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大学上课点名的报道还真不少，如《南大上课“微信点名”，不用微信答题算没签到》、《武汉高校教师点名新招：上课下课拍合影照》、《大学生开发APP，帮助老师轻松点名收改作业》、《江西师范大学点名出狠招，每人专属签到二维码》……
按理说，上课点不点名，教师完全有“自由裁量权”，本不该成为新闻，之所以被如此密集地报道，也折射出当下大学学风的“每况愈下”。有人认为，点名无疑限制了大学生的学习自由，这是大学的自甘堕落。何兆武教授在《上学记》一书中回忆西南联大七年好时光时说过，“那时候的学生远比今天的我们自由，翘课是一种权利，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但是由于实行学分制，管理也比较严格。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这样就导致当年的才子们也得像我们一样为了毕业而凑学分。”
但是，这种自由的状态根本无法脱离现实语境而孤立存在。如今，逃课现象实际上还是很普遍的，一段时间以来，“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甚至成了某些大学的课堂潜规则。笔者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在一家三本院校兼职授课，一开始从不点名，这却成了对学生的一种放纵，结果，一个近60人的班级每次到课不到10人，甚至最少时1人。
也许有人会说，假若你教学水平高，何愁没学生来听课？毕竟，重点院校、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学习氛围截然不同，学生学习的自我约束能力也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层次的院校，课程出勤率的高低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比如，学校的整体学风、课程的重要性（选修还是必修）、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自我控制力等。大学的课程是以学期为单位来安排的，并非仅仅是只上一次就结束，专业知识是有连贯性、系统性和一定深度的，每位教师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一些课程本身就是枯燥和深奥的，这就意味着对意志力不强、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个考验。接受能力强者，自然能坚持下去，反之，则可能是种煎熬。当然，主张教师不该点名也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所有学生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我控制能力，在“翘课”之后能充分利用其他时间，真正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这多半是一种理想化。
学习氛围较差的院校，教师的精力可能更多地用在管理上，学生也会“看人下菜”，所谓的自由只会被大部分学生用作放纵自己的借口，如果教师对此不闻不问，对学生的行为视而不见，这真的是一名好教师的所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教育的质量本就受到舆论广泛质疑，而教师又放弃应有的严格要求，教学质量又如何达到社会所期待的标准？
教育的对象是复杂的，对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就是需要用“强制”手段来督促其进步。点不点名，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当舆论批判课堂点名是大学的一种“幼稚化”行为时，也应明白一点，对许多院校来说，这就是一种最现实、最贴近其“校情”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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