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科技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中世纪的观点受到批评,更加理性的见解得到接受。哥白尼在1543年于纽伦堡发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撼动了传统价值体系对物质宇宙的理解,推翻了基督教所接受的托勒密式人类中心说模型,并为接下来科学探究的急剧增多扫除障碍。大体上这一时期的杰出科学家居住在国家各地,而且主要是市民出身而非贵族,这一点随时间的延伸越发显著。
尼古拉·哥白尼是一位来自克拉科夫的托伦商人的儿子,他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在克拉科夫学院激发了科学创造力,并在学院的科研高度上进行探究;他后来也在意大利的大学求教。哥白尼写下拉丁文诗作,发展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理论,担任教区管理者,成为普鲁士瑟米克(地方议会)的活动家,并且保卫奥尔什丁反抗奥尔布雷希特·霍亨索伦的侵略。身为天文学家,他多年来在弗龙堡致力于科学研究,并在那里度过自己余生。
约瑟夫斯·斯特鲁修斯以其物理学家和医学研究者的身份闻名。伯纳德·瓦波夫斯基是波兰制图学先驱。马切伊·梅霍韦塔是克拉科夫学院院长,在 1517年发表关于东方地理学的专著《两萨尔马提亚论》(Tractatus de duabus Sarmatiis),波兰学者在这个领域为欧洲其他地方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
安德热·弗雷奇·莫杰夫斯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政治思想理论家之一。他在1551年于克拉科夫发表他最著名的著作《论共和国的改良》(De Republica emendanda)。莫杰夫斯基批评了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建议推行广泛的现实主义改革。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望缓和当时存在的不公平状况。莫杰夫斯基颇具影响力,其作品经常被翻译为外文,他也是和平解决国际间冲突的积极拥护者。主教瓦夫热涅茨·戈希利茨基在1568年发表论文《顾问》(De optimo senatore),是西方世界另一位受欢迎并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
历史学家马尔钦·克罗莫在1555年著《论波兰人的由来及其所为》(De origine et rebus gestis Polonorum),在1577年著《波兰》(Polonia sive de situ, populis, moribus, magistratibus et Republica regni Polonici libri duo),其中后者在欧洲获高度重视。马尔钦·别尔斯基在1550年左右写下通史《全球编年史》。马切伊·斯特雷伊科夫斯基的编年史(1582年)涵盖了东欧历史。
近代波兰文学始于16世纪。那时波兰语为所有受教育阶层所共用,不断发展成熟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市政机构、法律文献、教会和其他官方场合,一度与拉丁文并存。克莱门斯·亚尼茨基出身于农民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诗人之一,并获得教皇的奖赏。另一位平民作家卢布林的别尔纳特用波兰语写下自己版本的伊索寓言,他的文章带有他自己对社会的激进看法。
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随着米科瓦伊·雷伊著作的面世,波兰文学语言有了突破性发展。他于1543年发表一部讽刺性作品《简述》(Krotka rozprawa między trzemi osobami, panem, woytem a plebanem),在文中他从一位牧师和一位贵族的手中保护了一个农奴,但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经常赞颂安闲幸福的乡绅生活中所具有的乐趣。雷伊留下了诸多文学作品,他对波兰语发展的贡献不可抹杀。作家与翻译家乌卡什·古米茨基完善了这一时期的波兰语散文。他的同辈与好友扬·科哈诺夫斯基是波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1530年,科哈诺夫斯基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早年在克拉科夫、柯尼斯堡和帕多瓦求学,并在欧洲各地游历。他曾做过王室书记官,随后定居在恰尔诺拉斯村,这是他家族遗产的一部分。科哈诺夫斯基各个领域的作品都以其思想的深度、与读者所分享的情感、文字的优美以及形式的典雅完美而著称。科哈诺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田园诗《琐事》(Frascas)、叙事诗、宗教抒情诗、悲剧剧本《希腊使节的开除》、及其最受赞誉的《挽歌》,其中《挽歌》是作者在其幼女去世时所作。
诗人米科瓦伊·森普·沙任斯基上乘文艺复兴晚期,下启早期巴洛克艺术时期,在短篇作品中思维缜密,是这一领域的大师。
跟随者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音乐潮流,文艺复兴音乐在波兰以王室的赞助为中心,不断发展并产生新的乐派。齐格蒙特一世自1543年起便在瓦维尔城堡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唱诗班,而宗教改革给教堂的宗教活动带来了大型团体以波兰语唱诵圣歌的仪式。卢布林的扬为管风琴和其他键盘乐器谱写了一份较为全面的曲谱。经常将民族元素融入音乐的作曲家包括沙莫图维的瓦茨瓦夫、米科瓦伊·戈穆乌卡和米科瓦伊·杰伦斯基,其中戈穆乌卡为科哈诺夫斯基翻译的赞美诗谱曲,而杰伦斯基采用威尼斯乐派的复调风格,使波兰的音乐更加丰富。
自16世纪初起,建筑、雕刻和绘画也在意大利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大批艺术家从托斯卡纳来到克拉科夫,在那里做御用艺术家。弗朗西斯科·菲奥伦蒂诺早自1502年起在约翰一世之墓工作,随后与巴托洛米奥·贝尔雷奇与桑多梅日的贝内德克特一起重建王室城堡,其在1507年至1536年间完工。贝尔雷奇还修建了瓦威尔主教座堂的齐格蒙特礼拜堂。波兰权贵、西里西亚皮雅斯特家族的亲王、甚至克拉科夫的商人(到16世纪中叶时他们的阶级在全国经济中获得力量)都新建或重建他们的宅邸,以使这些宅邸与瓦维尔城堡更为相像。以文艺复兴风格重建的诸多建筑包括克拉科夫纺织会馆和波兹南市政大厅,但哥特建筑的风尚仍然要持续几十年。
在1580年至1600年间,扬·扎莫伊斯基委派威尼斯建筑师伯纳多·莫兰多修建扎莫希奇城。此城的城镇和城防被设计为纯粹的文艺复兴风格和风格主义的美学典范。
墓碑雕刻常存于教堂内,大量出现在教士、权贵和其他富有人士的墓地上。扬·马里亚·帕多瓦诺和乌任杜夫的扬·米哈沃维奇属于杰出的艺术家。
巴尔萨泽·贝赫姆法典插图品质精良,但颇受哥特艺术影响。莫吉瓦(克拉科夫附近)西多会修道院僧侣斯坦尼斯瓦夫·萨莫斯特热尔尼克创作微型画和彩色壁画。
起初,大瑟姆(自1493年起成为两院制议会)下议院的“什拉赫塔”人数远小于来自上议院而更有特权的同行(当时由终身高级教士与王室理事会的男爵组成的机构被称为上议院),而到齐格蒙特一世在位期间,什拉赫塔要求增加议员人数,并要求议员完全由选举产生。但齐格蒙特一世更愿与权贵一起统治,视“什拉赫塔”为异己。
在1505年的“无共识则无新议”法案之后,被称为瓦斯基法的一系列法律于1506年得到颁布,并被分发到波兰各个法庭。这一系列法律是为方便运作一个统一而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设立的,同时强烈保护普通“什拉赫塔”的权益。但齐格蒙特一世与其后的国王、上等贵族和教会人士经常无视这些法律。在这种形势下,“什拉赫塔”于约1520年时发起执行运动,要求让法律得到完全的成文化与彻底的执行。
1518年,齐格蒙特一世迎娶一位年轻而有主见的意大利公主博娜·斯福尔扎。博娜支配国王和权贵,巩固君主的政治地位与财政情况,为加大自身与王室的利益更是用尽手段,包括迫使贵族在王室选举中支持未成年的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当选波兰国王,让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1530年老国王尚未去世时便加冕;而这种种举动招致了“什拉赫塔”中活跃分子的不满。
1538年至1539年的克拉科夫“瑟姆”上,有议员提出一份建设性的改革纲领,而这也为中等“什拉赫塔”反对派的政治运动拉开序幕。这次政治运动要求国王停止转让王室土地,也就是说国王不得随意将土地财产让与或卖给大地主;这次运动还要求禁止同一个人担任多份国家公职。这两项议案最早在1504年便已成为法律。但齐格蒙特一世不愿达到改革者的目标,而这对国家的财政与国防实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位初时,国王与“什拉赫塔”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糟,直到1562年两者的关系仍然不佳。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即位前秘密地迎娶了芭芭拉·拉齐维乌,而这一桩婚事遭到他的母亲博娜和王国权贵的强烈反对。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1548年他父亲去世后登基,压制反对势力,在1550年将芭芭拉加冕为王后;几个月后新王后去世。与儿子不和的王太后博娜在1556年回到意大利,不久死于那里。
“瑟姆”在1573年之前由国王自行召集(比如在当他需要资金发动战争时召集),由两个议院组成,由国王主持,在16世纪逐渐演变为国家的主要权力机关。1562年瑟姆上,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改为支持意图改革的执行运动,而改革派因此获得机会压制权贵与教会人士(并逐步遏制他们对权力与财富的滥用)。在这次与接下来的几次瑟姆中(1562年后的大约10年间),受到宗教改革鼓舞的“什拉赫塔”推行一系列改革,使波兰在财政上更加健全,在政治上更加清明,更加中央集权,在领土上更加统一。有些改革太过谨小慎微,其他的则从未完全完成(譬如收复被篡取的王室土地)。但无论如何,中等“什拉赫塔”运动从那时看还是颇为成功的。
新教活动家米科瓦伊·谢尼茨基是执行运动在议会的领导人,也是华沙联盟的组织者。
尽管经济发展态势有利,16世纪波兰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强邻(包括奥斯曼帝国、条顿骑士团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莫斯科公国)而言较为平庸。在大军动员的军事价值和意愿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可动用的军队主要由职业的雇佣兵组成。军队兵员数量和供给由“什拉赫塔”批准提供的资金决定,与对手相比,往往占下风,但素质精良,指挥有益,能够以寡敌众。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学识渊博的外交官与使节的优异工作。因为国家可利用的资源有限,雅盖隆王朝时期的波兰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其安全与经济利益中最为决定性的部分,也就是巩固波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地位。
1466年的索恩和约削弱了条顿骑士团,但未能长久地解决他们给波兰带来的问题,而条顿骑士团国也没有向波兰缴纳和约所规定的贡金。自1511年阿尔布雷希特当选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后,两国常年的恶劣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在阿尔布雷希特重振旗鼓,并与波兰的敌人缔结同盟的情况下,波兰于1519年发动战争,1521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战争结束。作为妥协,阿尔布雷希特在马丁·路德的说服下,开始将骑士团世俗化,并成立普鲁士公国,作为波兰的附庸国,由阿尔布雷希特及其后代统治。和约内容直接改善了波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局面,从那时看也能保护波兰的长远利益。双方于1525年在克拉科夫签署和约,条顿骑士团剩余领土(以柯尼斯堡为中心的东普鲁士)形成信奉新教(信义宗)的普鲁士公国,由波兰国王领导,随后,新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签署向波兰臣服的法案。
事实上,勃兰登堡侯国的统治家族,也就是阿尔布雷希特所属的霍亨索伦家族一直在积极地扩大其势力范围;譬如在16世纪该家族便将外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收入囊中。作为当时政治形势下的权宜之计,1563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允许霍亨索伦家族中的勃兰登堡侯国选帝侯支系继承对普鲁士封地的统治,尽管其在1525年的协议中被排除在外。[44]这个决定获1569年“瑟姆”通过,使普鲁士与勃兰登堡的进一步联合成为可能。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手中紧握其对普鲁士公国的至高权力。但他的继承者则不然,1572年后,波兰立陶宛联邦由赢得选举的国王所统治,而霍亨索伦家族在王朝事务上较为活跃,如此一来联邦更加不能抵制霍亨索伦家族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了。
1568年,已经着手进行海军扩军计划的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成立航海委员会。而但泽(格但斯克)感到其垄断商贸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与波兰发生冲突。1569年,王室普鲁士使但泽在法律上的自治地位受到极大程度的剥夺,1570年,波兰对但泽的无上统治权和波兰国王对波罗的海航运的控制权受到调整并获得法律认可(卡姆科夫斯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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