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支柱之殇||工业战争史与专利制度趣谈（19）

前言：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的基础在于经济，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基础往往由工业发展水平决定，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原先落后的一方逐渐赶超先进的一方，从而出现经济实力逆转的情况，而这种经济实力的逆转必然在政治上体现矛盾冲突，冲突激化则战争爆发。

 

在战争爆发之前，国家之间工业界的明争暗斗，早已存在多时，在工业界斗争（即题目所谓的“工业战争”）中占得上风的国家，必然会在经济实力上获得提升，而专利制度，正是工业界斗争的有力工具。

 

本文通过追踪专利制度的变迁，带您逐渐揭开笼罩在专利制度的面纱，了解其背后隐藏的工业战争的真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透视国家兴起和衰落的脉络。

本文接上一章：汉密尔顿的反击||工业战争史与专利制度趣谈（18）

正文：

上一章提到，杰斐逊用权利法案压迫新宪法，被逼到墙角的汉密尔顿抛出司法审查权来反制。这被逼出来的司法审查权实在是过于强大，在美国后来的实践中，司法权甚至部分取代了立法权和行政权，最高法院成了隐隐凌驾于总统和国会之上的最高权力。

要知道，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源自英国的判例法系，相对于大陆法系已经是很繁琐了。而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的这一次交锋，对于美国的法律体系日后演化成世界上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埋下了伏笔。

为了让对法律不熟悉的读者易于理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

大陆法系，其中“大陆”两字指欧洲大陆，故又有“欧陆法系”之称，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采用这种法系。这种法律体系最符合人类的直观认知，从逻辑上比较容易理解：立法机关颁布法律，然后大家遵守法律，并按照法律条文判案。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分别是不同时期的大陆法系中核心法典的代表。

拿破仑法典

判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其特点是：立法机构只需要建立少量法典，在实际判案中，碰到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怎么办呢？法官和陪审团（随机抽取的本地居民组成，这是判例法系的特色）根据立法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看着办。而已成立的判例就相当于法律条文，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按照之前的判例进行判决。

美国法庭的陪审团成员

从IT技术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判例法系：初始法典就相当于发布了一个试运行的BETA版，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就会发现各种bug，那么就要对法律进行修正，每一次修正就生成一个判例，判例就是对bug进行修正的补丁包。

英国之所以采用这种法律体系，原因在于：海洋国家国土比较分散，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日不落帝国时期尤为明显），制定统一的法律体系十分困难，而判例法系的特点是初始法律架构比较简单，因此立法相对容易得多，便于推广；而判例能够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的公序良俗；并且，相对于立法高高的门槛，通过判例易于对法律进行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就像软件不断升级，就会运行的越来越慢，占用资源越来越多一样，判例法系也有类似缺点：随着时间的增长，判例不断增多，法律体系会变得十分繁琐。要搞懂一项法律，不仅要明白相关的法律条文，通晓相关的判例，还得知道不同判例的适用条件。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实际情况的细微差别，判决结果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切，即使是专业的律师也很难完全搞懂，更何况普通人了。

由于采用判例法系，美国的法律体系本就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搞懂；而司法审查权的提出，又使得司法十分重要，甚至部分取代了立法和行政；在这种现实下，就形成了美国人事事诉诸法律的现象。看起来好像美国人法律意识强，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有苦难言。

这种现象产生了两个恶劣的后果：

其一：由于美国的法律十分难懂，但是法律的地位又如此重要，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用来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的重要性就大大提升，即使是普通人，离开律师也是寸步难行。在美国，非高智商人才也干不了律师这一行，律师不仅成为高薪阶层，而且可以在政界叱诧风云，呼风唤雨。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奥巴马，共产生了43位总统，其中有26位是律师出身，各级议员、政府官员出身于律师的更是不计其数。

美国律师

律师行业的光辉前景和钱景，吸引了大量本土优秀的人才报考法学院，相应地，投身科学研究以及工业工程的人才就少了。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提供了占全世界35%的律师，因此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律所。

“中国崩溃论专家”章家敦也是个美国律师

律师行业过于发达，与金融业一起吞噬了美国人的大量智力资源。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科技公司，也不得不吸引大量的外籍员工（亚裔，特别是印度裔和华裔）来参与研发。2016年，奥巴马总统发出的“高科技公司实行种族配额”的指示，无异于吹响了“研发空心化”的号角，失去工作的亚裔无奈之下，将只能回流故国。美国继制造业空心化之后，即将迎来研发空心化。

其二：争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仅耗时长，而且成本相对于行政手段要高得多；事事依赖法律，而法律执行免不了通过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工具，这使得美国成为事实上的警察国家、监狱国家；夸张的是，穷人因为缴纳不起罚单也要坐牢，而坐牢又会剥夺工作的机会导致更加贫穷，从而恶性循环，然而，把人投入监狱实际上也会消耗纳税人的金钱（美国《纽约时报》2015年9月5日报道，令人震惊的录像画面显示，美国佐治亚州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威胁穷人，如果立即拿不出现金缴纳交通罚款，就把你送进监狱！而人权律师表示，这名法官的行为很常见，只是其他人没有被拍下发到网上而已）。

与此同时，律师却赚得盆满钵满。据统计，美国17万亿GDP里有1.1万亿是律师业贡献的，占比超过6%，而过多的法律诉讼间接造成的财富损失则难以估量。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律师行业收入占GDP的比例仅有万分之六。

总之，过于发达的法律体系，过于泛滥的律师，导致的实际效果是社会总体利益下降，人民的利益大大受损。

对于杰斐逊派的步步紧逼，汉密尔顿派防止日后局势失控，还设置了一道防火墙，这就是：美国的最高大法官为终身制，无需对政府负责，这就保证了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牢牢掌握在汉密尔顿派的手中。杰斐逊派可以当选总统，可以控制议会，却难以染指最高大法官，最高大法官就成为了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中流砥柱”，保证国家不会被杰斐逊派带跑偏。

例如，在以往的总统选举中，基本上是比拼竞选资金的雄厚程度，谁募集到的竞选资金越多，谁当上总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就保证了总统基本是听资本的，所谓选举，其内里不过是一美元一票的政治游戏。而资本，要么来自于工商界，要么来自于金融界，反正都是代表美国的核心利益，不会被杰斐逊派带跑偏。

2009年，民主党的奥巴马通过网络小额募捐筹集到巨额竞选资金当选总统，这就让普通人也能进行政治献金，候选人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支持，就能当选总统。互联网使得一美元一票的政治游戏快要玩不下去了。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项终审裁决，称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只要企业和团体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用于支持候选人的各项活动，就可以不受数额限制。该判决取消了企业和团体的政治献金的上限，撕下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杰斐逊派外衣，露出了汉密尔顿派的本质。

汉密尔顿设置这个防火墙的时候想得很好：只要美国的金融和工商业不垮，无论杰斐逊派怎么闹，也不过是表面闹得欢，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然而，他实在是低估了杰斐逊派的能量。

杰斐逊本想限制宪法的作用，步步紧逼汉密尔顿的治国方针，使其变成空中楼阁。但万万没想到，汉密尔顿从没做过律师，杰斐逊这个金牌律师居然在关于开设合众国银行的法理辩论上输给了汉密尔顿，被杰斐逊引为生平最大的耻辱。因此，杰斐逊一直视合众国银行为眼中钉、肉中刺。终于，在杰斐逊1801年当选第三届美国总统之后，立刻解散了合众国银行。

富有戏剧性的是，杰斐逊从总统的任上退休后，总结自己从政的得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他对自己关闭合众国银行的行为感到深深的后悔，他告诫美国人民：

'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一觉醒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他的思想转变来的太迟了，此时联邦党已经消亡，共和民主党的势力正如日中天（一党独大），党的前领袖突然发出了和当年死敌汉密尔顿一样的声音，共和民主党人都以为杰斐逊已经老糊涂了。

杰斐逊解散的是合众国第一银行。后来，麦迪逊总统迫于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窘迫的财政形势，不得不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民主党的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上台，他认为杰斐逊本人以及麦迪逊都已经背弃了杰斐逊当年“一切为了人民”的理想，他认为将这个理想延续下去是自己当仁不让的使命，最终结束了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生命，杰克逊总统命人将“他杀死了银行”刻在自己的墓碑上，作为自己一生最大贡献的宣告。从此，美国再也没能建立起国有的中央银行，而只能用私人性质的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代为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杰斐逊晚年的告诫一语成譏。

犹太人掌控的美联储

就这样，汉密尔顿设计的近乎完美的金融体系在杰斐逊派坚持不懈的破坏下，露出了致命的缝隙，给无孔不入的犹太资本造成了一个可乘之机，美国的金融命脉最终操纵在犹太资本手中。央行乃是金融体系的根本，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落入犹太人之手，汉密尔顿设计的司法权防火墙也就成了“马其诺防线”。

一个大国的央行，居然不是由这个国家的主权控制，而是操纵在外人手里，这个世界上了除了美国也是没第二个了。这么多年看起来运转正常，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利益和犹太人的利益还是大体重合的。换句话说，美国对于犹太资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

然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民族，他们的故国永远是“迦南之地”（大体上说就是现以色列所在地），除此之外，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国家看作旅馆，暂时的栖身之地而已。如果有一天，犹太人发现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相背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美国，寻找下一个栖身之所。至于什么时候会发生利益背离，这事就不能说太细了，只要理解，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排犹风潮绝不是空穴来风。

中世纪欧洲排犹风潮

洛杉矶时报的一个名叫乔伊·斯特恩（Joel Stein）的专栏作家是个犹太人，他不小心说过一句话泄露了天机：'我不在乎美国人是不是认为我们控制新闻媒体，好莱坞，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我只在乎我们能继续控制他们。'（But I don't care if Americans think we're running the news media, Hollywood, Wall Street or the government. I just care that we get to keep running them.）

由此可见，美国的三大支柱：金融、高科技公司以及军工复合体，恐怕只有军工一项还握在美国的主体民族（信仰新教的白人WASP）手中了。

国之重器，岂可授人以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对杰斐逊派说一句：

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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