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路（二）
云开见日再跳龙门
刘彦强
三．无奈的返乡
高考取消，学生都参加文化革命，这一闹腾就是两年多。到1968年了，红卫兵运动对文化革命的作用已经到了尽头，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已经成为最不安定的危险因素，于是就有了上山下乡运动。
大概是1968年的七八月份，两报一刊都刊发了“最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至此，作为莘莘学子最后的一点幻想也就彻底破灭了。
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学生都能看到高考升学希望的破灭。我们学校就有一位一贯紧跟伟大领袖的高六七级同学，也是我的一位好友，文革中有个革命化的名字叫“敢干”，领着一帮同学就写了一份“响应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倡议书。倡议书贴在学校中心的会议室东侧最显眼的地方，后面留了三张大纸的空白让同学们签名。当然第一个签名的是他自己，后面还有他们年级的许多同学。我看到了，走到跟前，从敢干的手里拿过他们刷倡议书的笤帚，沾着桶里的墨水，在他们签名后面签上我在文革中用的大名“刘晕”。笤帚写的字，你想有多大？一个字占一张多白纸，他们签名后余下的空白让我的名字占完了，谁要再签字就没了地方。这让敢干他们看得目瞪口呆。敢干说我对上山下乡不满，我说不对，我比你们谁都拥护，因为我的名字比你们谁的都大，他们也都无话可说。
其实我确实是肚子里窝着一腔子火，但这不能公开，就用这笤帚大字发泄。也因为我曾是学生多数派的头头，当时也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不久之后，咸阳市革委会的安排正式下来，城市的学生暂时等待上山下乡的安排，农村学生返乡参加农业劳动。于是，我拟了一副对联：“忆昔日革命小将鏖战急，看今朝风流人物学工农”。叫一个大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印象里是我们班的穆景华同学，可着咸阳一中大门前两侧的墙壁写好贴上，引得过往的人纷纷驻足观望。这就是我对咸阳一中最后的一点“留恋”吧。
多年以后，很多一中的同学对这幅对联都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也许理解也许不理解我心中的的苦涩与不满，而我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对我很不满，但在文字上也找不到破绽，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
之后，我卷起铺盖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再也不愿意看到那个让我成长，也让我伤心的学校。
返乡之后，我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也不愿参加农村所谓的“文化革命”，甚至在全民大跳“忠字舞”的时候我也只是冷眼旁观。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属于“团结对象”，好事我自然不能沾边，但坏事也落不到我头上。我也乐得自由自在。上地时除了农具外，也常常背个蛋笼，抽空给猪羊割点草，有时也会在回来的路上检点牛粪沤肥。冬天恶寒，闲下来就坐到热炕上看书（对了，学校图书馆被人砸开，革委会主任和我去处理时，小说类书已经被抢光，但文言文的书没人要，我收拾了一些带回家里，如《易经》、《礼记》、《道德经》、《古文观止》等），夏天酷热，午饭后就拉张席躺在门道里看书。这样优哉游哉的，有时还觉得自己有点《陋室铭》所描述的那种感觉。
当然，人民公社是不可能让我过“神仙”日子的，我也曾经因为缺粮上泾阳淳华交界的山区买粮，一天一夜拉着近千斤的架子车上山过河的走一百多里路程。也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每年年终结账都重复杨继业数娃——一次比一次少的感觉。1975年实在是推不过了，被硬拥着当了生产队长，结果因为分田包干被公社党委书记批为走资本主义而不得不辞职下台，而后就到大队科研站去当站长。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又进了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四．高考备考一波三折
终于，1976年的九月九日出现了“九九归一”和“亢龙有悔”， “伟人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 “文革”被结束了，高考被恢复了。 云开见日，那些 “被打到水底的鲤鱼”又可以“跳龙门”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已经在小学开始任教。当初听说允许老三届参加高考时我根本不信，后来看到人民日报的确实报道，我又固执的认为这只是给老红卫兵们平息怨气的安慰剂，过了30岁的人了，那个院校愿意要你，况且还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总之一句话，文革十年我已经被谎言欺骗习惯了，不再相信所谓“好消息”了。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我的父母已经进入老境，我又有了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算真的上大学我也怕他们陷入困境。有这两个原因，我就没有报名，于是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后来听在公社以农代干的张继明同学说我：“你当时没有报名，报了也会被政审刷下来。（公社）杜书记说你有严重问题。”他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想来想去可能就两个，一个是家庭成分中农，父母参加过 “一贯道”，再一个就是我搞了分田包干。当然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重要，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报名。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录取过后，我周边的好几个同级同学都考上了三年制的咸阳师专，事实证明我对新的党中央的看法是错的。大概是1978年的3月份吧，广播和人民日报又传来好消息，说是在78的7月份再次举行第二届高考，并且明确指出取消地方政审，我的心动了，于是就和妻子商量后报名了。
我虽然已经报名参加高考，但我却带的是六年级毕业班，并且咸阳市也已经决定小升初必须进行统一考试，因为是第一次，校长李慧云很担心考不过其他大队。我知道她的心情，让她放心。学校学生的课程紧张，家里众多的事情也不能让我放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考上，高考我就选择报了文科。原因很简单，文科考试科目中的语文、历史、政治三科我根本就不用复习，数学对其他报文科的学生都是难点，但对我却是特长，唯一要复习的就是地理。这就轻松多了。
说是要参加高考，实际上我几乎没有花时间复习。除了家庭负担和带毕业班外，我手中也没有复习用的课本或教材。地理的复习就看办公室里的中国和世界两张地图，数学还好一些，一个已经考上师专的同学把他的数学课本给我送来，我就像读小说一样的翻看了一遍公式定理，基本没有演练过一道试题。和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刘金亭说我：“你到底还想不想参加高考？想考就好好复习你的功课，毕业班就交给别人带。”
说实话可能人都不信，我当时对高考并不怎么关切，主要是犹豫就算是考上能否读下去，还有就是对自己高中底子的信心。就是在这种考上考不上无所谓的心情下我进了高考考场，填报的志愿净捡的是两年制的大专。谁能想到这后来给我带来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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