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与人类文明
来源:法制日报 2011年01月12日
丁国强
监狱是了解文明变迁和历史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荷兰学者冯客指出:“如果说监狱是现代化的产物,那么它们也毫不例外地代表了一种失败。”坐落在青岛市常州路5号的德国监狱旧址,见证了这座曾为殖民城市的苦难和百年沧桑。
监狱是考察社会的基本样本,因为监狱用最小的空间容纳了最丰富、最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常州路监狱的变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赵春光主编的《历史的烙印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陈列展览纪略》用翔实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这座欧洲古堡式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和社会内涵。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而今作为博物馆的常州路监狱,其行刑权力早已丧失,但是,这些空空的楼阁却依然潜伏着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历史建筑上所凝聚的话语权力在时间河流的冲洗下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记忆更多的被死者所带走。从1900年到1995年,虽然政权变化多次,但是常州路监狱却一直担负着关押囚犯的功能。
从德国占领时期的“欧人监狱”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日本青岛守备军囚禁场”,从民国年间的“青岛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到日本再度占领时期的“日本海军第四舰队军罚处分会议囚禁场”和“伪青岛地方法院看守所”,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青岛地方看守所”再到1949年解放后的“青岛市公安局看守所”。这样一种经历本身就带有某种传奇色彩。老青岛人可能对此感觉并不明显,因为历史建筑功能的延续在老城区随处可见,过去的警察署、法院、军营、医院,学校现在依旧在行使着过去的职能,虽然政权的性质截然不同,但是仍然让人感受历史的某种暗示。
监狱是一个隐秘的社会空间。在《历史的烙印》一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监狱的变迁,更认识到了不同时代囚徒的生存境况。相对于侵略战争这样的历史灾难来说,刑罚的惩罚未免显得太过肤浅。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小说《最后的世界》中有一句话:“审判就像在肿疮上贴的膏药一样,只能治表,不能治根,不过是应急的治疗法而已。”罪犯因为触犯了统治者的法律和利益而遭受囹圄之苦,其中的政治犯、工人领袖却是缔造新秩序的精英。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监狱所传达的并不全都是堕落的声音。社会的不公正和糟糕的制度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工人大罢工领导人李慰农、“左联”作家舒群和《青岛公民报》胡信之等志士以及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曾经被关押在常州路监狱。这座城市的觉醒者最终在监狱里相遇,那种场面充满了悲壮气息。
监狱是各种历史事件的最后见证者。今天,我们从监狱档案中那一份份长长的囚犯名单中,已经很难辨别其入狱前的身份,更难以讲清楚其在原来的生活场景中的身份和经历。
监狱的残酷不仅仅在于酷刑等暴力,最根本的在于其切断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大到救国救民之革命伟业,小到老婆孩子热炕头都被挡在了高墙之外。
常州路监狱位于青岛最美丽的海边,离栈桥相距不远。在监狱深院之中,便可以嗅到海风的气味,听到浪涛和海鸥的声音。外面的世界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边。迷恋青岛海滨风光的游人也许会不经意间发现,这座表面平静的古堡,里面收藏着一个城市的沧桑与伤痛。我认为,将这座古堡作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更有意义,因为城市的文明离不开治理手段的创新。
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一座理性的城市,是不会排斥其法治记忆的,尤其是青岛这样与近代文明共同生长的城市。
走进监狱博物馆,却难以走进监狱生活。从监狱的水井、咸菜缸、木碗等文物上,依旧可以体味到监狱生活的某种气息,但是,那种被“看”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度日如年的煎熬而已。监狱的时间刻度与日常生活迥异。在常州路监狱旧址中,有好几处旋转的楼梯和通道,那种陡峭的盘旋可以将一个人攀登的过程设置在一览无余的监视中进行,那是一种没有出路的攀登,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在旋转的尽头是狱警高高的皮靴和狞笑。
告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常州路25号还延续了近五十年的监狱、看守所的功能。囚禁是一种并不理想的管教办法。法国作家欧仁·苏在《巴黎的秘密》一书中写道:“多少世纪才认识到,把坏人聚集在一起,加倍地增强了他们的堕落,就这样使他们成为无法救治的人了。”确实如此,包括法学家在内,为监狱唱赞歌的人少之又少,但是,只要人性中恶的一面不消除,监狱作为无奈的现实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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