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中国要选好的那一种，就必须提升劳动力的素质。
产业升级模式
一个正常的经济会逐步出现产业升级，其前提是劳动技能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由此带来的”，意味着要排除劳动技能提高之外导致劳动成本上升的其他原因。
正常的经济成长路径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便宜，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老百姓富了之后，不甘于挣辛苦钱，于是会投资于教育和技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能干，然后向企业要更多的工资。而企业面对工资上涨的趋势，使用资本-劳动比率更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比原来更高端的产品。在国家层面，这个国家越来越富，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逐渐往上爬升。
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就是“好的”产业升级。与此相对的是“不好的”产业升级，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之下的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出现过，计划经济国家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种辉煌。除了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通过压低资本价格来实现的产业升级是经不起国际竞争的考验的。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时，计划经济的历史教训不应该被忘记。
扭曲要素价格
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容易让人对中国的产业升级表示乐观。
是什么在推动当前的产业升级？企业对生产要素价格作出反应，那么生产要素价格是怎么决定的？如果利率是被管制和压低的，如果建设用地供给是被严控的，会是什么结果？结果是资本便宜，地价上涨。地价上涨带动房价上涨，利率的低估也会鼓励住房贷款，加剧房价上涨。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势必带动工资上涨。
回顾近十年，在金融领域，2004年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取消封顶，下浮幅度改为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不设下限，但向上浮动空间为零，客观上造成一个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和贷款利率的管制下限，也就是为银行提供了一个管制性存贷利差，这个利差维持在3％左右。而2003年后通胀水平较高，使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其中的低效率被高利差带来的银行利润掩盖住了。
土地方面，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开发区的急剧增长之后，2003年底国家加大了对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力度。到2004年8月阶段性检查验收结束时，全国的开发区核减数量占原有开发区总数的70％；压缩的规划面积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
在开发区总量得到清理的同时，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供给，成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受到了更严的限制，而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倾斜。
随着土地供应的严控，贷款利率却被压低，地价、房价在2003年明显上升。土地价格的上升带来生活成本和工资上升，而所谓的“招工难”也在2004年出现。这些现象同时出现，不是巧合。工资的上涨趋势被作为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却忽略了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离开了由行政干预造成的生产成本突变，很难理解工资的上升会突然出现一个“拐点”。
畸形产业升级
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而资本却受到补贴，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产业升级。但这种产业升级主要不是因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了。
工资的上涨更多体现的是生活成本的上升，而不是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从产品上看，简单由资本替代劳动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实质性的产品创新，总体来说，只是生产的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简单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产业升级，在数据上的体现就是每个劳动者生产的平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但劳动者的技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当企业面临国内外竞争的压力时，企业只会支付由生活成本决定的工资水平。于是，老百姓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日益上升，工资上涨却跟不上房价上涨，生活压力日渐增加。
劳动生产率在投资推动下上升得比工资更快，企业还能够赢利，但其前提是，产品还能够卖得出去。麻烦的是，如果生产成本上升了，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却没有同步提高，那么，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没有产品上的实际创新，需求一旦下滑，企业的生存就会成问题。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劳动者素质普遍有了提高，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也会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
提高人的素质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需要人变得更能干，正如企业需要创新，劳动者也需要提高素质。我不敢低估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与劳动成本上升的步伐相比，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提升令人忧虑。
从数据上看，近十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虽然在上升，但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这一速度却更慢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经过上世纪后20年的缩小之后，又重新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农村居民在家乡接受的教育能够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趋势吗？
特别是在当前生产成本上升、而资本却仍受到补贴的条件下，两种趋势都不利于未来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一种趋势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品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升级，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密集化了。
结果，企业新增的生产和投资所能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通常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是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的，经济越发达，劳动成本越高，单位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越少。中国的情况是，就业弹性已明显低于一些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
另一种趋势好一些。一部分企业的确升级了，对于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其要求的技能不是在农村教育中能获得的。我在调研中也看到过这类工厂，偌大的厂房没几个人，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工人戴着眼镜，讲着英文。这样的企业正在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展开竞争，这是中国需要的。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大量的进城农民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岗位的要求。
我在中国内陆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工人普遍短缺和劳动者技能不足，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大挑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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