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等同于城市建设

（刘海云）近年来，全国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极推进城市建设，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以“塑造都市新形象”为目标的大城市规划和城中村改造工程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的美化、亮化和绿化。一番大拆大建之后，平房拆了、马路宽了、楼层高了，但是很多人所期望的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由于急于求进，城市改造过程中设计的不合理和服务功能不配套，市民的生活、就业、医疗、保险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较快与公共服务短缺的矛盾重新浮出水面，成为制约当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没有把握城镇化的实质。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动的过程，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生活环境不断优化，城乡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在城镇化过程中，应着眼于本地实际，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土地承载力。必须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城镇化规模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束条件。二是环境安全的约束。很多地方因为推行城镇化而出现空气质量变差、水资源严重缺乏，很多西方大都市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问题开始在我国部分城市显现，这些都是环境因素对城镇化速度和规模的约束，应当妥善予以处理。三是就业岗位的容量。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在人口向大城市、中等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绝对不能简单地追求放下锄刀就是城镇人的做法。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就业岗位的支持，片面追求硬件的城镇化是不可取的。

　　加快城镇化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好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等问题。然而，有些地方却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而更重要的一些要素，如城镇功能是否完备、城镇作用发挥得如何，居住是否舒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不少地方，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这导致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水平较低。除了基本的征地安置补偿和养老保险外，失地农民的就业、医疗、就学等公共服务缺失。不少地方，城镇建起来了，但因招不来商，引不来资，能给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很多已经“农转非”的新市民不得不像过去那样继续外出打工。城镇化的实质在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应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各地政府应将精力从城市规模扩张转到城市管理上来，切实从市民的生活条件改善入手，切实解决好市民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让市民真正分享到城镇化的成果。

　　城镇化转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因为固有生活条件的限制和生活习惯的不同，特别是新生代进城农民还具有组织化程度低、职业技能、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等特点。应促进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社区互动，促使农民工融入新社区，完成社会认同的转变；通过一系列社会培训，促进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的提高，促进农民工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的改变，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推进城镇化 需找准方向

据报载，近期一些省份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要求进一步加速城镇化建设，部分城市还提出城镇化率每年提升3至4个百分点的目标。在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力图通过城镇化来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的思路被寄予厚望。但实践中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有悖初衷的“伪城镇化”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手段，又是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仅看到其拉动增长的作用，而忽视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需求、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城镇化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能脱离当地产业基础。只有先有产业特别是工业、服务业的聚集，才能提供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进而吸引人口聚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营造有利条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但如果认为依靠短期内大量投入，建设一批道路、楼房、广场等设施，就能迅速实现所谓城镇化，这种空中楼阁式的“伪城镇化”，只能导致盲目投资和虚假繁荣，短期或能带动GDP增速提高，长期必将受到市场惩罚。

　　其次，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26%。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超人口城镇化速度，一方面说明我国城镇建设中土地利用不集约，存在“摊大饼”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仍然无法充分体现。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的城镇化，即农业人口在产业上实现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非农业转移，在居住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空间转变。目前部分地方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没有将精力放在引导产业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而是通过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开发，获取土地升值收益，其实质仍是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模式。农民失去了土地，却未能在就业、医疗、保险、教育、文化等方面享受应有公共服务，这种“伪城镇化”做法必须及时刹车。

　　其实，不要将城镇化看做破解各类难题的“万能钥匙”。实践中有人认为，随着城镇化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因此各类资源应更多投向城镇化建设，而非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加快工业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务农收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即便我国城镇化水平未来达到70%，仍有几亿人要生活在农村，如此庞大的群体生产生活水平要提升，哪能仅凭城镇化。

　　总之，既要看到城镇化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的战略意义，也要看到城镇化进程只可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更无法包治百病。否则只会南辕北辙，不仅无法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长此以往还会积累矛盾，成为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