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牲畜养殖情况
按游牧民族饲养牲畜的惯例，主要是马、驼、牛、羊（山羊和绵羊），这通常被称为游牧民族的“五畜”。在草原条件好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以养殖牛、马、绵羊为主，山羊和骆驼作为辅助牲畜。另外，据相关记载，柯尔克孜人东迁之前也饲养毛牛和鹿。
康熙三十五年（1676）昭莫多之战败逃后，丹津阿拉布坦与噶尔丹反目，率所部返回阿尔泰科布多地区，在“科布多源叫额尔木赫图库勒图地方，驻牧于阿尔泰一带临近策妄（阿）喇布坦地界，以候圣主（康熙）谕旨，不拘谕旨说甚，俱皆遵行”。尽管名义上降清，但仍以“时令不宜，牲畜羸瘦，我借以资生者为乌梁海人，不能离树木”等理由迟疑观望，在之后5、6年的时间里盘踞于科布多河上源一带。所部当时的生计状况极为窘迫，“共有男人五六百名，妇幼千余口”，“战地牛羊无一存活，均被杀殆尽，惟马驼生还。阿喇布坦有马三百匹、驼近百只，洪郭尔鄂尔沁寨桑有马三百匹、驼近六十只，其部下人有马四五六七匹不等，无马者亦有之。无牲畜者合于有牲畜者迁移，以捕兽为食，不获则杀马驼食之”，“又因为噶尔丹之人掳掠偷盗，故我等穷极”。可见当时战败后，牛羊等生产资料已损失殆尽，仅余极其少量的马匹、驼只。只能依靠收取乌梁海人的毛皮等贡物以及捕食山间野兽为生，根本谈不上畜牧业的生产。但从奏折档案内容可以看出，当时阿拉布坦所部仍然保持与俄罗斯贸易来换取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资料。
由此可见，从阿尔泰山科布多河源一带迁到厄得勒河时，柯尔克孜人同其宗主部一样，处于战后的窘迫阶段，仅有少量马、驼，缺乏其他畜产。厄得勒河流域与阿尔泰科布多山区相较，草场资源条件良好，游牧空间充足。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内附清朝到雍正九年（1731）清准战事再起，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喀尔喀蒙古社会相对安定，杭爱山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柯尔克孜人在厄得勒河流域也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平静而稳定的休养生息时期。历史档案中没有关于这一时期厄得勒河柯尔克孜人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记载，但可以想见，在安定无战乱的大环境下，游牧在有着丰富优良草场资源的厄得勒河谷草原上，畜牧养殖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必然的。
从同期一些侧面、零星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喀尔喀地区从军、生活、卡伦站丁部族所拥有的牛羊等牲畜数量状况。雍正二年（1724）在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的撤兵巩固地方防务奏折中提到，将“兴兵以来，从喀尔喀扎萨克等所收牧畜内”所余马、驼、牛、羊、山羊分赏给在特斯河等地驻守游牧的察哈尔等蒙古官兵。可以参照傅尔丹安排分赏给“察哈尔”官兵的牛羊牲畜数量情况来间接了解当时柯尔克孜人的基本牲畜数量情况。奏折中提到“现有马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匹、驼六千七百三十一只、牛三千五百十头、羊十三万五千四百一只、山羊二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只。察哈尔兵仍有家产牲畜，赏与兵丁每人牛各一头、羊各四十只；右卫归化城兵向无家产牲畜，既系贫人，则兵丁每人赏牛各二头、羊各五十只；赏总管牛各六头、羊各一百二十只，副总管、参领牛各五头、羊各百只，察哈尔佐领牛各四头、羊各八十只，骁骑校牛各三头、羊各六十只，右卫归化城佐领牛各五头、羊各百只，骁骑校牛各四头、羊各八十只，以永为业”。从这些数据统计及分赏的情况来看，在当时蒙古地区，分赏给察哈尔等官兵每人的牛1－6头，羊40－120只不等，这样的牲畜数量可以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以永为业”。
从这些间接信息中，可以为我们了解和大概估算当时柯尔克孜人可能具有的牲畜数量状况提供一些参照。因为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牲畜种群才可能维持畜牧养殖业的基本繁衍。同时，满足自给自足的游牧生活的基本需要。
狩猎是重要的生产生活项目
狩猎，满语称作“打牲”，是柯尔克孜人除畜牧业之外的重要生产生活项目。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众多山岭丛林为居住于此的各部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狩猎环境，这里即有狼、鹿、兔子等可以为食的野兽，也有可以提供珍贵毛皮的紫貂、海狸、水獭、狐狸等毛皮动物，乌梁海、特楞古特等部族在此主要以狩猎为生，并且给领主纳贡也以毛皮“实物税”为主。雍正七年（1729）札萨克汗和托辉贝勒博贝所部乌梁海人东迁黑龙江布特哈地区，即因为“乌梁海皆以渔猎为生。于博贝游牧所周围，兽已躲避不见，猎无收获”，“无兽则生计艰难。倘将尔等移往内陆，则地方炎热，于尔等不适合。齐齐哈尔地方山林多，兽丰，适合于尔等”，“所以，将尔等移居齐齐哈尔地方渔猎”。柯尔克孜人跟随丹津阿拉布坦内附时，牛、羊等能够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牲畜极为匮乏，以捕兽为食无疑是当时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手段。内附之后被安置在厄得勒河一带游牧，厄得勒河南北两岸山林众多，人烟稀少，野兽丰富，狩猎活动仍然是柯尔克孜人牲畜放牧之外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同时，向额鲁特领主纳贡，也需要交纳毛皮，“打牲”自然必不可少。熊、狼、野猪、野鹿等大型野兽，狐狸、野兔、水獭、旱獭等小型毛皮兽，以及野鸡、各种鸟类等飞禽都是柯尔克孜人捕猎的对象。
灾害
漠北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环境的原因，夏季旱灾、冬季雪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这些对游牧民族的畜牧养殖业的危害极大，每遇灾害年景，往往造成牲畜大批死亡。
人畜疫病也是造成外蒙古地区人、畜减员的重要原因。
此外，从清朝的一些零星档案资料中，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内附被安置在杭爱山南北地区的额鲁特部众及柯尔克孜人虽然受到朝廷的优待，但生活经济状况的改善仍然十分有限，为生活所迫，“厄鲁特之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多尔济色布腾等所属厄鲁特等，仍有劫盗来往商人牲畜等物之事，其各驿站蒙古等议论纷纷”。这种通过劫抢往来商人及周边喀尔喀人财物来获取生活物资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雍正十年（1732）九月，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贝勒车穆楚克纳木扎尔带领属下兵丁由色楞格河前往科布多军营途中，因病返回驻牧地，途经厄得勒河时，猝遇“色布腾旺布属下奇尔吉斯”等“背叛”。“伊率属下人拒战，身受枪伤而亡”。这一袭击喀尔喀蒙古王公事件，是清代档案史料中极少的带有当时厄得勒河柯尔克孜人生存状态的信息，这部分“色布腾旺布属下奇尔吉斯人”可能与定边大将军锡保“奏折”中提到的那部分“中途叛逃”的柯尔克孜人有关。看来，雍正十年（1732）的时候，他们仍然活动在厄得勒河一带。路遇途经当地人员，劫掠他们的财物，仍是柯尔克孜人获得生活经济物资的手段之一。从土谢图汗部贝勒车穆楚克纳木扎尔“身受枪伤而亡”的情况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柯尔克孜人的武器情况，拥有“火枪”。能够敢于袭击喀尔喀蒙古王公，说明是具备一定的军事条件的。这样的武器也可以用于狩猎，这也反映出当时柯尔克孜人所拥有的生产工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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