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埃莉诺·刘（左）坐在一辆三轮电动车上，与其儿媳柯西玛·刘（中）和友人丹妮尔合影。埃莉诺为文中随任配偶团体“周二快步走”的负责人。（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参考消息网2月16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12日刊发了一篇题为：龙舟和多米诺：驻外随任配偶在北京的生活的文章，作者德布拉·布鲁诺记录了“随任配偶”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文章如下：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在北京典型的一天可能是从在颐和园健走开始的。和一位充满活力的95岁美国老太太领导的社交团体“周二快步走”一起健走之后，在一家中国餐厅吃午饭，下午去玩激动人心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在“赛百味”餐厅吃个金枪鱼三明治，晚上再和国际保龄球友好协会一起打保龄球。
换句话说，在北京生活的三年里，我成了一名“太太”。
普通话里的“太太”大致是“妻子”的意思，但它也暗指有钱的时髦妇人。
“随任配偶”（因为丈夫或妻子的工作而来到中国的人）的太太生活好坏参半。一方面，太太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充实——咖啡、午餐、购物、社交团体、麻将牌局、读书俱乐部、编织小组、健走、更多的购物、下午茶、听讲座和晚餐。更不用说保龄球、登山、瑜伽、高尔夫、自行车、有氧健身操等一系列体育活动了。甚至有个一周活动两次的国际龙舟队。
大多数随任配偶都是女性，不过其中也有少数男性每天带孩子去参加体育活动，或打高尔夫、登山、和朋友喝上一杯，很少看到他们打麻将或喝茶。
但另一方面，这种生活也可能极其单调。由于复杂的签证问题而不能找工作，还可能被北京出了名的污染、交通拥堵和坏天气困在家里，许多太太的生活很封闭。
她们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有的随任配偶日渐消沉，用暴饮暴食、酗酒、狂看DVD来打发日子。其中许多人还很年轻就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对一切能令她们暂时忘记在中国的沮丧生活的活动都心怀感激。
还有的随任配偶设法找到了工作，虽然拿到工作签证的过程可能像是一场噩梦。相关规定似乎每周都在变，但基本流程总是步骤繁多，而且解释权归当局。
一名石油公司高管的美国妻子曾经对我说：“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问我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告诉她就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身边全是我的朋友！”
她住的公寓楼就是一个小小世界，里面有度假胜地式的室内游泳池，每周五有鸡尾酒免费供应时段，有给小孩玩耍的室内游乐场，有一个小餐厅，前台还有免费的《中国日报》。
有一大帮朋友可以随时一起上有氧健身课或一起喝咖啡确实有好处，但这样的生活也很可能导致幽闭恐惧症。举个例子，一旦婚姻出现问题（这是驻外家庭的一个常见问题），那可并不总是一件私事。
许多随任配偶在这座城市出行要靠会说英语的司机，这意味着她们几乎不知道怎么去红桥市场，更不用说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去哪儿了。
很多人没有花费太多工夫或者根本没有花费工夫学习中文，而是靠别人帮她们订餐厅或寻找卖圣诞节火腿的店铺。
而且，她们当中有太多人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不愿费劲学中文的人给出了很多借口：中文太难；她们上了几节课后放弃了；不需要学，因为她们打交道的人都说英语；她们反正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
从某些方面来说，随任配偶忽视对所驻城市的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其中许多人在成年之后一直过着随任的生活：从卡拉奇到加拉加斯再到延布；从香港到莫斯科再到耶路撒冷；从巴格达到胡志明市再到伦敦。
每次都掌握新语言、记住新地图和学会计算新货币汇率是需要一定毅力的。
所以，我学会了轻松一点儿去面对批评的眼光。去年，我甚至受邀参加了由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北京联合会主办的墨尔本杯午餐会。
虽然有人建议我穿连衣裙、戴网眼头巾去，但我最接近它们的东西是一顶曾在敦煌走丝绸之路时保护我免受日晒的宽檐草帽。最终，我在上面加了一根羽毛。
那次活动真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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