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考虑历史上自然资源被滥用造成诸侯相互兼并,天下大乱的情况,管子主张对自然资源“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国家对自然资源严格控制。

对外管子主张利用自身优势最大限度获取利益。当时只有齐国的渠展和燕国的辽东产盐,周边梁、赵、宋、卫等国和濮阳等地的食盐都依赖齐国供应。管子利用其齐国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优势,通过行政强制措施,限制食盐的产量,控制食盐保持高价,并采取国家加价的手段,“以籍于天下”,达到收赋税于天下的目的。

建立各级组织体系,教化百姓,德惠民众。

管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国家根据地理面积、居民的户数建立行政管理组织、户籍管理体系和生产组织体系,这些组织体系不仅用于管理百姓、组织生产,而且在战备动员和战时后勤保障、居民联防、教化百姓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教化百姓不仅是国家安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的需要。试想哪个民族愿意被野蛮人欺辱统治,这种思想在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会变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管子》认为人的特性是开导就会通情达理,闭塞就会悖逆暴戾,“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也许正是如此,管子非常注重教化百姓,“乡置师以说道之”,即在乡里设置乡师教导百姓。总结《管子》一书,教化百姓的内容大概有:

① 信守礼义廉耻。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维系一个国家重要精神支柱,知礼可使人不逾越规矩,知义可使人不擅自妄进,知廉可使人不掩饰过错,知耻可使人不跟从恶人《管子?牧民》。

② 仁慈孝悌。管子当时建议齐桓公树表置高,奖励仁慈孝悌的人家。

不备

③ 能够舍己为国。“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最终达到“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

④ 知法守法。对民众要“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管子认为,法律向人们公开,人们就不会有怨心《管子?君臣》。

⑤ 学习文化知识。“明智礼足以教之”,要讲明知识和礼节教化民众。管子注重人才培养,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教化百姓的内容还很多,但本人水平有限,未能尽收其详。

管子不仅注重教化百姓,还 “五行九惠之教”,即实行敬养老人、慈爱幼童、抚恤烈士遗孤、收养残障、照顾孤寡、医治疾病、帮助穷困、赈济灾民、祭奠英灵等九种惠民政策,“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澹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管子的惠民政策,不仅受到齐人的拥戴,使国家充满温馨,而且受到天下的尊重,提高了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促进产业技术、医学进步和文化、科技、管理发展。

在《管子?山权数》管子建议要重奖具有农业、牧畜、树艺、瓜果、医药、时令、蚕桑等七种技术专长的人,以推广带动产业技术和医学进步,并认为“此国策之大者也”。同时管子还建议厚待“诗者”、“时者”、“春秋者”、“行者”、“易者”和“卜者”六种专长的技术官员,其中“诗者”用来记录社会事物,可使语言文字不出现错误;“时者”用来记录年景节气,保证生产不误农时;“春秋者”用来记录国事的成败,以供后世借鉴;“行者”用来向民众阐明行为的利害,以免民众做事离经叛道,不符合理义;“易者”用来推断国家未来的凶吉成败,促使国家不发生混乱;“卜者”用来占卜凶吉利害,预见事物的得失。管子认为这六种专长的技术官员是君王管理的重要辅助。

管子的主张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医学进步和文化、科技、管理发展,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远瞩,远见卓识。

加强国防,提高国家地位,促进天下公正。

齐桓公有一次问管子说:“我想战胜百姓,怎么办?”管子回答说:“此非人君之言也”。在管子看来,一个只想去战胜自己的国民的君王绝不是一个好的君王,好君王应该面向天下,有更远大的志向。管子的治国方略就是建立在称霸诸侯的雄心之上。

管子心目中的霸王国家就是要去为天下建立制度,使四海归附,择机匡正天下,使那些大国变小,使偏离正道的国家回到正道,削弱强国,使重要的国家地位降低;兼并内乱的国家,诛灭暴虐的君王,惩罚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百姓,然后收服其国家。

在《管子?霸言》中管子指出,国家若想称霸诸侯,必须要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要有财力、兵器制造、兵器、军士、政教、军事训练、情报信息、把握时机与运用策略的能力等八方面雄厚的支撑。本国富强的才可以称作霸,能匡正其他诸侯国的才可以称作王

管子看来,称霸诸侯一方面要争取人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要争取人心,凡事就必须符合理义,“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另一方面,要团结诸侯国,巩固国家地位,“诸侯合则强,孤则弱”,“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要结交诸侯,必须注意德行,“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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